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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势的发展由治至乱，或由乱至治之时，往往是政治谋略家深刻思考治国方略的重要时期，当原有政治秩序遭受到严重冲击时期，或者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将建立之时，往往是政治思想家总结和探索政治管理策略的最佳时期。春秋中后期，周朝由强转弱，周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在乱与治频繁更替的大变化时期，老子深深地思考着治国理政的大道理。 自周王室动迁之后，周王室已经开始表现出衰弱迹象，之后，王室的权力逐渐减弱，周王室的地位已沦为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而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周王室已经无力阻止诸侯国的战争行动了。此外，各诸侯国内部，卿大夫势力逐渐强大，国内动乱时有发生，而弑君夺权的现象屡见不鲜。 与之相应，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出现动摇并逐渐衰落，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受到巨大冲击，而礼乐制度也维持不了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状况。此外，学在官府的局面也被打破，随之而来，出现了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大变化。与此紧密联系，人们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礼乐思想统治的一统局面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出现各种思想观念。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因受到朝中权贵的排挤，被甘简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职，出游鲁国，在鲁国巷党主持友人葬礼，此时孔子17岁，也帮着助葬，并问礼于老子。 而就在这一年，晋国出面划定杞国、鲁国边界，季孙说服谢息将成地划给杞国，这表明，当时周王室已经无力支配诸侯国了，杞国、鲁国边界的划定不是由周王室来裁定，而是由晋国来主持，王室权力的衰弱已经很明显了。 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之史，到了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孔子到周朝都城去观光，并拜访了老子。老子作为守藏室史，属于史官，周朝的史官的主要职责是观察星象、制定历法、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以及记录政治言行。而孔子在鲁国问礼于老子，后又在周拜访了老子，说明老子在当时是很有名望很有学识的。而当时旧有制度在瓦解，君臣宗法秩序遭到破坏，礼崩乐坏现象已经出现了。 这种趋势的发展，导致了后来有了“王子朝之乱”，出现周王室卿士专政，并最终导致“王室遂卑”。此时，维护分封体系的君臣制度、宗法制度和诸侯制度都遭到了破坏，甚至开始崩溃，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已无力再维系下去。而王子朝携着周室典籍图法奔楚，使得王室典籍大量失散，但促进了中原文化向南传播，对楚国文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或间接促生了后来的百家争鸣。  老子画像 老子道家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发展，就是在这一礼坏乐崩的时代发生的。而老子不单是一个史官，也不单是一个做学问的，而是一个很关心时局的政治哲学家，所以，在周王朝由治到乱的特殊时期，他对于治国理政问题的思考是非常深入的。 《汉书·艺文志》总结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的道家思想后来之所以能形成“君人南面之术”，即帝王的政治权谋，足见老子思想中有政治谋略的重要成分。 到了战国时期，道家分化为各国不同派别，而“黄老之学”最为兴盛，在战国末期，形成了“黄老独盛压倒百家”（蒙文通语）的局面，可见，重视老子“无为”政治哲学的观念颇受欢迎。 总之，老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政治谋略家，他对于治国谋略的思考和探索对后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他以道学思想来总结周朝由治至乱的政治历史经验，提出了道家的一系列治国策略，是很值得注意的。 老子最重要的治国谋略就是以“道学”作为政治学的哲理基础，以关于“道”的基本理念来阐述治国理政的种种管理策略。  老子画像 第一，老子治国谋略的基本理念：“我无为，而民自化”。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阐述了老子治国的基本理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一段话主要说的是： 以无为、清静之道去治理国家，以奇巧、诡秘的办法去用兵，以不扰害人民方法去治理天下。“我”如何知是这一情形呢？主要原因在于：天下的禁忌越多，而老百姓就越陷于贫穷；民众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越陷于混乱；人们的技巧越多，邪风怪事就越闹得厉害；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是不断地增加。所以，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无欲，人民就自然淳朴。 《道德经》的这一章是了解老子治国之道的关键文字，有几个重要论点特别要弄清楚。 （一）这一章头三句讲道家治国的三大要领：一是“以正治国”，二是“以奇用兵”，三是“与无事取天下”。 关于'以正治国'，关键是要准确理解句中的“正”字。这“正”字可以理解为“政道”，即治政之道；也可以理解为“正道”，即治国必体现大中至正之道。 孔子也讲过：'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应该说，“以正治国”可能是先秦不少学派的共同看法，关键在于，各派对“正”的理解大不一样，孔子所主张的“正”是尊仁守礼；而老子所讲的“正”却是指“道”的运行规律，即顺其自然，不干预，不偏离，不过头，不回避，所以，他所说的“以正治国”所指的是顺“道”而行，顺其自然，不以政策措施来干预。也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的治政行为。 关于'以奇用兵'，关键在于对'奇'字的理解。“奇”与'正'对应，其意相反，即指'不正'。《孙子兵法》也强调用兵要“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战争必须以军事实力做基础，而这军事实力就是“正”，交战时，从正面、公开地应对地方的军事力量，但是，两军较量，只懂得以实力硬拼是笨办法，高明的军事统帅要熟知兵法，懂得出“奇”制胜，即根据战场的实际状况，利用战略战术的变化，攻敌于不备，以奇策起兵来克敌制胜。所以，所谓的“以正合，以奇胜”就是指以军事实力作基础，而以奇妙的战略战术来获得战争的胜利。“奇”还包括使用诡计。《孙子兵法》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用诡计来欺瞒敌人，也是出奇制胜的策略之一。老子的《道德经》通兵法，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老子所讲的“以奇用兵”与《孙子兵法》里论用兵的“奇正之道”以及论“轨道”的兵学韬略是相通的，所强调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出奇策以制胜。杰出的军事统帅都晓得“兵者，诡道也”的道理，善于以“奇”克敌，靠智谋取胜。 关于'以无事取天下'，关键是理解“无事”这两个字。是所谓的“无事”，指不需要做什么事，其实就是指老子一贯主张的'无为'。“以无事取天下”讲的就是“无为而治”的治国道理。在老子看来，治国之道最忌讳的是管理者事无巨细，事事要管，处处要管，时时要管，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勤。上层管理者若事无巨细都要管，有两方面危害，一是往往管住了小事而丢了大事，抓住芝麻丢了西瓜；二是使下层的管理者无法管理，造成管理无序化。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就是强调治理国家要顺其自然，不横加干涉，只有顺其自然，才能使民众休养生息；反之，如果过多的政策干涉，那就是多余的“有为”，违背了顺其自然的原则。  老子雕像 （二）接下来的四句话解释为什么要'以无事取天下'： 一是因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所谓的'忌讳'，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是指各种禁忌、禁令，老子认为，若禁忌、禁令太多了，民众动不动就被处罚，被训斥，必将缺乏言论和行为自由，因而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不敢说，不敢做，不能说，不能做，久而久之，整个国家的民众将缺乏创造性，没有办法创造财富，因而将变得越来越贫困。 二是因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所谓的'利器'，主要是指利己之器，即为己获利的工具。王弼注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家弱。'老子的这一句话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民间利己之器多了，国家就会产生混乱，变得黑暗；二是指如若民间多藏武器，拥有兵革之利，则国家就愈加混乱、昏暗。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民间利己的手段、工具多了，国家就会混乱、黑暗。 三是因为'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所谓的'伎巧'，就是指技巧，意指投机取巧的方法、手段。老子认为，技巧多了，新奇事物就会增加，民众会有更多的投机心智，因而失去敦厚朴实的心性，不按淳朴本性来处事，“弄巧成拙”，失去了顺其自然的理念。 四是因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谓的'法令'，是指国家法规和官方命令，而“滋彰”是指名目繁多、条目清晰。老子认为，原本国家制定法规、发布命令，是为了防止狡诈奸伪的盗贼行盗的，但“法令'太多，规定太苛严，反而起相反效果，不但偷盗行为没有能制止，反而使盗贼更多了。 在老子看来，正是以上这四个事实，表明治国应'以无事取天下'才是正确的。 （三）在这一章的后面，老子提出了道家治国谋略的基本理念：'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文中的'我'，是统治者的代称，老子以第一人称来说话，显得更有分量。其中，所谓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是对应于上面分析的'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所说的，皆是强调道家治国时要用“无为而治”的策略，要“顺其自然”；而所谓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则是指以“无为而治”的策略治国所能带来的有利效果。老子是通过分析批评“有为”来强调“无为而治”的重要性。其实，老子借圣人的话所强调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等，表现了道家治国谋略的基本理念。认为只有治国者“不作为”，民众才能自行发展；只有治国者喜欢清静，民众才能越来越正派；只有治国者尽量不作为，民众才能富足富裕；只有治国者没有私欲，民众才会变得更淳朴。这就是“无为而治”治国理念。 显然，老子将道家这些运用于政治学，将“道”之“自然而然”的特性变成了政治管理方面的“无为而治”方略，将“我无为而民自化”等变成了治国的基本理念。这就是老子“以正治国”的理论奥秘，是道家的管理智慧。  老子画像 第二，老子治国谋略的基本态度：“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曰：
以白话来说，这即是：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条河流所汇聚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因而能够让百川归往。因此，圣人想要处于统治民众的地位上，就一定要用言辞对民众表示谦下；想要统治民众，就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居于民众之上，而民众并不感到负担沉重；站在民众的前列，民众并不感到有障碍。于是，天下民众都乐意拥戴他而不感到有侵害。因为他不与民众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 老子在这里讲了四层意思，解释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基本态度： （一）以江海作比喻，指出江海为百谷之王，是一切川谷之水最终汇聚的地方，而江海之所以能容纳白条川谷之水，关键就在于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这显示了“处下”的优势。这与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观念是一致的。 （二）强调悟道的圣人想要稳稳坐在统治位置上，就必须对民众说谦虚的话，传播谦虚的舆论；此外，圣人想要统治好民众，就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民众后面，让民众先得利，如此一来，圣人虽然处在统治地位上，但民众不会感到有沉重的压力；圣人虽与民众相比处于优先地位上，而民众也不会感到有侵害。简言之，圣人处上，民不受压；圣人处前，民不受侵，这是圣人的“处下”之道。 （三）阐明圣人能使民众不受重压，不受侵害，所以，圣人会受到民众的拥戴而不会被民众嫌弃。最后得出重要结论：统治者不与民众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 老子在这里把“道”转化为“术”，将哲学上的“顺其自然”的“无为”特性转化为治国谋略上的“不争”，不与民争，这一道家谋略的基本态度，是将治民手段融进态度之中，是非常巧妙的治国策略。  第三，老子治国谋略的基本方法：“绝圣弃智，民利百倍”。《道德经》第十九章阐明了道家谋略的一个基本方法：
以白话文来说，就是：抛弃聪明和智巧，民众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放弃仁德和义礼，民众可以恢复孝慈的品性；抛弃巧诈和利益，盗贼就不会出现。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要使民众有所依归：保持纯朴本性，减少私欲杂念，去掉圣智礼义，才能免于忧患。 这一章有三层意思值得注意： （一）“绝圣去智”一直是老子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圣学圣智是儒家一直推崇的最高价值的思想理论，是统治者治国的理论依据，可是，在老子看来，这圣学圣智却只有相当理论价值而非最高理论价值，因而依据老子的观点，只有“道”才具有最高的价值，具有涵摄一切相对价值的绝对价值，说出，虽然在世人看来，圣学圣智虽然是具有较高价值的，但是，继承和推崇圣学圣智对社会民众是有害而不利的，因而，抛弃圣学圣智对于民众有百倍的好处，不会守“圣智”等的蒙蔽。 （二）仁德礼义也跟“圣智”一样，是必须放弃的，民众只有放弃“仁义”才能恢复孝慈品性；巧诈和利欲也一样，是必须抛弃的，民众只有抛弃巧诈和追逐利益的观念，才能避免出现盗贼的出现。因而，“圣智”“仁义”巧利“都是用来粉饰缺失的，掩盖“道”被废坏的状况，因而不是治理天下的好办法。 （三）老子认为，要使人们的错误价值观回归价值本原，即让其有所归属，就必须保持纯朴本性，减少私欲杂念，去掉圣智礼义，回到悟“道”的状态。可见，“绝圣去智”，放弃以“圣智”“仁义”和“巧利”作为推崇的理念，倡导回归淳朴观念，这是老子治国谋略的一个基本方法，而这与孔子的儒家治国理念形成了本质的区别，这也是儒道对立的显著特征之一。 古代儒家，文人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圣贤执着于承继尧、舜、汤、文王、孔子的“道统”，施“仁政”，而老子所主张的却是“悟道”，“无为”，“不争”，针对“圣智”等儒家所提倡的观念，老子是主张抛弃的。取代圣学圣智，是老子治国谋略的一个重要方法。  《道德经》 《道德经》第六十五章还有一段话对“绝圣去智”作了一步的阐述：
这一段话说的是：古代善于以“道”来治国国家的人，不是教导民众知晓智巧伪诈，而是教导民众保持淳厚朴实。民众之所以难于治理，乃是因为他们用了太多的心机心智。所以，用心机心智来治理国家，将给国家带来危害；不用心机心智来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福气。了解“以心智治国”和“不以心智治国”这两种治国方式，才能掌握最高的道德原则，即“玄德”。“玄德”又深又远，与具体事物相反，是复归到纯真淳朴的状态，回到“道”的本然状态，即顺其自然，以达到大治大顺。 在老子看来，只有“不以心智治国”，才体现了最高道德原则，也才能使国家大治，因为“绝圣去智”是治国的必要方法，是不能不做的事，否则，国将不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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