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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大起义让明朝社会经历一次大清洗，固有的社会阶级壁垒被打破。随着清军入关和统治的不断稳定，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清朝的大一统，让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在几十年间，经历了叛明、复明和顺应大清的转折。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中，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不断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从明末“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走了出来，走向了“经世致用”的实践道路。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又一个繁荣局面。王国维就曾经这样总结清代学术特点，堪称精辟。他说清朝“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刚刚走进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们一改明朝的浮夸空谈，转而将学术研究的范围涉及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领域、文学创作等的各个领域，涵盖天文、地理、经史、典制、文物、吏治、经济、河槽、兵工、民俗、文字、音韵等。接下来我们以点带面先详细了解清代的思想和文化。  思想上，在清朝前一百年的时间里，有三个人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他们分别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均是明朝的遗老，到死都不肯在清廷为官，但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却是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哲学思辨，对后世清朝社会的变化影响深远。 01.影响力之最——顾炎武 顾炎武，江苏昆山花浦村人，公元1613年生，公元1682年卒，享年六十九岁。他历经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军南下，既看到了明末和南明小朝廷的腐败官场，也见到了清军屠杀南明百姓的残酷场面。他年轻时参加抗清斗争，在昆山陷落时，自己的养母绝食而死，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受到养母的影响，他终生不与清廷合作。之后辗转逃亡，到了康熙年间受到山东莱州黄培诗案牵连入狱七个月，被朋友李因笃和外甥徐乾学搭救。从此定居在河北边塞十余年。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朝廷请他到明史馆被他拒绝，十七年，公元1678年，康熙诏举博学鸿儒，朝廷再次推荐他被他决绝，第二年大修明史，又想邀请他入朝廷，再次被拒绝。晚年的他定居陕西华阴，受学生们的供养，终以五十亩田地维持生活，并得以善终。  他一生扭转了明清的一代风气，以“拨乱世反之正”为己任，治学勤奋，身体力行，倡导“修己治人之实学”，崇尚实学、经世致用。他反对主观的学问，提倡客观的学问，提出“明道救世”的主张，对理学和心学的虚妄都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开启了乾嘉朴学的先河。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主张，按照梁启超的总结，前者指的是“人生哲学、所谓宇宙原理，都散寄于事物条理（文章）之中，我们做学问，最要紧的使用客观功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这便是'博学于文’”，而后者指的是，教人用严正的规律要求自己，不同世俗同流合污，不能“嘴上全是主义，底下全是生意”，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一生足迹遍布天下，每天读书修身，为后人留下了浩瀚的著作。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诗本音》十卷、《古音表》两卷等，最著名的是《日知录》三十二卷。此外还有各种考据和考古的书籍，如《石经考》、《五经异同》、《二十一史年表》、《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以及文学著作《亭林文集》、《诗集》等。他一生虚怀若谷，求实学，为后人之楷模，其影响之深远稳居三人之最。 02.中国民主共和之先祖——黄宗羲 黄宗羲，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今余姚明伟乡浦口村），公元1610年生，公元1695年卒，享年八十五岁。十九岁时孤身入京为父鸣冤，“设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感动了崇祯皇帝。成功为父昭雪后，他遵循父亲遗愿拜理学家刘宗周为师。他同样看透了明朝和南明的腐败，并在清军南下时举兵抗清，成立“世忠营”，后跟随鲁王在海上漂泊，常常进入内陆组织反清复明的活动。之后鲁王政权败，黄宗羲回到家里闭门不出，专心从事思想和文化事业。公元1678年，翰林院学士叶方蔼推荐他入朝廷为官，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拒绝，两年后大修明史，朝廷再次想启用他，他还是拒绝。公元1690年，刑部尚书亲自来请，仍然不出仕。终其一生不在清廷为职。 他提倡“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弟子全部笃尚实学，摒弃明末讲学虚浮的风气，开创了浙东学派的风气之先。梁启超评价他不是阳明心学的革命家，也不是承继人，而是其修正者。不仅如此，黄宗羲还是我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启蒙思想家，他在著作《留书》中开天辟地、尖锐地指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否定了“君权之上”的封建时代，让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曙光闪耀在清朝的前半页。梁启超高度评价说“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黄宗羲为理想中的社会进行了设计，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理念，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他对清代学术贡献最大的在于史学。首先，他虽然不愿意入清廷为官，但黄宗羲却批阅千余家明人文集，编制成了著名的《明文案》，后扩编成《明文海》。保留了明代大量的文学典籍，为《四库全书》提供了大量可用的文献。其次，他以阳明学派为主流，收集囊括了各派的思想，著成了《明儒学案》，记载了从明朝开国以来两百多名学者的学术思想，备受后世推崇，除此之外，他还呕心沥血编纂《宋元学案》，终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由其学生续编成书，成为当今我们研究宋元明哲学思想和学术演变的重要文献。也由此黄宗羲开创了史书的“学案体”，被梁启超评为“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最后，他开创了以史见长的浙东学派。  他一生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著作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文学、宗教等学科，共一百一十多种，壹仟三百多卷，总计两千多万字。其中文选汇编类18种，现存9种；专著类68种，现存27种；自著诗文集类26种，现存18种。他意趣宏大，树一代典范，推学术与事功而为一，创清代之新局。他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清末的社会变革，为梁启超、谭嗣同倡导民权共和之说奠定了思想基础，梁启超就是在黄宗羲的启发下，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之中。 03.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的先行者——王夫之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公元1619年生，公元1692年卒，享年七十三岁。他师从阳明学派弟子邹守益，以真知实践为学。二十五岁时，他父亲被张献忠掳走，王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终于得到张献忠的同情，“免之，与父俱归”。三十一岁时在南明永历政权任职，看到了南明小朝廷的腐败黑暗，以及党政不断。永历政权败亡后，他返回了家乡，待到永历政权的瞿式耜殉难，三十三岁的他心灰意冷决心不再出仕。他四处逃亡，躲避清廷的追捕，顺治帝之后民族政策缓和，王夫之定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一面教学维持生计，一面进行学术研究。 他相对于黄宗羲和顾炎武，钱穆先生认为王夫之学术体系最为博大，梁启超也认为相对于顾炎武，王夫之侧重于哲学体系的构建，顾炎武侧重于科学层面的建设。王夫之总结了古代哲学，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方面都对后世影响极深。自然方面，王夫之继承发展了“气本论”，认为元气是宇宙的唯一存在，并尖锐批评了佛道和一切唯心主义者的主张，强调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他批判宋明理学，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理气论和道器论，发展了中国本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思想。他继承发扬了张载的“一物两体”学说，提出了“分一为二”、“合二为一”的命题，阐述了对立统一、动静结合等理念，创造性的提出“运动是永恒的”、“天地之化日新”（宇宙运动变化是个不断更新的过程）等观点。为后世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历史观上，他批判复古主义者，反对美化古人、崇拜先王，他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复古不过是用尧舜压制人心的手段，他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理势合一”，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他提出历史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他认为物质世界具有客观规律，历史发展中客观规律表现为必然之趋势。  他学思结合，博大精深、自成一家，据不完全统计共计三百一十三卷，哲学有《周易内传》、《周易考异》等，文学有《四书训义》、《说文广义》、《读通鉴论》、《宋论》等，诗文有《诗话》、《诗余》、《诗集》等。但较为令后世唏嘘的是，王夫之的思想并没有在当时泛起大的浪花，由于他自己身居瑶峒，门人和学生都没有身世显赫的人，所以思想一直没有流行开来。知道清道光年间，他的后代王世佺才刻成《船山遗书》十八种，之后曾国荃补刻，收录了六十三种。公元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字排印，共收七十种。王夫之的思想在清末和民国影响深远，是思想启蒙思潮的重大思想源泉，章太炎高度评价“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王夫之字而农）一家而已”。 4.璀璨的繁星——文化的繁荣 时代和历史的创造者从来不是某个或者几个人，与三位先哲同时代，在他们之后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参与者。 在理学和经学方面，还有河南的学者、教育家孙奇逢，特别强调“躬行实践”，在当时影响极大，同江南的黄宗羲和关中的李颙形成呼应。他创立了北学，著作160余卷，其中《理学宗传》比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早十几年，占据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德高望重，在河南辉县苏门山定居时，求学者数百人，四川学者费秘慕名而来拜入其门下。孙奇逢门下名人众多，北学影响深远。除此之外还有河北的颜李学派，以复古为旗帜，强调现代的精神，践行“实践主义”，强调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施于诸政治为主，同“实用主义”异曲同工。他们倡导实行、实习，反对读书、著书和空言无行。 值得一提的还有张履祥、陆世仪和吕留良。张履祥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重视实践，教导人们要重视经济之学，大力宣传“治生当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知稼穑艰难则不妄取于人，而礼让兴。廉耻立、礼让兴，世道可复古矣”。陆世仪主张“居敬穷理”，于天文、地理、河渠、兵法、技击等无不通习。吕留良祖上时代明朝官宦，曾起兵抗清，失败后为了保命，改名光轮应试清廷科举，之后行医度日，晚年因威望颇高，为了躲避朝廷的任用，削发为僧，最终死于山中，他一生提倡民族气节，以唤醒清初文人民族意识为己任，因为这种思想，死后被“戮尸枭首”，清朝灭亡后才得以昭雪。  史学方面，除了朝廷大力招揽文人编修史书外，民间也兴起了修史的风气。最有名的就是谈迁，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百零八卷的编年体明朝通史《国榷》，记录了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到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的历史。谈迁之外，还有谷应泰编纂《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编纂断代史《罪惟录》，记录了被清朝《明史》隐去的历史，价值极高。还有张岱的纪传体史书《石匮书》，详细记录了农民起义军的细节。除了上述史书，还有记录明清更迭的书籍，如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等，和记录中国古代史实、典籍、地理的史书如李清和吴任臣的《南北史合注》等，全都反映了清朝前一百年间，史学发展的繁荣、广播和宏大，同思想家们的“经世实学”形成呼应。为后世了解研究历史，学习古人智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好了，本周的文章就到这里，下周我们重点了解清代前一百年的文学和艺术，继续感受时代的魅力，汲取历史的智慧。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63篇文章，还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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