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19世纪罗马“帝国主义”问题 在西方学术界的缘起与发展 尽管西利在这里指的是现代史的教育作用,但接受过大学古典教育的听众自然不会把“实用的历史”视为当下时兴的新鲜词汇。事实上,这一概念( )已见于修昔底德与波利比乌斯的史书之中。如果说希罗多德的研究()致力于对希腊及异邦文明传统的收集与保存,而将搜集新事实的重要性置于评判已知事实之上,“实用性历史”则试图尽量排除这类带有新奇逸闻色彩的传说与神话。后者以确知的政治和军事题材为研究对象,并依此为政客和军人提供经验与教训。事实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打上“谎言之父”的标签,正是由于修昔底德曾对其作品的“严肃性”表示质疑,因为他认为“严肃的历史关心的并非过去,而是现在”。修昔底德将历史研究的范围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事实范围之内,“让历史主要变成了政治史,并局限于当代事件”,“让人们接受了当代政治史是唯一的严肃历史的观念”。西利虽然继承了修昔底德以来重视政治史的“实用史学”传统,但时代的远近并没有成为其评判历史事件“严肃性”和实用性的标准。相反,他声称对“历史”一词的使用“将不会区分过去与现在”。在他看来,许多过去的事件不能算作历史,而当下的不少现象却能进入历史的范畴。这是因为“在科学中,现象是以其相似性、而非时间(的先后)来分门别类的”。因此任何人要学习“政治制度,无论他学习的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政制),都相当于历史学习”。以科布登为首的现代史学派对古典学和古代史研究不屑一顾,西利对此进行了讽刺,因为他们“仅仅以历史现象离我们当下的时间距离为衡量其重要性的标准”,而对前现代历史熟视无睹。古典学和古代史教育却“以历史现象中固有的伟大”为研究对象,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伟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西利虽然承认现代史在历史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在于理解其自身所处的时代”),但他同时也认为,古代史中的古典正史(classical history)由于“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性”而对历史研究者同等重要(“比起投石党暴乱时期的巴黎,我对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更深感亲切”)。那么,西利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中看到了哪些“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性”? 公众号:世界历史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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