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怀念父亲李贵

那时父母给我和弟弟妹妹订了不少儿童报刊，像《小朋友》《我们爱科学》等等，还鼓励我们看的时候要动脑动手，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曾经按照儿童报刊上的做法做过“万花筒”，成功了；三年困难时期按照《小朋友》上的说法，把锯末和到面粉里烤成几块所谓饼，算不上成功，反正能吃；我们还自己做“小人书”：在白纸上画一些自己编的故事，再用针线缝成小本。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很旧的熊猫牌收音机，父亲给我们调出儿童节目让

我们听，像《小喇叭》等儿童节目我们特别爱听，而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则是我们最爱听的节目。还有一些儿童歌曲我们也爱听，想唱可是记不住词，父亲就给我们记下词来教我们唱。有些歌曲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像那首“北风吹/雪花飘/爷爷放羊回来了/爷爷揣了什么宝/怀里鼓起这么高/快快让我瞧一瞧/一只新生的小羊羔/快快放在火边烤一烤/羊羔地上跳/爷爷脸上笑”。

      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听到收音机里播出举办全国性儿童作文比赛的消息，我和妹妹就写了作文寄去，我得了个表扬奖，父亲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名字，夸奖了我。

      受父亲影响，我们小时也喜欢看戏。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戏院天天演戏，我和妹妹特别想看，又没有票，于是就站在戏院门口不肯离

开。门口的工作人员认出我们，让我们进去了。不花钱看戏很得意，回家却

被父亲批评了一通，父亲说不许我们再站在戏院门口搞特殊。可是我们实

在想看，晚上绕来绕去找到戏院的一个窗户，爬上去可以看到里面演员的表

演，听不到声音，就这样爬窗户看了几天“哑剧”。妹妹很兴奋，回到家里，手里拿着两条毛巾当水袖，咿咿呀呀现编现唱，给父亲表演，把父亲逗乐了。那时父亲给我们规定了一个家庭作业：每个人每天做完老师规定的作

业后，要再写三页纸的字，我们叫“写三篇”。“写三篇”前要自己在白纸上用格尺打出方格，字写在格子里。开始还认真，后来二弟弟找了个省劲的窍门：把方格打得越来越大，字就写得越来越少。后来被父亲批评了，就再也不敢了。

      我大弟弟小时淘气，没少让父母操心。一次他在外面淘气惹了事，被人家找上门来，弟弟跑掉了，父母给人家道了歉，又去找弟弟，费了很大劲，才在一座楼房的楼梯拐角后面存放扫帚的地方找到弟弟。母亲很生气，想好好教训弟弟一顿，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教育孩子要讲道理，不能打骂，于是他严肃地跟弟弟谈了一番话，弟弟听进去了。

生活中的父亲

     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不要占公家便宜。我二弟弟还记得一件事：他很

小的时候，有一天发烧，父亲领着他去医院。走到半路，看到单位的汽车，司机招呼我父亲上车来，弟弟也想上去，可父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坚持没有上车。我大弟弟10岁左右的时候，一天单位给我父亲发了一张电影票，父亲让大弟弟去看，弟弟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人，非要把电影票买走不可，弟弟就把票给他，得了2角钱。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告诉他这是错误的，把2角钱没收了，让母亲把钱交给发电影票的同志。

      我们姐弟5个在一起，免不了发生矛盾，有时还会吵嘴打架。父亲就给我们写了几条规矩，叫《家庭守则》，让我们遵守《家庭守则》。“文革”中抄家时丢失了，但有些内容现在还记得，如：大的要爱护小的，小的要尊敬大的，好好学习，帮家长干活，爱劳动，不许吵嘴打架，错了要写检查，等等。我们曾因违反《家庭守则》的规定写过几份检查，母亲保存下来，也在“文革”中丢失了。

    爱好文体活动

     父亲在延安的时候，曾担任过一个业余剧团的团长，在工作之余，组织一些演出活动，他自己也上台表演。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家是很活跃的，有时给我们唱上几句，有时表演一段，有的时候还说一两句英语。家里有一把京胡，父亲闲暇时还会拉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连拉带唱给我

们表演了一段“四郎探母”，我们似懂非懂地听得很高兴。

     父亲喜欢打篮球，50年代中期曾参加过机关的篮球活动，之后年纪大

了，就不上场了。他听广播爱听体育新闻，有电视后喜欢看体育节目，我母

亲只好跟着他看。80年代我国女排获得“五连冠”，当时父亲“全身心”投入看比赛，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紧张得捂上眼睛，可是又想看，就从手指缝里看。女排获得大胜的那一刻，他突然大喊一声“好”便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从那以后，父亲是逢排球必看。

    “文革”中的残酷斗争压不垮

“文化大革命”之前，父亲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一开始，父

亲在内蒙古第一个被罢了官，他是继改组北京市委后，第一个被“罢官”的省会城市主要领导人。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父亲遭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摧

残，戴铁链、挂木牌，被踩在地上，无数次地批斗游街，直至关进监狱成为囚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场景我们至今仍难以忘掉，却又不敢回想。

母亲和我们也都受到严重株连。母亲当时是“呼和浩特市群众专政总

指挥部第一号通告”的专政对象，也被关了起来。我们姐弟5人相依为命，我最大，15岁，最小的弟弟10岁，造反派冲进家里，抢的抢，砸的砸，烧的烧，家中物品所剩无几，我们全家被赶到一间十几平米的破屋住，屋子的玻璃被砸碎，就用木板和碎砖头从里面堵上，每天都在辱骂和欺凌中度过。

     父亲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被关押，直到1971年秋天才被放出来，责令他去呼和浩特市西郊机床厂劳动改造，分别6年后，全家人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弟几个也已经长大，而在父亲心目中我们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当时我大弟弟在农村插队，听说父亲被放出来了，急忙赶回来，到了家门口，父亲推开门看见一个男孩子，问他“你找谁?”弟弟喊了一声“爸爸！”父亲才明白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见面后，父亲对我们说了许多话，他教育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永远跟党走，要坚强，不要有怨言，好好劳动，好好学习，等等。

     我在下乡插队劳动3年后，经努力，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招工回城，在一个工厂里每天干着极其繁重的活，挖防空洞、脱土坯、烧砖、背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看不到前途，很压抑，我写了一首小诗：《西去的列车》，表达了自己的苦闷和惆怅。我给父亲看了，满以为他会夸我写得好，没想到父亲不但没夸我，反而批评我太消沉，要我振作起来，积极上进。父亲心胸宽广。他身上有一些“文革”中留下的创伤，我们也见过他被毒打后染着鲜血的衣服，我们知道有些伤是被认识的人打的，后来我们曾多

次问他，在认识的人里有谁动手打过他，他却从来不跟我们说。他说：“不要老记着过去的这些事，要原谅别人的错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认识的人里有谁动手打过父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