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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确实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还在犹豫的时候妈妈说话了：让你念就念，反正有妈两只手。我按规定从生产队领了5个月的口粮交到五原县粮库，县粮库给杭锦后旗粮库开了手续，学校给了我助学金。我就这样读完了三年高中。而这三年家里的基本状况是：队里分得的口粮加上每人一份自留地基本能吃饱。妈妈一年挣100多个工，父亲身体稍好些时就给队里放羊或给场院下夜(打更)，也能挣百十来个工。可所有工分加起来也不够4口人的口粮钱。这一处境逼出了妈妈一个新的劳动本领：缝皮衣。爷爷早年做过皮活，父亲也曾帮爷爷做过羊皮的熟、晾、钩、铲等工序的活，但剪裁和缝纫从没做过。爷爷年岁大了，就将这套皮匠家什交给了父亲，但未用过。我至今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起来的。她比着皮衣的前襟、后襟、两袖子、两裤腿等都剪成纸样，再照纸样很细心地拼对皮茬和毛的色样等，解决了皮衣裁剪的问题，缝相对要好办些。妈妈先给我缝了一领山羊皮袄，中间有几次缝了拆、拆了再缝的“返工”。这领皮袄缝成了，妈妈也“练”成了“缝皮匠”。妈妈靠这一新的本领，每年冬天能挣大几十块钱，对解决家里这一时期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妈妈付出的辛劳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我1963年放寒假回到家，一进门看见妈妈正坐在炕上缝皮衣，妈妈抬头时我发现她瘦了许多，脸色也很不好，鼻子不由地酸了。而妈妈看见我后却立刻精神了起来，一边说“我的儿子回来了!”一边放下针线起身下地。原来，妈妈入冬后感冒就未断过，除了咳嗽有时还头疼，而且一头疼就吃不进东西。可她吃上个去痛片，躺下歇一会儿就又坐起来缝皮衣。这一幕“镜头”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起来就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我那妈妈的心啊！ 1965年夏，我要高中毕业了，可父亲又犯病吐血了。课程上完后，我借了同学家里一辆自行车，一天骑了240里路赶回家。父亲到公社卫生院打了几针、躺了几天已好些了。公社领导对我家的处境很同情，王虎高副社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公社办农业中学，既可增加收入也好照顾父亲。是啊，怎么办呢？我回学校后和班主任齐茂成老师讲了情况。齐老师是校党支部委员，还给我们带政治课。他对我的家境和心情既同情也理解，但他还是很认真地说：贫下中农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还不够，必须要在文化上翻身。党的精神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你一定要参加高考。于是，我参加了文科班复习，学校和齐老师对我一直很关心。但我心里常牵挂着父亲的病和妈妈的艰辛，所以内心里确实是“两种准备”：考上好，考不上也好! 高考后学校组织同学劳动，我就带上行李回家了。临走时五原的几个同学约定，8月15日在县邮局碰面，给学校打电话询问高考情况。我们5个同学按时到了，并凑钱打了电话，得知只收到我的录取通知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几个同学都为我高兴，而我在高兴的同时，原本已比较踏实的心又忐忑起来。回家给父母弟弟一说，全家又喜又忧。考上了大学，又是首都的大学，不仅祖祖辈辈没有过，就连我也没敢多想。如今考上了怎能不高兴？但也确实很为难。且不说父亲有病，家里生活困难，就连我去北京上学的衣服和路费也没有啊!更何况公社正在根据上级部署筹办农业中学，有意让我负责。这是个可按月拿工资的工作，对于当时的我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二天，我和妈妈赶着驴驮着一口袋小麦去加工面粉。快要加工完的时候妈妈突然问我：“上大学要几年？”我说5年，妈妈便斩钉截铁地说：“你去上吧，咱再穷他5年!”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感觉到这是妈妈考虑两天后的“决定”。我觉得眼前亮了，脑子里的思绪清晰了，全身有劲了，心气也足了。妈妈将我秋天穿的外衣又缝补了一遍，然后买了袋煮黑(染料)染了一下，“统一”了颜色。在公社李子玉书记的支持下，县文教科补助了路费，信用社贷了35元款，我带了25元于8月26日踏上了赴京上大学的路程。 咱在家，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咱在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无论走到哪里，分里外，知好歹，咱就甚时候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对那些不把自个儿当人看的人。他有钱咱不爱，有权势咱也不向他低头，咱抬起一只脚也比他孙子们头高三分。 妈妈的很多地方口头语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如我从记事起就听妈妈常说：“鞋新鞋旧利落点儿，穷来富个质骨点儿”，意思是鞋不论新旧都不能走样，人不论穷富都不能没有骨气。小时候只是觉得说起来很上口，听得多了，特别是随着逐渐长大、经历的事情多了，才慢慢体会出其中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来,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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