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毛主席得知董健吾是儿子救命恩人，指示陈赓：赶紧让他出山

引言

1970年10月，“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多次请求来华，得到了组织批准。在等待毛泽东接见期间，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

于是，斯诺便提出：“我要见一见'王牧师’。”

毛主席见客人提出请求，自然不能怠慢。经过调查，中央才搞清斯诺口中的“王牧师”便是董健吾，同意和他见一面。

可此时的董健吾“动员回家”，这在斯诺面前太难堪，所以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调查，他们同意斯诺和他见一面。

只可惜斯诺根本等不及，错失了见面的机会。

同年年底，毛主席和周总理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

毛泽东对陈赓说：“我可算是明白了，去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护送斯诺'王牧师’，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这人真的是党内一怪，赶紧请他出山。”

01 董健吾走上隐蔽战线

1927年5月的某天，一辆黑色汽车从上海缓缓驶出，来到上海市郊青浦县董府门前。只见一个20多岁、颇有气度的年轻人下车，径直走进董家。

这个人，便是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找董健吾。

董健吾是何许人？1890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县。受曾祖母的影响，他很小便加入基督教。

董健吾少年时代天资聪颖，先是在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求学。1914年，他考入上海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

当时，宋子文和顾维钧也在这里就读，两人是同班同学，交往甚密。

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受聘于上海圣彼得教堂教学。之后，他先后在扬州教会学院、镇江美汉中学从事传教工作。

期间，董健吾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从上海警察局到租借巡捕房；上到蒋介石，下到杜月笙，他都有结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宋子文积极为蒋介石网罗人才。他以朋友、同学的情谊劝告董健吾，让他在蒋介石手下任职。

可董健吾对于宋子文的劝告不为所动，只能败兴而归。不久，一封来自西安的邀请信让董健吾重新走上了人生道路。

不久，董健吾接受了一位老同学的邀请，来到圣公会教堂担任牧师。而他的这位老朋友浦化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对外公开身份的的是国民党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

于是，董健吾在的组织的安排下来到西安。此外，他还在浦化人的引荐下，有幸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德全夫妇。

1928年，董健吾在河南开封在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下，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开始了自己全新的“传教布道”的工作。

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后，董健吾凭借着自己的合法身份，以及与冯玉祥将军过从甚密的关系，积极配合刘伯坚、浦化人等人在冯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兵运、农运和工运工作。

当时，董健吾还是随军牧师，主要的任务是传经布道。他利用自己这个身份，在冯玉祥布下传教的同时，还和将士们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因此，士兵们都称他为“西北红军中的红牧师。”

可就在他在西北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吸引了蒋介石安插的在冯玉祥军队中密探的注意。

于是，这些密探的“黑名单”上，出现了红牧师董健吾的名字。

恰巧这是，中共内部出现了叛徒，直接交代了董健吾的身份。因此，董健吾遭到了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的内部通缉。

在危机关头下，董健吾得到了贵人相助。在冯玉祥的安排下，董健吾南下武汉，然后秘密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直接受命于陈赓领导。

1929 年9 月，董健吾奉命侦察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出没地点和活动规律。

根据陈赓的指示，董健吾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配合中央特科，对白鑫的行踪进行了秘密侦察，终于协助摸清了叛徒白鑫的出没地点和活动规律。

董健吾通过社会关系，摸到了这个机密情报，立即通知了陈赓。由央特科“红队”立即行动起来，设法在和合坊范争波家附近租了几个房间，先把白鑫监视起来。

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毛泽民得知是三个还在长沙，便请示党组织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

02 董健吾收留毛岸英兄弟俩

1931年2月底，孩子们来到上海后，周恩来指示：将三个孩子送到我党中戈登路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

而这所大同幼稚园的创始人，正是时任上海秘密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董健吾。

在大同幼稚园，毛岸英兄弟几人享受到了难得的快乐时光。可就在不久，敌人破坏大同幼稚园的秘密党组织。

董健吾见自己的身份暴露，被迫暂时住在好友杨度家中躲避抓捕。

此外，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被逮捕，有的人暂时躲起来的避风头。而这些孩子们因为没人管，只能被迫流落街头。

从此，毛岸英便背着弟弟来到上海街头，过上了流浪儿一般的生活。后来，毛岸英在回忆起这段凄惨生活时表示：

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

毛岸龙突然生病了，症状主要是腹泻、发烧。一天，毛岸英带着弟弟毛岸青出去乞讨。等他回来，才发现弟弟不见了。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找到弟弟。

在好友杨度家中，董健吾躲了几个月。后来，杨度去世，他只能搬到党组织的另外一个联络点，即霞飞路松柏斋古玩店的楼上居住。

董健吾得知毛岸英兄弟俩流落街头，立即让妻子四处找寻。费劲一番周折后，他们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把他们的带回家里。

可当时董健吾夫妇还和岳母一同生活。对于这两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岳母不愿照料，心中颇有不怨。

于是，毛岸青兄弟在董健吾家里住了半年后，董健吾又将兄弟俩的送到前妻黄慧英家中——凤阳路修德里12号楼中。

为了掩人耳目，董健吾只说毛岸英兄弟是自己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时在这里住一段的时间，之后另有安排。

可就在不久，黄慧英觉得两个孩子的身份不寻常，董健吾便老实交代两个孩子其实是毛泽东的儿子。

黄慧英得知这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后，没有和任何人交代，但总是胆战心惊，经常为兄弟俩和自己家人的性命担忧。

而岸英、岸青正处在孩童贪玩的时期，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黄慧英怕他们出去和外人接触，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

当时，毛岸英和毛岸青正处于非常贪玩的时期，加上能说一口浓厚的湖南口音。黄慧英很担心他们和外人接触，也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此，她不仅没有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学，并且在这之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变换了几个住处。

毛岸英、毛岸青刚到黄慧英家，孩子们的生活费是党组织每个月发放，此外，董健每个月会给黄慧英20元生活费，此外还有一些补贴。

这段时间，孩子们在黄慧英家中生活稳定。

1933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央机关迁到江西瑞金。于是，毛岸青兄弟每个月的定时的生活补助暂时中止。

此时，董健吾早已辞去牧师职务，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对黄慧英家的生活补贴也渐渐无能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当时，黄慧英仅是一家庭妇女，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共七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黄慧英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领着子女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钱补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黄慧英也给毛岸英、毛岸青分派挣钱贴任务。

她通过邻居担保，给发行报刊的老板缴纳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种报纸，让岸英、岸青当报童在街上叫卖。

03 结识并护送斯诺

一天晚上，她在对账时，毛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非但未赚钱，还贴了老本，毛岸青挨了黄慧英劈头盖脸一顿骂。

已两顿饭没有吃的岸青，认定那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一支粉笔冲到马路上，在电线杆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打倒洋人”四个字，以发泄心中的恨意。

没想到，他们的举动被一位印度巡捕撞见了。巡捕见状，直接给了毛岸青一耳光。当即，毛岸青感到头疼欲裂，滚在地上惨叫不已。

毛岸英问询赶来，弟弟已经倒在地上。于是，他赶紧把弟弟背回去。因为没能及时医治，毛岸青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黄慧英家生活的四年，虽十分辛酸、艰难，但总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过来。

1932年以后，中共中央各机关陆续迁往江西苏区，原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调离，潘汉年接替陈赓，出任情报科长，黄健吾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在战斗中，董健吾和潘汉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潘汉年来到中央苏区。之后，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一直到1936年，他因为国共和谈的事情来到上海，两人才终于重新再见。

1936年6月，董健吾从延安回来不久，风尘仆仆赶到西安。这次，他是受宋庆龄之托，护送一位养人前往红都延安。

他负责护送的这位洋人，便是美国记者，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埃德加.斯诺。

由于这时的斯诺已经回到北平，再让他来上海和董健吾会合后回西安无疑需要绕道。

于是，宋庆龄和董健吾商量好决定在西安制订地下接头会合。由于双方素未谋面，宋庆龄还为他们接头的地点确定联络暗号。

就这样，董健吾结识了斯诺。他以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和谈吐深深吸引了斯诺。他虽然很快完成了任务，但两人今后都没有再见面。

04 建国后毛主席为他安排工作

1936年2 月27 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抵达陕北瓦窑堡。他告诉林伯渠，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由他收养，住在他上海的家里。

林伯渠一听，惊喜万分，当即代表毛泽东深表感谢。董健吾请林伯渠转告毛泽东，是否可以将孩子送到陕北。

林伯渠说，现在戎马倥偬，陕北条件不好，孩子还是暂留上海，搁一搁再说。

这次陕北之行，董健吾不进位抽恩来和张学良会谈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还让上海秘密党组织和中央取得联系。

于是，冯雪峰来到上海，暂时住在鲁迅家中。几日过后，他在宋庆龄家中见到了董健吾。交谈间，冯雪峰对董健吾说：

中共中央当即派冯雪峰由陕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

1936 年4 月，宋庆龄征得中共中央同意，请董健吾再赴西安。这时，西安事变爆发，李杜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杨承芳便带着董寿琪随李杜一道回国。

1936 年底，康生将毛岸英、毛岸青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是年毛岸英 14 岁，毛岸青 13 岁。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年，毛岸英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了董健吾的情况，立即给他敬爱的董伯伯写了封流露无限深情的信，信中说:

“想起当年在上海的不少情景，特别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董伯伯及全家对我和岸青的照顾，至今不能忘怀，万分感激。'

而董健吾因为潘汉年一案收到牵连，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后因为没有真凭实据，于1957年被释放回到老家。

在家乡，董健吾开了一家推拿小诊所，生活结局。直到1970年斯诺来华访问，毛主席才知道董健吾便是自己是哪个的孩子们的救命恩人。

陈赓奉毛主席之命，找到了董健吾。之后，他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一职。

陈赓

从此，这位曾经在白区长期奋战、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红色牧师”才回到工作岗位上。

1970年12月12日，这位曾经在革命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党人黯然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