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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罗国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四川，五六十年代在北京，可以说是享誉业内外，而有关他的事迹和传奇，之前已有多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做介绍，我的三哥罗楷经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川菜圣手罗国荣》一书中，更是对父亲的一生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文字梳理。 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述的，是罗国荣的妻子、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母亲—石玉琼的故事。 母亲是去年7月1日在北京去世的（享年97岁），依她生前的嘱咐，两个月后我们将其骨灰送回了家乡成都下葬。虽说母亲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但她在我们儿女心中却享有很高的威望。 △石玉琼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颐之时饭庄 母亲生前受过很多的苦，然而在精神上从来都没被压垮过。那些年，是母亲带着我们从艰难困苦中一步步地走出来。 1 1956年8月，在父亲受贺龙元帅的调派，与范俊康、刘少安、张汉文等同门师兄弟一起率众弟子进京为中央国家机关服务两年后，母亲带着我和三哥移居北京。 左三：罗国荣大师 第二年，我们家最小的七妹罗淑英也在北京出生。母亲虽然只上过小学，之前她对家乡四川以外的地方也没什么了解，可是她早年就因父亲的关系与那时的文化大家（谢无量、张大千、杨啸谷等）有交往，可以说母亲潜移默化地从这些文人墨客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我懂事后，经常听母亲讲起她从各位先生那里听来、学来的知识和道理。 母亲到京城后，也像在成都、重庆时那样，没多久就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熟悉母亲的人都知道，她遇事总是先替别人想，平日里与人相处也总是显得通情达理识大体，这些都让与她有过交道的人佩服。在外面，好多认识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信赖的老人。 1956年，母亲（前排右二)由蓉赴京后与谢无量夫妇等一起合影。陈雪湄（谢无量夫人，前排左二）、谢无量(前排左三）、罗楷经(前排右一） 小时候母亲经常告诫我们： “做人就应当走一处亮一处，千万不可以走一处黑一处。” 平常她在跟别人聊家常时，也会时不时地从嘴里冒出几句富有哲理的话，而当有人向她问起以前是哪个大学毕业时，她又总是笑着回答： “啥子大学毕业哟？我毕了业的只有小学，要说我后来长知识，那也是上的社会大学，所以我才一辈子都毕不到业！” 在我们到北京后，母亲又重新承担起家里的一切事务，包括所有人的吃、穿、用。那时，父亲的工作特别忙，有时组织上还安排他随中央首长外出（包括出国），专职负责膳食保障，并且每次都是说走就走，走之前还不会告诉家里 （因为有保密要求），所以父亲平常连回家吃饭都难得。 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是偶尔回来吃母亲做的饭菜，在饭桌前他有时会顺便指导母亲几句。正因为有父亲的指点，聪慧的母亲才把一些原本很民间很家常的菜也做得来有模有样，就像一位常来我们家的客人所说：端上桌来的菜都有那么点“馆派”的味道。 虽说父亲回家吃饭从不挑剔，但母亲总是会弄出些他在单位食堂吃不到的菜。记得有一次母亲做了干煸苦瓜、虎皮青椒、炝炒空心菜等简单的几样，父亲吃得连声夸赞 ，而对于母亲问到的某道菜做法，父亲有时会从选料、刀工、火候、调味等方面去一一讲解。 母亲只要听明白了其中的要领和关键，以后再做就不只是运用自如了，而是可以举一反三。 罗家部分成员在北京时的合影：石玉琼（前排左一）、罗淑英（前排左二）、罗楷禹（前排右一）、罗楷经（后排左一）、罗国荣（后排右二） 一次刘少安师叔来家里看望生病的父亲，父亲高兴不说，还硬要留客人吃了晩饭走，当时他让母亲赶紧去弄几个菜出来。  母亲的厨艺之红油猪耳 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油猪耳，但见片薄透亮的猪耳片被诱人的红油滋汁裹身，而四溢的香气更是让人食指大动。 父亲请刘师叔先动筷子，只见他夹起一片送到嘴里，还没吞下肚就开始夸我母亲：“刀工好，味道巴适！”的确，连我都佩服母亲的手艺。 母亲的厨艺之烧海参 记得一次我回成都时，还听到著名川菜大师白茂洲夸我母亲的厨艺，他说： “海参还是师娘烧的好吃，她有几个菜连我这个做厨师的都赶不上。” 那时我们虽然常年住北京，但家乡的生活及饮食习惯还是难以改变。 母亲的泡菜 就说家里的泡菜吧，早年在四川，主妇们做菜调味时都离不开现捞自家坛子里泡着的姜、蒜、辣椒、萝卜、青菜等，而母亲去北京，连泡菜坛子都带去了。 无论她往坛子里泡什么，香脆好吃不说，每次揭开盖子都能闻到那一股带着乳酸菌气息的清香。母亲用泡辣椒加姜葱蒜等调辅料炒出来的鱼香肉丝和鱼香茄子，总是让来我家吃饭的客人叫好。后来，连邻居闻到这气味都知道是罗家又在做好吃的了。 母亲泡菜的手艺让人称奇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那是1978年母亲因落实政策而被迁回北京居住后，北京饭店曾派人来请她去帮忙做四川风味的泡菜。母亲那次是现配调辅料现起盐水，共计为饭店腌泡了16大坛泡菜。后来，饭店为酬谢母亲上门传授家常泡菜的手艺，还给她支付了1000元作为酬劳（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母亲的厨艺之烟熏腊肉 还记得在北京时，每年冬季母亲都会自己动手做烟熏腊肉。在京城找烟熏的燃料不容易，她还是想方设法地找来了花生壳、柏树枝丫等。她把已经用花椒盐（炒香）、醪糟汁、甜面酱等腌过的一块块猪肉挂起来，经过十天左右晾晒后，再打围并点燃烟火料慢慢地熏制，直到可收获色香味俱全的腊肉为止。 母亲的厨艺之手蒸年糕 临近春节时，母亲又开始动手蒸年糕。她买来果脯蜜饯切成碎粒，等加到糯米浆盆里搅匀后，舀入蒸锅的屉格里 （垫有纱布） 大火蒸熟。离火晾凉后，取出来切厚片。 想吃的时候，在放了少量油的锅里煎至两面色呈金黄，装盘并撒一点白糖即可享用。一直以来，我对母亲做的年糕都特别喜欢，那种又香又甜的记忆好像永远都忘不掉。 2 从1966年5月开始的“文革”浪潮中，座落在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也卷入到其中。
△罗国荣大师生前工作过的北京饭店 那些忽然冒出来的造反派们，把一顶顶“反动技术权威”“川菜一霸”之类的帽子扣在我父亲头上并且还要挨批斗。我至今仍记得，每次父亲拖着身心受伤的身体进到家门时，母亲都会一边用话去宽父亲的心，一边找出家里存放的三七和白酒来—现研磨现调制地弄成一种治疗跌打损伤的土方药，然后再小心涂抹于父亲的伤痛处。 当时新成立的北京饭店革委会不让父亲进厨房了，让他每天去打扫家属院的男女厕所。那两年，父亲的哮喘病、肺心病愈发严重，原本身材高大魁梧健壮的父亲身体很快就垮了，而身材矮小瘦弱的母亲一直在冷静面对发生的这一切，显然，母亲这时已经想好要用行动跟父亲一同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让身体日渐虚弱的父亲少受点苦累，母亲每天都会跟父亲去打扫厕所的卫生。 北京饭店的一些老员工和以前家属院的老邻居到现在都记得，我母亲当年脚穿雨靴去厕所，一手拿橡皮水管一手持扫帚，然后就是挨着去冲洗大小便池，直到把又脏又臭的公共厕所弄得干干净净。 几十年患难与共地走过来，母亲对父亲的信任和爱从来都没丧失过。对于“运动”中的历史问题（包括解放前曾经多次为达官贵人操办筵宴）让我们家人受牵连这件事，父亲有时会低声对母亲说： “是我连累了你和孩子们！这两年让你们跟着受苦受罪，我心里实在是不好受……” 每次父亲说到这里，母亲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然后就是去劝慰父亲。一次母亲说的话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你啷个这么说嘛？我这一辈子都要跟着你。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是我妈历经千辛万苦把我们两姊妹拉扯大，以前没进你们罗家门时我啥苦没吃过？你放心，现在家里的一切困难我都能对付过去！” 父亲从以前150元的月工资忽然被改为只能领45元的生活费，这让我们家 （当时老少七口） 的生活一下陷入到十分窘迫的境地。我当时还在北京26中（汇文中学）住校，每个月要交9元钱的伙食费到学校。 不过让我更难过的还是有一天，他们竟找上门让我父母带着小妹马上搬离—从原来所住的霞公府15号院搬往位于东单二条的职工宿舍。 这是一间只有8平米的小屋，房间里只能支起一张木板床 （晩上还得往上面搭块木板才能睡下三个人）。家里在给了我9元钱交伙食费后，父母及小妺他们就只剩下36元，而那时家里已经是每天吃窝头就咸菜了。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仍然在想方设法地改善家里的伙食。她经常去东单菜市场捡拾被人家丢弃的白菜帮、萝卜缨之类 的东西，拿回家来择洗干净后，再做成一家人的下饭菜。 那年月，因为城市居民基本口粮中的大米、白面占比有限，所以母亲才总是把细粮留给父亲和小妹吃，而她自己则要等家里人吃完去单位、去学校后，才把用粗粮煮的饭端出来吃。 除了保证每天家里有饭吃，母亲还得挤出钱来给父亲买治病的药。这里得说明一下：可能是职业的原因吧，父亲在去北京后便检查出患了这种挺折磨人的哮喘病。 “以前，父亲每次生病都是组织上安排前往定点医院 （北）公费治疗 （父亲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可是在那岁月之后，父亲的所有优待治疗都被取消。父亲病情也加重，而且精神状态也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1969年的1月19日凌晨，父亲在家中离世。十天后，父亲的骨灰由闻讯从成都赶来的大哥罗开钰抱回四川。由于大哥回成都后不能再请假，所以骨灰由我五妹罗淑芬送往新津花园场老家，最后还是借父亲堂兄弟家门前的一处僻静地黯然下葬。 自此，从12岁便离乡去成都拜师学艺的父亲，在其厨艺名震巴蜀、继而被业界誉为一代宗师。时隔46年，父亲竟然是这般孤寂落寞地魂归故里，我们为之唏嘘和痛心。 父亲走了，母亲心里的痛苦我们做儿女的当然最清楚。我们家在倒掉父亲这个顶梁柱以后，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还因为母亲没工作单位而一时找不到单位依靠，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母亲及我们要想在北京继续生存下去实在是太难太难。可是这时候的母亲并没倒下，她对我们冷静地说： “你们爸走了，我更应当把家里活着的人都带好管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他。”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也不得不随学校去陕西延安专区的宜君县农村插队落户。还没从父亲含冤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的我，又要去面对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未来。宜君县是个啥地方？自己今后的前途命运会怎样？我们家以后的生活来源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来不及去细想，我脑子里好像只剩下了惶恐和迷茫，在家里正需要我这个男子汉出来分担之时，我却来不及弥合少年丧父的悲伤，来不及把母亲和小妹以后的事情安排好，最后只有踏上运送“知青”西去的火车这一条路可选。 我至今仍记得，离家那天北京的天空阴霾如铅，凛冽的寒风让人感觉到由里到外的冷。心情沉重的我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像是灌满了铅，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母亲和小妹没有把我送到指定的出发集合点，而是只送到东单公交车站。 母亲在站牌下面叮嘱我： “你以后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了，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不要再惦记家里，你要相信有我在，家里就会慢慢好起来。你赶紧上车走吧！” 话刚一说完，母亲便牵着小妹转身离去。望着母亲那已经变得微驼的身影渐渐远去，我的情绪终于控制不住了，泪眼中，竟然盼着母亲能转过头来让我再看一眼，可是母亲一直在往前走，任凭呼啸的寒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乱也不理会……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离开北京后，她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母亲每天都在想办法填饱她和小妹的肚子。有一次，母亲在东单菜市场看到卖水产品的师傅正在宰杀鳝鱼，而在其案板上还堆着好些剔下来准备丢弃的头和骨，于是她就去向人家讨要。 回到家中，母亲将其清洗干净，先挑出鳝鱼骨放锅里加姜片熬汤。随后把净锅上火，放油并下泡椒节和姜、葱、蒜、盐炒香后，才把鳝鱼头也下锅一起翻炒，等到将先前熬好的汤（拣出骨头）掺进去烧几分钟，香喷喷的鳝鱼头汤就算做出来了。 这样变废为宝做出来的荤腥，也算是让家里人打了一回牙祭、添了一丝营养。我再举个例子。当年在东单市场时不时地有鸭脑壳卖，那都是国营食品加工企业在取料加工罐头后所剩的下脚料，而那时北京居民知道怎么弄来吃的人很少，所以市场上卖两毛钱一斤都没人要。 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后，便经常去市场，一旦碰到买回家，她会先炒糖色、炒香料，在调制好川味卤水后，再把冼净并经过汆水处理的鸭脑壳放进去慢火卤制。每次母亲把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鸭脑壳端上桌来时，家人都会啃得心满意足。 母亲和小妹最终还是没能在北京坚持下去。1969年年底，她们被当时的“革委会”找理由送回了四川 （北京户口也被注销）。回到成都后，小妹转学到商业场小学就读，母亲则四处托人找工作，好不容易才被介绍到国营东风菜市场那个制售凉拌小菜 （也叫盆菜） 的店铺做了临时工。在店里，母亲每天都要手工切出几大铝盆的大头菜丝。 母亲的刀工其实早已具备专业水准，店里的大姐大妈当中，也只有她切得又细又匀，而经她的手拌出来的麻辣大头菜丝，味道也是广受顾客欢迎。不过母亲那时一个月工作下来，却只能领到30元的薪水，这点钱要想维持家里的开支显然很难，如果遇到要给小妹交学费的那个月，就更是捉襟见肘。 当时有好心的人来对我母亲说： “你还是写个申请给学校吧，只要反映你们家生活确实困难，按政策不就减免学杂费了吗？” 可是母亲还是坚持认自己的理，她说： “这个月我就是少吃几顿饭，也要给幺女凑齐学费交上去。我们家老罗生前就不肯求人，今天到我这里了，我也不能丢罗家的脸，即使再困难我也得想办法克服。”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些年实在是太难了，当时甚至还有人来劝我母亲改嫁，不过都被她一口拒绝了。 那时的母亲就像她对我们常说的一样： “你们爸不在了，我再苦再难也要把一家人拢到一起。我们罗家的人不能散，现在我不仅要给妈养老送终，还要把娃娃全都供出来！” 就是这样一些朴实的话，经常会从我母亲嘴里讲出来，她虽然从没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但她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一种家风。 直接点击下图上传作品，总决赛我们等你来！
3 我再来说说母亲及父亲对我个人厨房技艺的实际影响。我从9岁开始跟母亲学做菜。母亲教我做的第一道菜是凉拌莴笋 （青笋）。其程序是： 把莴笋改刀切成片，入盆撒一点盐腌渍几分钟，用手挤出部分水分后，加放红油、味精并淋几滴香油，筷子拌匀了即可上桌。 还记得母亲在尝我第一次拌的凉菜后，只对我说了一句“还不错”，可我当时听到却生出了一种兴奋感。  跟母亲下厨的二三事 从那以后，我就更喜欢跟母亲一起下厨房了，尤其在晓得家里要做回锅肉时，我会守着看母亲如何去操作，包括肉要煮到什么程度捞出来，放菜板上切多大的片才合适，肉片下锅要熬到怎样的形状才算合格，以及下锅时加调辅料先放什么后放什么，这些我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见母亲正准备蒸馒头，于是就去帮着揉面、分剂。开始只是觉得好玩，我一边用力地揉，一边往面团上扑干面粉……等到馒头蒸熟出笼时，父亲刚好下班回来，我赶紧上前告诉他其中哪些是我做的。 那天父亲一边吃一边夸我：“馒头做得好！好吃又有嚼劲儿！”说真的，能听到父亲当面夸赞，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也许是继承了父母做菜基因的缘故吧，我后来下厨做菜也显得有模有样。 一手好厨艺让我格外受欢迎 有段时间，会做好吃的菜肴竟让我在同学当中小有名气。那时，只要尝过我做的卤猪蹄、清炖鸭头等菜品的同学，即使不羡慕也会对我夸几句。一次在中学同学家聚餐，肉荤是几个同学从各自家里带去的，我只买了些蔬菜就开始动手。 那天，大家吃得最多的还是我做的菜，有夹沙肉、汆肉丸子、鱼香肉丝等，当然，那时候大家肚子里都缺少油水，吃起来就更是觉得香。 后来下乡插队时，我做菜的手艺在本公社远近闻名，有时连落户别的大队的知青，也上门来请我去做菜，到现在有老同学忆起这些往事，仍然是津津乐道。 就连我被招工去西安后，单位还有同事慕名来请我去帮忙操办婚宴。在婚宴中，我做的麻辣牛肉干、芙蓉鸡片、鱼香肉丝等菜都颇受欢迎。 说到我下乡将近四年时被招工进城这件事，有一个原因还与我的父亲有关。本来我受父亲在建国初期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这个政治成分的影响，一直都被排斥在招工、参军等好事之外，可是有一天我却忽然被陕西省计量局招录参加了工作。 原来，这次来我们县招工的一位负责人 （名叫董珂田） 是原转业下来的干部，他在众多知青档案中发现我填写的父亲名字及生前工作单位 （他以前听说过我父亲的一些先进事迹），同时他也对我的困难处境深表同情，他最后通过做工作把我这个“出身不好”的知青招进了他所在的单位。 后来，我俩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那时我在西安没有一个亲人，节假日董珂田见我无聊，便经常带我去他岳母曹姨家 （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李合邦的家），而我在曹姨家有时会进厨房帮忙做一两道菜，不过最让我感到得意的一次，还是替主人设家宴招待几位他们家的老朋友。 客人当中有的校长、政委等几位老将军，还有国民党起义名将杜聿明的夫人（曹姨是杜夫人的亲侄女）。还记得当天我给客人做了清蒸仔鸡、芙蓉鸡片、鱼香肉丝等传统菜。在我把造型如白色花瓣的芙蓉鸡片端上餐桌的那一刻，客人个个都叫好。 范明将军（1955年授衔）迫不及待地拿勺子舀起一块放嘴里，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后冲着大家说： “正宗川菜，你们家的人已经够大师傅的水平啦！” 应客人要求，我随后又按自己当知青时所学陕北民间做法炒了一盘豆芽宽粉肉片，结果再次受到客人夸赞。 见大家都吃得兴起，杜夫人竟对曹姨说： “今天你女婿做的菜很不错嘛！” 曹姨一听便连忙解释道： “今天这些菜是我女婿的好朋友在主厨，他这手艺有传承，因为他父亲就是北京饭店的特级厨师，为国家领导都做过菜。” 厨艺的传承 听到老前辈们对我厨艺的赞许，我忽然间又联想到小时候跟母亲下厨的情景，我这点厨房基本功，还不是早年在母亲身边打下的基础。不过，像芙蓉鸡片这样的工艺菜倒不是从母亲那里学来，而是从父亲生前留下的那本《北京饭店名菜谱》中比照学来。
在罗国荣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弟子魏金亭夫妇设宴庆祝。魏金亭夫人张根娣（前排左一）、石玉琼（前排左二）、魏金亭 （前排右一）、罗淑英、罗楷禹、罗楷经、向蔚平（后排从左至右） 我至今记得父亲当年把这本菜谱给我看时说过的话： “如果特级厨师的儿子长大后连菜都不会做，就真的要被别人笑话了。” 1978年，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对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重新做出结论。很快，因落实相关的政策，我母亲和小妹的户口又被迁回了北京，组织上不仅给她们母女安置了住房，还把小妹安排到父亲工作过的北京饭店上班。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年11月召开）以后，党和政府不仅持续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而且开始在各个领域推行有关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这些都极大地激发起亿万民众身上的创造力和忘我奋斗的精神。 回到今天，回到我们这个普通的家庭，我只想对父母的在天之灵说： 对我们家而言，父亲是榜样，母亲是楷模。 尤其是在当年艰难的日子里，正是因为有母亲为我们儿女树家风、立正气，才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从困境中坚强地走出来。 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罗楷禹/文 视觉：烹烹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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