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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3日晚，潘汉年被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他领导的“潘汉年系统”及密切交往的人，多少受到牵连。仅上海一地，因株连而被逮捕的就有800多人，受处理的100多人。 上海看守所内，一名“特务”遭到严格审讯：“你与潘汉年是如何联系的？参与了哪些反革命事项？你们还有哪些同党？”被审讯的中年男人，面不改色心不跳，正义凛然道：“我是地下共产党员，1928年在刘伯坚、浦化人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  图|刘伯坚 在“特务”不断“招供”下，负责审讯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这是一位神奇的人物！1928年入党，加入中央特科，铲奸除恶；变卖家产，筹建大同幼稚园，收留烈士及革命领导人子女，包括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作为宋庆龄密使，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的联系…… 办案人员大惊，他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特务”，他们的神情变得严肃，眼神充满敬意。同时，也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眼前这个人，有如此传奇又令人动容的革命经历，怎么会是反革命特务？ 他们不敢轻易定案，于是密信请周恩来做决断。周恩来看完信函后一惊：这个人他认识——红色牧师董健吾！周恩来立即找到公安部长罗瑞卿，请他负责查办此事。罗瑞卿闻言，当即赶到上海，探望董健吾后，向中央报告相关情况，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 中央随即展开全面审查，隐藏于历史迷雾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这位红色牧师的神秘身影逐渐清晰起来。证实他为我党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最后宣布“无罪释放”，并授予官职。 毛泽东得知后，动情地说：“我总算才明白，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周继吾，以及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他们居然是同一个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也不来找我们，他真是一个奇人。” 关于董健吾的故事，请看笔者娓娓道来。 神秘牧师董健吾，1891年生于上海，原名董选青，拥有多重身份，“周继吾”、“王牧师”是他的化名，用这几个名字干过不同的惊天奇事。董家是一个基督教世家，早在清朝时，外国牧师来传教，就住在他家。董健吾的家人先后入教，董健吾是第四代教徒。  图|董健吾 1914年，董健吾考取圣约翰大学，这是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学校， 宋子文、浦化人等都是他的同学。1924年，董健吾回圣约翰大学供职。次年，“五卅惨案”爆发，深受爱国主义进步思想熏陶的董健吾，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 这一举动让美籍校长卜舫济非常不开心，校长原本非常赏识董健吾，有意培养他为接班人，现在却与他决裂，将他开除学籍。董健吾二话不说，拿起笔就在“永不回校”的宣誓书上签下名字。卜舫济气得双手发抖，还不忘逞口头之快：“年轻人，你一定会后悔的！” 董健吾铿锵有力，一字一句地说：“侵我家国者，辱我国人者，董健吾与之势不两立！” 不久，上海圣彼得教堂聘董健吾为第五任牧师。没多久，同学浦化人（已是中共党员）邀董健吾一起去冯玉祥部，担任随军牧师。董健吾与冯玉祥晤谈后，彼此十分相契。 冯玉祥被董健吾豁达豪放的性格和丰富的学识打动，知道他通晓英语，便让他担任英文秘书，还给了不小的权力，令其长驻洛阳。两人关系愈发好，再加上冯玉祥妻子也是基督教徒，冯玉祥本人也加入了基督教，是以彼此之间关系更加亲密。 有一次，冯玉祥部下搞党内清算，把董健吾列在嫌疑人名单内。董健吾知晓后，对浦化人抱怨道：“居然清算到我头上了，你说可笑不可笑，我看他们是脑子有坑。我要真是共产党就好了，现在白担这么一个虚名。” 这番话让浦化人很高兴，他决定发展董健吾入党。1928年，通过刘伯坚和浦化人的介绍，董健吾加入共产党，从此走上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道路。 冯玉祥下野后偏居一方，蒋介石仍不放心，他派郭春涛监视冯玉祥的动向。冯玉祥身边不再安全，董健吾接受冯玉祥的建议离开。分别之际，董健吾的亲共倾向让冯玉祥赞叹，说：“你真是一个怪牧师。”随后，赠送川资200元，以示友好。  图|冯玉祥 董健吾回到上海，依然在教堂供职。不久，王弼与他取得联系，董健吾加入互济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李维汉、潘汉年等人。 此后，董健吾以牧师身份出入监狱，找犯人说话，不受监管。别人以为他在传教，但谁也想不到，他实际上是在沟通“犯人”和组织的联系，为组织开展营救工作积极部署。没错，这些“犯人”就是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 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开展工作，董健吾将教堂建设成我党秘密据点。此后，各种秘密活动和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包括宋庆龄、鲁迅等盟友也常选择在这举办相关活动，从未被敌人发现。陈云晚年时，对特科和董健吾等人高度评价，赞扬他们的功劳、勇气和智慧。 “三毛”之缘1929年，周恩来提议在上海创办幼稚园，托管革命者子女。董健吾着手去办，并任园长。出于安全考虑，他请了于右任题写园名——大同幼稚园（取天下大同之意，与共产国际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又请宋庆龄为其写牌匾，国民党这次没有怀疑。 次年下旬，杨开慧牺牲，毛泽东的3个儿子无人照顾。1931年1月，考虑到长沙很不安全，毛泽民将暂住在舅舅杨开智家的三兄弟，转到上海大同幼稚园。当时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与其他革命者子女一起，得到了大同幼稚园的照顾。 按理说，大同幼稚园开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又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担保，孩子在这里非常安全。可没想到好景不长，有叛徒供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据点，亲自带领敌人逮捕曾经的战友和同事。我党应对不及，上海党组织几近被摧毁，工作人员有的被逮捕，有的四处躲避，无暇顾及幼稚园的孩子。  图|毛岸英与毛岸青合影 孩子流落街头，乞讨为生，睡马路，捡垃圾，给人推黄包车......有一天，毛岸龙突然生病，毛岸英和毛岸青将弟弟藏在隐秘角落后，出去乞讨。待日落西山，乞讨一天后回到原处，哪里还有毛岸龙的影子？他俩后来一直在找毛岸龙，始终没有找到。 得知毛泽东三个儿子流落街头，董健吾托人四处寻找，找到后收养在自家。但因他现任岳母不愿照顾多出来的两个孩子，日日挑刺。董健吾只好去找前妻帮忙，让这两个孩子与前妻黄慧光的孩子一起生活。 因此，毛岸英两兄弟与董健吾儿子结下了深厚友谊。十余年后，毛岸青给董健吾次子董寿琪写信表示感谢：“时隔日久，我们在上海的艰难生活仿佛历历在目。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的帮助和照顾。至今想起，依旧感怀，心里十分感激。” 国共秘使董健吾培养自己的女儿作为传信员，传递他与宋庆龄之间的秘密信件。1936年1月，宋庆龄写信邀董健吾会面，会面后，宋庆龄说：“这里有一封信，必须你亲手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你马上动身到陕北，去瓦窑堡走一趟。” 原来前几日宋子文找到宋庆龄，说奉最高当局之命，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告诉共产党高层，国民党愿意共同抗日，共商合作事项。当然这件事要避开蒋介石，因为他正一心执意剿共，不可能同意与共产党合作，但抗日行动刻不容缓。 宋子文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有联系，专程找到她商量此事。宋庆龄略微一想，她想到了宋子文的老同学董健吾，建议让他秘密出使西北。宋子文大喜，给了董健吾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并化名周继吾。该身份和委任状，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发。 董健吾到西安后，靠自己的力量无法顺利到达红区。他找到驻军在西安的张学良，开门见山说：“我要去红区，借你飞机一用。”张学良一听，拍桌跳起来，怒道：“你说什么？你要去红区？还专程来向我借飞机？你知不知道，凭你这句话，我可以让你掉脑袋！”  图|董健吾 “少帅息怒。”董健吾立刻作出详细解释，表达最高当局有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愿，再说明自己是宋庆龄和宋子文派来的。又与张学良谈爱国情怀，谈抗日的必要性。张学良父亲张作霖就是死在日本人手里，张学良与日本人有血海深仇。 又加上当时张学良听蒋介石的话，导致东三省很快落入日本人手里，张学良也失去了大半势力，担负骂名，早就后悔不迭。张学良的一腔爱国热血被董健吾触动，他抓着董健吾的双手，激动得不能自已。 看过孔祥熙亲自签发的委任状，经致电南京确有周继吾此人，张学良本人也有联共的想法，他对董健吾的身份和使命深信不疑。他将董健吾奉为上宾，并放出消息周继吾是从南京来的，打消蒋介石的顾虑，还作掩护瞒过特务的耳目。 事不宜迟，张学良派出自己的私人座机，将董健吾送到延安。瓦窑堡离延安有200里路程，西北二月，天寒地冻，雨雪纷飞，董健吾在坎坷的泥泞路里艰难跋涉了6天，到达目的地。 瓦窑堡众人热情欢迎董健吾的到来，但此时毛、周二人各有要事，都不在瓦窑堡。董健吾将宋庆龄的信件交给高层领导，他们随即以电报形式将信中消息转达毛泽东与周恩来。接着，董健吾详述了张学良不愿内战，希望一致抗日的想法。 最后，董健吾提及岸英、岸青两兄弟在他家的情况，向毛泽东询问往后如何安排。毛泽东回信表示非常感谢，但陕北战乱，条件艰苦，不利于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希望毛岸英两兄弟继续暂居上海。如果有机会，请将他们送到苏联国际学校，苏联同意接收一批共产党子女。 事情办妥，董健吾离开瓦窑堡返回西安。两日后，董健吾回到上海，见到宋庆龄，递上中共方面的密电。自此，中断多年的国共通信重新连接，董健吾架起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桥梁。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安，见到了周恩来。  图|周恩来 张学良和周恩来相谈甚欢，他相信了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抗日的决心和意愿。也相信他们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正确的，合理的，可行的！ 送去苏联董健吾返回西安时，张学良在西安设宴为他接风洗尘。期间得知，前几日赵四小姐不慎摔破了几件古玩，不易找到合适的珍藏来替代，郁结于心。恰巧董健吾认识一个古董商朋友，再三请求下，这位古董商朋友卖了一套彩瓷给他。 董健吾将这套彩瓷送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爱不释手，愿花重金买下，董健吾坚决不收，只说大家同是爱好古玩之人，这是作为朋友给他们的礼物。 张学良欠了人情，有点不好意思，一再问董健吾有什么私人要求尽管提。董健吾再三推迟不过，就说：“我这里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儿子，两个是我朋友的儿子，我希望能送他们出国到苏联读书。”这在张学良看来，是一件小事，他爽快答应了。 董健吾认为少帅日理万机，未必有时间将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也就没有在意。一天，张学良打电话给董健吾说：“我已到上海，此行除公事外，可顺带了却一桩私事——送孩子出国。”董健吾闻言欣喜万分，立即约张学良面谈。 见面后，张学良告诉他：“李杜将军不久将取道法国到苏联去，可乘此机会，让李杜将军带孩子出国。”李杜是张学良的部下，也是张作霖旧部，可以信赖。张学良当即把李杜的联系方式给董健吾，又随手一挥给了他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孩子作学费。 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董健吾给3个孩子打扮一番，送到李杜处。1936年6月底，李杜带孩子从上海启程，8月抵达巴黎。苏方只同意毛泽东的儿子入境，其他人不能批准。最后，康生亲自将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接到苏联，在国际儿童学校入学。  图|宋庆龄 董健吾送走毛岸英两兄弟后，了却一桩心事，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宋庆龄又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送两个美国人（作家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 西行漫记宋庆龄告诉他们连接的暗号，又在纸上写下一句外国诗，盖上章，裁为两份：一份寄给斯诺，一份交给董健吾。在西安，董健吾与斯诺二人，通过暗号和完整的诗句，顺利接上头。确认过眼神，是彼此要找的人。 董健吾立刻启程，再次去见张学良，想用他的私人飞机送斯诺两人去苏区。不巧，张学良刚换了个美国飞行员，如果美国人去红区却没回来的消息一出，将会大事不妙。 于是，张学良给他们安排了军用卡车，让他们搭卡车去红区。每日都有很多这种军用卡车来往苏区，不会有人怀疑。一天早晨，董健吾带了个穿国民党制服的年轻人来见斯诺，邀他去汉朝古城遗址一游。 这个年轻人一路不说话，到遗址时突然抓住斯诺的胳膊，眨着眼睛问他：“看看我是谁，你认出我了吗？”斯诺不认识他，抱歉地摇摇头。年轻人说：“我以为你会见过我的照片。”他把脑袋往后一仰，盯着斯诺的表情，想看他惊讶的神情，说：“我是邓发——” 邓发！斯诺惊讶万分。他知道邓发是共产党人，国民党正悬赏5万元要他的脑袋，现在居然出现在国民党腹地，明目张胆跟在张学良身边！这怎能不让人吃惊！这时，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如果斯诺发现他身边另一位也是共产党人，想必他会更吃惊。 “王牧师”隐藏得很好，斯诺直到晚年都只认识“王牧师”，不知道他董健吾和周继吾的身份。邓发高兴地跳了起来，热情拥抱斯诺，一个美国人，自告奋勇去红区，邓发很敬佩他。他愿意给斯诺任何东西：“我的战马你要不要？红色战马。”  图|张学良 共产党的大胆给了斯诺很大的触动，后来他把这些都写进《西行漫记》里。“你不怕死吗？”斯诺问他。“不怕！要怕也是张学良更怕，我住在他家里。”邓发笑着说。在这次西行途中，斯诺非常喜欢王牧师。王牧师学识丰富、见多识广，性格豁达，还能做他翻译。 斯诺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听王牧师聊天，讲王牧师的故事和对政治时局的解释，判断和分析。王牧师的话让斯诺出乎意料，他说，就算是为了王牧师一人，也愿意到西安一行。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作家，一个牧师，他们在短短的旅途里，结下深厚情谊。 英雄悲歌1960年6月，斯诺有一次来到中国，和毛泽东促膝长谈9个多小时，随后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想见一见“王牧师”。“王牧师？”毛泽东困惑了，他不认识此人。几天后，周恩来几经波折，找到浦化人，才知：“王牧师”的真实身份就是董健吾。但是董健吾现在在哪里？ 原来董健吾送别斯诺后，回了上海。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战火四起，董健吾潜伏上海“孤岛”，为我党收集日伪重要情报。期间，他策动苏州的城防司令厉百川发动起义，营救出多名新四军干部，还为肃清上海暗藏的敌特做了大量工作。 但在混乱中，他与地下党失去联系，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的关系再也没有连接上。斯诺先生提起后，中央派人到处寻找，终于在上海找到他，得知他去做了医生。 1961年初，陈赓与阔别多年的老战友董健吾会面，两人惊喜不已，一番寒暄，互道青春易逝，年华易老，物是人非，想不到还有再见面的机会。陈赓说：“你知道我在国防部，为什么不来北京找我？写封信总是可以的嘛！”董健吾笑而不语。 1964年10月，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有关方面曾打算安排斯诺在上海与“王牧师”会面。可是，正在上海访问的斯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刻回北京。斯诺与“王牧师”又一次失之交臂。  1970年，斯诺再度访华，想见“王牧师”。此时，董健吾已因晚期胃癌卧于病榻，生命垂危。12月2日，邓颖超直接与上海市委联系，告知此事。然而，董健吾已是弥留状态，抢救为时已晚…… 12月25日 , 圣诞的钟声飘来，这位昔日的传奇牧师怀着遗憾与世长辞。英雄永世长存，“王牧师”这个名字在《群星照耀中国》里，绽放永久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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