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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上)

 关福 2021-08-16

上海解放初期,负责情报、反特工作的潘汉年、杨帆等人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策略。在当时的公安系统之内,保留了一部分反正的特务人员,利用这些人深谙敌人内情的优势,让他们戴罪立功。

然而,到了1955年,随着“潘杨案”的波连,先前暂留的这些伪特人员们,最终纷纷被捕......

1955年,上海车站路第一看守所内,案情承办人员正在审讯室内严审一名“特务”,要他交代自己与潘汉年在各个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从事反革命的整个历程。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名“特务”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的入党推荐人是已逝的革命烈士——刘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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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吐露革命经历的过程,如同电视剧《风筝》一般戏剧化

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之中,接下来,此人诉说了自己一系列的革命经历: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参加中共特科,参与了击毙叛徒,为彭湃等人报仇的锄奸行动;

变卖家产,倾家荡产在租界筹建红色幼儿园,庇护了大批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其中就包括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毛岸龙。

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去延安,入陕传递国共合作抗日的密信。

策划炸沉日军军舰“出云号”行动,潜伏汪伪政府,营救新四军战士,以及解放前策反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率军起义......

随着这名“特务”的不断“招供”,审讯室内,办案人员们的神情变得逐渐严肃起来,众人再看面前这名“特务”之时,眼神中都不由地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内心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眼前的这个人,有着如此传奇而又令人动容的革命经历,怎么会是一名反革命特务?

而就在此人被关押不久,一封信函悄然寄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内,信上写着:

“上海有一个叫董健吾的人,此人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子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却被关在大狱之内,还请中央审查,是否应当?”

曾经负责过特科工作的周总理,对这个叫董健吾的人也有印象,在看完信函之后,他立即找到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请他负责尽快查办此事。

得到消息的罗瑞卿亲自去了趟上海,在当地进行了仔细调查,并亲入监所之内探望了董健吾,随后他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并作出了对此人“取保候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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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

其后,随着中央对董健吾的全面审查,当年那个隐匿于历史迷雾当中的红色牧师,最终浮现在人们眼前,他那逐渐清晰的身影,让许多人在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不禁泪眼婆娑......

毛主席曾动情地评价过董健吾:

“我总算才明白,当年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却悄悄隐匿了起来,而我们这些熟人,他谁也不来找,真是一个怪人。”

01富家次子,家族寄望

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江苏省青浦县(1958年青浦才划归上海)东门棣华堍董家大院之内,诞生了一名男婴。

董家虽然家境富裕,但人丁一直不旺,到了董守之这一代,已经连续单传了两代。此时,董守之夫妇膝下虽然已有大儿子董羊生,但单传的惆怅,始终萦绕在整个董氏家族人们的心头。

原本所有人都以为,这一代,单传的命运还是难以打破。谁知隔了十四年,董家竟然再次添得一名男丁,一时间,董家上下无不欢喜非常。

董家当时的当家人是董守之的母亲——董沈氏,笃信基督的老太太欣喜之余,为自己这个年幼的孙儿取了一个富有蕴意的名字——董选青,寓意这个孩子是上帝为董家遴选的好青苗,未来必将光大董家的家业。

当时的董家上下,谁也没有想到,这棵被大家寄以厚望的青苗,其未来成长的历程将会那么传奇,那么倔强。

02学习西学,改名健吾

清末时期,国人学习西方自强的信念,渗透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当中,西学渐盛的大环境之下,一些富裕家庭在培养子弟之时,大多选择了西学这条路子。

董选青自然也不例外。

在祖母董沈氏的安排之下,幼年时期的董选青被送入青浦圣公会小学读书。

当时的董家家中,还寄居了一名西方女传教士,这名鲍姓女传教士被董沈氏认作了干女儿,彼此之间,如同家人一般亲近。

在鲍小姐的悉心教导之下,董选青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知识,英文水平更是突飞猛进,自幼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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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坞中学,始建于光绪二十八年

其后,鲍小姐将董选青推荐到了苏州一家教会所办的桃坞中学读书。在这所学校当中,董选青勤奋学习,同时注重锻炼身体,在他看来,只有具备强壮的体魄,未来才能发扬自己的志向,在社会上做出一番事业。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董选青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董健吾(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接下来的文章之中,统一称其为董健吾),而这个名字,未来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史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符号。

03撕美国旗的牧师

中学毕业之后,勤奋好学的董健吾在家族的支持之下,进入了圣约翰大学之内继续深造。

在这所声名远扬的教会学校之中,董健吾学到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其中就有一位名叫浦化人的同学,成为了董健吾日后走上革命之路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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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期的浦化人

浦化人是董健吾的同级同学,幼年之时,家境中落,随后接触了大量的底层人民,这便使得同情劳苦大众的浦化人,思想激扬,充满了革命情怀。

当时,两位年轻人同住在一个宿舍之内,每每入夜之后,两人扺掌畅谈,评点国事,当提及时下黑暗的局势之时,两人往往不禁扼腕长叹、激愤不已。

浦化人对革命的向往,以及对光明的期盼,深深影响了同是热血青年的董健吾。此刻,他还没有觉察到,那颗革命的种子已经悄然埋藏在他的心底,正在默默地酝酿着力量,等待着破土萌发的时机。

而这个时机,很快便来到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国巡捕悍然射杀民众、学生的恶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愤慨。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迅速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浪潮。

圣约翰大学虽然是由外国教会承办,但学校之内也不乏爱国师生,这些人随后纷纷投入到了罢课、罢教的反帝洪流当中。

而对于这种爱国的正义运动,身为校长的卜舫济却深为不满。

为了阻止该校师生参加罢课、罢教等一系列爱国活动,卜舫济直接下令,圣约翰大学学校提前放假,同时还派人,强行撤了师生在校内设置的纪念“五卅”死难烈士的灵堂。

卜舫济当时将严防校内集会活动的任务,交给了自己最信任、并且视为自己接班人的——董健吾,叮嘱他一定要观察注意,将校内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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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舫济

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董健吾,最终却站到了爱国运动的最前沿。

当时的董健吾左右为难,一面是锦绣前程,一面是苦难家国。

年轻的董健吾扪心自问,面对家国遭受如此深重祸难,自己是该继续寄身洋人的篱下,甘愿背弃民族之利益;还是摒弃个人私利,慷慨激扬民族之正义?

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董健吾最终毅然站到了爱国师生的这一边。

6月3日,圣约翰大学师生在董健吾的带领之下,降下了该校悬挂的美国国旗,并将其撕成了碎片。

随后董健吾等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在校内升起了中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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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斐蔚堂,为纪念圣约翰大学师生在1925年6月3日发起爱国运动,后改名为“六三楼”。(现华东政法学院内)

那一天,在全体师生签字“永不回校”的签名簿上,董健吾的名字,签在了最前面。

看着签名簿上那个刺眼的名字,卜舫济的手不由地颤抖了起来,这个自己最看好的接班人,最终却以如此决然的态度,与自己、和其本人的锦绣前程,彻底决裂。

卜舫济当时喃喃地说着:“年轻人,你终究会后悔的。”

“我后悔过吗?我从不后悔。”

多年后,当董健吾再次回忆当年的往事之时,他摇着头说道:“正是因为那次出走,我才最终遇到了党,遇到了我后来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共产主义。”

04屠刀之下救人

离开了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在圣彼得堂内当了一段时期的牧师,随后,在家人的活动安排之下,回到了青浦县老家,担任起了青浦县立中学的校长。

因为当时有规定,国民党县党部国立学校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董健吾随后便填了个表,加入了国民党。

而这个身份也成了其日后革命活动的双刃剑,董健吾既利用国民党这个身份帮助了不少革命战友,也因为这个反动身份最终备受连累。

1927年3月22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趁势攻占上海。青浦县随即成立了革命政府,全国上下,放眼望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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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攻克湖州会馆

董健吾看着革命军队势如破竹,革命浪潮席卷宇内,内心激动不已,他想到了当年与浦化人一起的夜谈,以及彼此憧憬的那个光明未来。

当时的董健吾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革命很快便会胜利,而中国的未来必将一片光明。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仅仅隔了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便撕下了革命的伪装,露出了其反动的面孔。

1927年4月12日,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成百上千的革命志士,纷纷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白色恐怖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其他地方,鉴于董健吾是青浦当地声名卓著的社会人物,又是国民党员,青浦县县长顾莞生随后邀请他一起参与当地的“清党行动”策划。

参加会议的董健吾,不忍昔日相识的共产党员蒙祸,便借故寻机,悄悄派人前去通风报信,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此番抓捕行动,最终落空,青浦县内无一名共产党员被捕、被害。

随后,因为青浦当地官员的怀疑,董健吾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携带家眷前往上海,重新操起了牧师的职业。

当时的董健吾内心非常迷茫,上海街头时常响起的警哨和枪声,身边朋友们遭遇不幸的噩耗纷至沓来,使得身在教堂之内的董健吾,彷徨、踌躇不已。

那些一心寻求真理的人们,正在被戕害、屠杀,而我却只能在教堂之内讲经布道、宣传基督,自己这样的职业,该如何做,才能够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呢?

正当董健吾彷徨、迷茫之际,一位老友悄然来到了教堂之内。

他便是董健吾昔日的同学——浦化人。

05在最黑暗的时刻入党

浦化人告诉董健吾,自己如今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进入了拥护革命的冯玉祥队伍当中,而且冯玉祥将军本人已经皈依基督,现下正在军队之中大力支持信教布道。

随后,浦化人便邀请董健吾一同加入冯玉祥的军队,利用其牧师的身份,投身革命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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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军士们手持圣经

这个建议,让一直迷茫不已的董健吾,顿时看到了一线光明,当下的上海,已经被黑暗笼罩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只有革命存在的地方,他才能感到心安,感到存在的意义。

1927年6月,董健吾登上了西行的火车,来到了洛阳冯玉祥的军队之内。冯玉祥对这位教义精深、知识渊博的董牧师礼遇非常,他随即便聘请董健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在冯玉祥的队伍当中,董健吾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同时对苏联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主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就在董健吾准备跟随冯玉祥,在革命的道路之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冯玉祥本人的思想却开始发生了变化,他的队伍里随后也传出了“清党”的声音。

因为董健吾的清白处世、正派作风,思想趋向革命,军中纷纷传言,他这个牧师,是个“红牧师”,是中共方面派来的。

当时的董健吾曾对浦化人抱怨道:

“要是我真是中共,倒也算是件好事,可惜我不是呀,我还没有这个福分,现在看来兴教救国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还得走苏联这条革命道路。”

浦化人听了董健吾的抱怨,盯着他看了许久,最终下定决心问道:

“你真的想要参加共产党?当共产党可是会有杀身之祸的,上海那边,地下党员都被杀了好几百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董健吾看着浦化人,坚定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共产党,所以这话我才敢说,如今看来要救中国,只有依靠共产党。人各有志,我相信共产党的主张,为信仰的主义奋斗,虽死无憾。”

浦化人看着董健吾,点了点头,然后告诉他,让他等自己的消息。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浦化人来到董健吾的房间,邀请他一起出门走走,两人走在大街上,逛了好几圈,最终在一个偏僻的路口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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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

此时,路口的中央,站着已经化装准备离开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刘伯坚紧紧地握着董健吾的手,沉声地说道: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你依然坚定地要求入党,精神可嘉,党组织欢迎你,我的好同志!”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夜晚,在那个幽暗偏僻的角落,董健吾对着无边的夜色,看着越行越远的刘伯坚,举起了手臂,坚定地宣誓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几天后,冯玉祥将军接到了南京方面发来,要求逮捕董健吾的密电,而不愿加害共产党的冯玉祥,随后送给了董健吾一百银元,派人悄悄将他送回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各方势力在此纵横交错。

回到上海之后,在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很快便联系上了组织。

原本组织上准备安排董健吾在互济会工作,但负责特科工作的陈赓认为,董健吾的牧师身份以及可以提供掩护的教堂,非常适合加入特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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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工作时期的陈赓

随后,董健吾被陈赓安排在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内工作,同时负责掩护、联络党组织的行动。

自此,圣彼得堂便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堂,根据组织的需要,董健吾将教堂内部构造进行了一番修改,加设了一系列后门、密道、便门、暗室,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特科联络点。

在那段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周恩来、鲁迅、李立三、李维汉、潘汉年、冯雪峰都曾在这个秘密联络点内主持会议,讨论工作。

党的一些重要文件、资料、进步书刊,也都汇集在这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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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中共联络点的圣彼得堂

董健吾后来曾描述过当时的圣彼得堂内的情况:

这所教堂从外面看,跟其他教堂并没有任何区别,但教堂最神圣的地方——圣坛,它的底下却是空的,我每次存放资料,都将地板撬开,然后将分类包扎好的资料,一摞摞地放下,再恢复原样,不露痕迹。

这段时期,董健吾凭借着与国民党显贵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的关系,以及在青帮中“同”字辈的地位,再加上牧师的身份,经常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家庭之中,为组织积极收集各方面的情报。

当时的董健吾一直在上海滩忙于搜集各方情报,并不直接参加武装行动。直到一天夜晚,陈赓亲自敲开了圣彼得堂的侧门,并随着董健吾来到了密室之中。

随后,陈赓神色严峻地对董健吾交代了一项任务——协助红队,除掉出卖彭湃等人的大叛徒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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