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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出国 第二次西安之行期间，董健吾有机会与张学良作更多的接触。董健吾生性健谈，为人又豪放开朗，很快就受到张学良一家人的欢迎。有时，他还陪着赵四小姐打打麻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雅好古玩，藏品之多，堪称琳琅满目。当年在上海地下党开设的松柏斋古玩店工作期间，董健吾颇结识了几个行家里手。在与古董商们的交往中，他学得了不少品鉴古玩的知识和经验。 张学良家的珍玩经董健吾仔细鉴定后，发现赝品多于真品。起初，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还不大相信。经董健吾点出毛病、说明原由，并将真假实物样品对照比较后，他们才开始信服。闲谈时，董健吾经常神侃他在古玩店耳闻目睹 的种种奇闻趣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听得津津有味，彼此在感情上越发融洽了。 有一次，赵四小姐不慎打破了几件心爱的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 见此情景，本来就一直在盘算着如何答谢张学良的董健吾就动开了脑筋。不久，他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个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来往的古董朋友，看到他珍藏着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这套瓷器色质细腻，造型精美，彩绘的人物有挑担的、推车的、打水的，个个神态逼真，狮、虎、狗、猫等各种动物也栩栩如生。细品之下，件件精致可爱，确属明代珍品。遂与之再三情商，始允割爱。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府，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愿出重金买下。董健吾婉言辞谢，但坚持要他们作为朋友的礼物收下，以留作纪念。 返沪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起初并不在意，以为他只是一般的客套，就笑着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为一致抗日作贡献，我愿足矣！更何他求？张学良虽然点头称是，但仍一再追问董健吾个人有什么要求，说他一定尽力帮助解决。董健吾这才意识到张学良是想答谢他馈赠古玩的这份人情。 见张学良确是出于真情，董健吾不觉心中一动，想起了毛岸英兄弟，就把深藏于心底的念头说了出来：“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如果能送这三个孩子赴苏联读书，待学成归来也好为国效劳。”见张学良略作沉吟，董健吾觉得这本来就是件难办的大事，说出来也不过是拗不过张学良的一片美意，免得他再提答谢之事，所以并没有抱多大奢望，讲过也就算了。一再说，这样的事也不适于在酒席宴上细谈。当时，大家的话题很快转到别处，董健吾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出乎所料，大有古风的张学良却是一诺千金。 董健吾二次西行回沪不到两个月，有一天，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告诉他：已在沪。此次来沪除有公事外，还要了却一桩私事，履行其在西安时许下的诺言。他约董健吾于次日上午去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间晤面。接到电话，董健吾真是又惊又喜，他想不到张学良如此言出必信，现在还专门为此事找上门来。考虑到这是关系到毛泽东的两个儿子的大事，他立即向党组织请示如何处理此事。在董健吾的要求下，第二天，上海地下党派刘子华陪同前往。 与张学良相见后，张学良告诉他们：此次赴沪系秘密活动，故不便在公寓约见。他的部属李杜将取道法国进入苏联，绕道到中苏边境，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张学良决定乘此机会，让李杜将军带三个孩子出国。交代了与李杜联系的办法后，张学良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孩子们的出国经费。会面结束后，张学良亲自驾车把董健吾和刘子华送至复兴公园门口。 数年间，黄慧光一家与毛岸英兄弟生死相依，再加上才13岁的儿子董寿祺也要随之远离乡国，黄慧光心中实在割舍不下。当时正是夏天，黄慧光流着眼泪夜以继日地赶缝了三件灰布小棉袄，又与董健吾为三个孩子添置了两只小皮箱和一应生活用品。数日以后，董健吾与李杜接上关系，将毛岸英兄弟和董寿祺送到法租界宝鸡路（今宝庆路）李杜的寓所。 1936年6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名义办妥出国护照，三个孩子以他儿子的身份同行。冯雪峰派出上海地下党的杨承芳以李杜秘书名义随同出国，其实际任务是护送毛岸英兄弟赴苏联。6月底，李杜和三个孩子及其他人员一行9人乘海运公司的法国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穿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于7月底到达法国马赛港，再改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与苏联驻法领事馆接洽，因苏联国内正在搞肃反，对入境人员控制极严，苏方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由苏联驻法领事馆通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出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进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撰写《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1937年，曾任冯玉祥秘书、与董健吾共过事的老朋友简又文在上海人间书屋办了一份文史半月刊《逸经》，向董健吾约稿。董健吾遂为之写了几篇关于李白家世考证和李白诗歌鉴赏之类的文章。这时，为新的秘密任务而奔波于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潘汉年得知此事后，觉得他在这方面也有可供发挥的能力。一次，潘汉年提着一捆材料来找董健吾。这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们在延安撰写的一批长征回忆录。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组织参加过长征的有关人员撰写长征回忆录，这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五章所提到过的“一部关于长征的集体记录”。经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爬梳清理，加上自己西北之行中得到的一些材料，1937年5月16日，董健吾写成了一篇长达1.7万字、题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 在文章前面的引言中，董健吾在闪烁其词地交代材料来源的同时，明确地指出了所述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子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正文从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写起，按时间顺序，记述了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及行军路线。从突破湘江封锁线、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到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而结束。 文章还附有1936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送周恩来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时所拍摄的一张照片和一幅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以及《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表中按“行军日期”、“出发地点”、“经过地点”、“宿营地点”、“里程”等详细列出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6日起到1935年10月21日为止的全部日程。文稿杀青后，潘汉年当即赞扬此文写得简洁明了，写出了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奋斗、智勇兼备地突破重围取得的伟大胜利，并预言这是一篇能震动人心的好文章。此后，潘汉年将借给董健吾的一捆材料又拿了回去。 文章中一些精彩的片断，今天看来还弥足珍贵。如写到1935年5月8日，红军由云南向四川会理进军途中，翻越号称“火焰山”的云南武定三台山：“山上的羊肠小道，千转万曲，已属难行。加以整个山上没有一点水，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点风。在五月热烈的阳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难远甚于经过北方的沙漠。那时幸有几十个老百姓将一桶桶水顶在头上，送上山坡，他们靠卖水发了一笔千载难逢的小财。这批爬荒山的行旅，确喝了一杯续命的凉水。” 又如“7月初在从卓克基翻越雪山毛儿盖进军途中，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迷失方向，断粮四日，冻饿而死者达三分之一。红军主力得到第六团的求援电报，立即筹集大批粮食、猪肉、牛羊等，派输送队兼程赴援。该队即由芦花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泥泞崎岖的山路，搜索前进，才找到了待援的孤军。这些僵卧在冰雪地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欢迎他们的救星，述说他们经过的情形。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爬山也有劲了。这班输送队就做了他们的向导，领他们与主力会合。” 文中还客观地介绍了凉山彝族的情况，澄清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诬蔑之 词。以凉山彝民对红军的友好态度和积极参加红军的事实，宣传红军民族政策取得的胜利。 1937年7月，文章以“幽谷”（谐音忧国）的笔名连续刊登在《逸经》第33、34期上。不出潘汉年所料，文章的发表果然轰动一时，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关注。国民党当局则暴跳如雷，企图兴师问罪。幸亏《逸经》负责人简又文和谢兴尧与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相熟。邵力子出来表态，他认为《逸经》发表该稿，没有其他含义，并依例用公函通知该社：此后发表文稿，务望审慎云云。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此文的发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使红军的真实消息迅速传遍了国统区，国民党对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歪曲宣传、造谣攻击不攻自破。 不久以后，由开明书店发行，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1937年7月15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七期将题目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予以全文转载。它成为国内最早公开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第一篇文章，也成为后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董健吾此文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局外人一直不知作者究系何人，“幽谷”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历史面纱。董健吾生前虽曾将此事告诉过其子女，但其子女对此不敢予以确信。迟至80年代中期，他们始得知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中确有《逸经》这份刊物，刊物上确实刊登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这样一篇文章；他们又从董健吾生前友人处查实其父当年曾以“幽谷”的笔名写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素材为潘汉年所提供，这才认定该文确系其父遗作。 董健吾此文发表后不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一年后被翻译成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在上海发行。此前，陈云于1936年初化名施平，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英勇的西征》一文，介绍了红军长征的部分情况，但用的是俄文和法文，因此国内很少有人看到。 董健吾的这篇文章早于斯诺其书，详于陈云其文，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可低估。 ·忠心不改 七七事变后，《逸经》停办，简又文出国，董健吾再度失业。为生活计， 经赵子柏推荐，并征得潘汉年同意，董健吾参加了军统的外围组织“上海行动总队情报处”的工作。潘汉年要求董健吾运用工作之便，向党组织每周递送一次情报。特别重要的情报，则随时递送。这些情报，都由董的三女儿董惠芳送宋庆龄处，再转潘汉年。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23日，宋庆龄赴港避难。两天后，潘汉年离沪赴港，担任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行前，潘汉年对董健吾说：党暂时停止活动，各人自找出路，自谋生计。一旦恢复活动，我会通知你的。从此以后，董健吾就基本与党失去了固定的长期联系，但他对革命事业仍然一片忠心。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他孤独地在社会中漂流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后来，赵子柏又推荐董健吾任熊剑东别动军淞沪特遣支队谍报室主任。 董健吾念念不忘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他通过地下党的同志间接向香港的潘汉年报告了此事。 抗战初期，熊剑东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旗号，在上海租界内暗杀汉奸，制造了几起案件，一度遭受日方重挫。同时，他又与军统发生过几次摩擦和私斗。不久，他率部转到苏南常熟东乡设立了“六县游击司令指挥部”，对外宣称有3万之众，貌似声势浩大，实则队伍散处各地，尾大不掉，可直接指挥的仅在2000人左右。董健吾等一批文职人员都心里明白，在熊剑东部只是为暂时混口饭吃而已，不能指望这支队伍能在抗战中起到多大作用。熊剑东部与日军几次作战，侥幸小胜，而屡遭大创。 到1938年底，实力已消耗殆尽。 1939年1月，熊剑东到上海购买武器时遭日特逮捕，屈膝投降。为东山再起，他四处召集旧部，董健吾因拒绝归附，以致在山海关路安顺里3号的住所被日特抄家。幸亏他得到风声，事先出走，才幸免于难。此后，日特继续追捕“周二胖子”（董健吾外号），他只得东躲西藏。其间，曾数次遇险，幸亏他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才一再逃脱罗网。 1940年3月，由刘少岩推荐，董健吾被周佛海委为南京伪警校训育处长兼警政部视察。在此期间，以马绍文为首的一批新四军被俘战士被编入警校受训。董健吾设法打通关节后，以这批新四军战士文化低、无法插班培训为由签报上峰批准，每人发30元，“资遣”回乡务农。两年后，南京敌宪开始注意到董健吾，为避免受害，他便辞职回上海。但上海敌宪仍在搜捕“周二胖子”。这时，熊剑东声称只要董健吾为他服务，可加以保护，董健吾只得暂时投靠熊剑东。 1944年，董健吾又由周佛海委任为伪中央税警总团总务处长。抗战胜利，董健吾始得脱离熊剑东的控制。董健吾将工作向接收人员移交后便赋闲在家。 因生计无着，他时而做做古玩店的掮客和其他小生意，清苦度日。 1949年4月，热心关注时局发展的董健吾在与民主人士、民革的何民魂商讨之后，一起秘密赴苏州，主动开展策反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的工作。厉百川是冯玉祥旧部，与董健吾相识；他又是何民魂的学生。仗着这两层关系，何民魂和董健吾向厉百川展开攻心战，最后说服厉百川率部投诚，与其达成和平解放苏州的协议。厉部两个旅三千多人于4月26日晚主动撤离苏州城，后按人民解放军的指令退至上海，在闸北全部缴械。何民魂和董健吾的这一举动，受到了江苏省军管会领导人管文蔚和周文才的口头嘉奖。 上海解放前夕，香港亲友姚志岩寄来赴港旅费，邀董健吾去香港，对新中国无限向往的董健吾毅然予以拒绝。上海一解放，他就主动配合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参加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他与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何均鹤沟通了联系，他被告知：如有重要情报，可以直接通报何均鹤。根据董健吾提供的线索，公安部门捕获国民党潜伏特务多名，破获潜伏电台四处。 1949年7月，董健吾先发出一信给已是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再特去市政府求见潘汉年，潘汉年因故未予接见。董健吾一气之下，要回了写给潘汉年的信，从此不再登门。孰料，1955年5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他却被株连受审，在上海南市区第一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还向公安部门检举了一名与他关押在一起的受审人员，此人是1935年曾盯过浦化人梢的国民党特务。经过审查，1957年6月，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在押期间，他的四子董寿祺受牵连被抄家，因搜出当年地下电台的遗物，以敌特嫌疑被隔离审查。其余子女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牵连。 释放后，董健吾向人学了一些推拿技术，从此以后，他就以私人推拿医术为生。 ·最后的岁月 1960年，美国友人斯诺应邀重访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忆及二十余年前的陕北之行，斯诺不禁感慨系之。令他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个神 秘的“王牧师”，遂向毛泽东打听这位牧师的下落，毛泽东茫然不知“王牧师”为何许人。经周恩来总理过问，终于通过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浦化人查明“王牧师”系董健吾。 1961年初，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到上海就医。2月7日，由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陪同，陈赓在上海市委招待所约见了董健吾。在此之前，董健吾已收到过浦化人的来信。在信中，浦化人以“健吾兄”称之，并告知陈赓将赴沪为他安排工作的消息。尽管如此，与阔别了30年的老上级、老战友会面时，董健吾仍惊喜交集，几疑梦中。他与陈赓热烈拥抱，捉手相视良久，互道老矣！在万分激动之中，董健吾不觉热泪盈眶。 两人挽手进入会客室，陈赓向董健吾介绍站在他身旁的柯庆施说：“这位是柯市长。”握手寒暄后，大家便围坐在沙发上开始叙谈。 陈赓首先告诉董健吾：“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委托前来看你的，不是以你我私人关系会面的。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承担，我个人是力所难及的。因此，柯老今天也来见你。”谈及当年在特科工作的情景及与党脱线的经过，陈赓快人快语，说：“你过去的事，不应由个人负责，你的经历我一清二楚。你是有功于党、有功于国的同志。”关于受潘汉年株连的问题，陈赓也明确答复道：“你的事中央都知道，一切由中央承担。”但同时，陈赓又亲切地责备董健吾：“你知道我在国防部，为什么不来北京找我？写封信总是可以的嘛！”董健吾不无委屈地回答道：“我同潘汉年联系过，他不理我，上海的领导都不理我，我还找你们中央的领导干什么呢？” 回顾当年董健吾以秘密特使的身份去陕北时，陈赓告诉他：他送信到瓦窑堡时，陈赓已随毛主席渡黄河东征打阎锡山去了。陈赓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讲到这里，陈赓不禁问董健吾：“你这次来时，已与上海党脱线。既来了，我虽不在，为什么你不可以直接找中央组织部接线呢？”“董健吾很懊丧地回答：当时思想单纯，认为在沪有潘汉年的单线领导，就没有必要再接中央的线了。 不料，返沪后，正值上海白色恐怖高潮，潘汉年命我停止活动，自谋生计。以后，又与潘汉年断了线，离开了党的怀抱。陈赓感慨地说：客观上是这个原因，但你自己也得负责任。这些年党没有离开你，而是你离开了党；党没有忘了你，而是你忘了党。 听得此言，董健吾百感交集，心酸难言。陈赓忍不住再度埋怨董健吾说：“解放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同我联系呢？”其实，董健吾心中也已后悔自己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动过与在中央工作的领导联系的念头，只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不是我不想找你，而是你官做大了，怕找你你不睬我，觉得高攀不上！”陈赓笑道：“不应该，不应该，你太过虑了！”董健吾又诚恳地解释道：“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你又日夜忙于国防事业，区区个人小事，实在不应该麻烦你。再说，比起牺牲的同志来，我已算万幸的了。” 陈赓十分赞赏董健吾的这种态度。对董健吾目前的生活情况，陈赓关切地说道：“你现在年事已高，必须加倍保重身体。现在你做推拿医生不好，这玩意儿费力不费神，对老人是不适宜的，我看就不要搞了。你的生活由我们给安排吧！”如此体贴入微的关照，令董健吾如沐春风，胸中块垒，不觉一扫而空。 于是，陈赓便笑着对柯庆施说：“过去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怪人上山当和尚，以后我们把他找了回来（指许世友）；另一个就是他，进教堂当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现在又摇身一变，改行做医生。这回才把他找到。”这一席风趣的话，把大家都讲笑了。最后，陈赓告诉董健吾：“我最近几年身体很不好，靠药物在支撑。这次来上海想抽空医一下，但就得回京。你的事由柯市长给安排吧！”陈赓随即对柯庆施说：“董老的事就托付给你了。”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你放心吧！他的事归我办了。” 作为老上级，陈赓对董健吾相知甚深，考虑到董在海外有许多老校友和老朋友，其中一些还是声望很高的社会名流，陈赓打算安排董健吾去国外从事统战工作，以充分发挥他的特长，为党联络一批统战对象。但不幸的是，3月16日，陈赓便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对董健吾来说，这噩耗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痛定思痛之余，他仰天长叹：“知我者，陈赓也！”痛失知己的打击，使向来健康的董健吾一下子便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走路都有困难。以后，他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安排去虹桥疗养院休养了半年多。出院后，便接到柯庆施签发的委任状，自1962年5月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文革”中，董健吾被强加以“叛徒”、“特务”、“逃亡地主”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抄家和隔离审查。生病住院期间，大字报贴到了他的病床前，就医也被限制用药。 再度遭受此等无妄之灾，董健吾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苦苦地回顾和思索：这一生中，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在万般无奈之中，他 只得把自己的不幸归结为：生不逢时，事不逢人。 1970年，斯诺再度访华，又一次提出要见“王牧师”。但此时的董健吾已因晚期胃癌而缠绵病榻，生命垂危。12月22日，邓颖超通过中调部的机要电话，直接与上海市委社调部韩仰山联系，告知斯诺求见“王牧师”事。得知董健吾病重，邓颖超果断地指示：“立即组织抢救！哪怕'王牧师’的生命延长一个月乃至几周，能与斯诺谈一次，就是你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1] 然而，对于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董健吾来说，抢救已为时过晚，医院也回天乏术。12月25日，董健吾怀着又一次与老朋友斯诺失之交臂的遗憾而与世长辞。 临终时，他给子女留下遗言：“因为我的关系，害了你们。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把我一生的事弄得明明白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董健吾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1979年7月11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在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了董健吾骨灰安放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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