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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2） 1969年插队时留影 我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母亲都是福建人。早年，父亲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母亲也随同父亲从南京来到广西工作。父亲的事业心很强，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母亲在完成自己工作任务的同时，担负起相夫教子的重任。我们在父母亲的关心爱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的一场烈火，我们家发生了叫人难以接受的变化。曾留学美国，担任系主任的父亲被打成了“特务”，还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父亲被迫离开家隔离审查，每天不是写交待材料，就是去放牛。出身于华侨工商业者家庭的母亲，也因为海外关系和父亲的牵连，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从旧社会过来的父母亲，尽管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但面对无休止的批斗，却措手不及，惶恐不安。原先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没有了笑声，没有了喧闹，死气沉沉的。一家人整天提心吊胆，心神不定，没有一点安全感。对于停学在家的我们，父母亲根本无法顾及。 1968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打这以后，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除了三弟身体有病外，其余五人先后下到农村去插队。对于我们的行动，父母亲的态度是：你爱去哪，就去哪；你想何时走，就何时走，随大流。离家时，我们各自扛上行李，无声无息地走，家中没有一个人去送行。 先说大弟 大弟自幼喜欢捣弄一些玩意，什么东西到了他的手，就爱搞个明白，不是把它翻来覆去，就是把它拆个七零八落，看个究竟。记得有一次，他把父亲的自行车拆得全散了架，结果父亲急着要用，他怎么也安装不好，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初中一毕业，他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个当工程师的料，却只好到隆安乔建公社当了农民，成了我们家第一个知青。 在农村里，他就象一头老黄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他有点小聪明，懂得修理一些农具之类的东西，所以得到村民的看好，常常不用队长派工，自己想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房东把他当着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他。直到现在，大弟离开农村已三十多年了，仍与房东保持联系。平时，房东要到南宁市买个电视机、收录机等家用电器，自然少不了让大弟当参谋。而村里的板栗丰收了，芭蕉、荔枝熟了，房东也要送给大弟尝尝鲜。 尽管大弟深受村民的喜欢，可命运却总是跟他过不去。在农村，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招工单位拒绝。最让他失望的是，父亲所工作的广西农学院来招厨房工人，他都没份。 无奈之下，在农村呆了八年的他，于1976年就以高度近视为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家里待业。一次，好不容易有个不起眼的工厂招工，大弟的体检通过了，只要政审没问题就行。他让父亲所在的学院政工组给出个证明。大弟知道，这次能否当上工人，就看这份材料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东西。手中的这份材料到底写些什么？他克制不住自己，趁着封口的胶水没干，偷偷地拆开看。这一看，可把他给震住了，材料里写的是祖父有什么历史问题，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母亲的家庭出身又是资本家等等，这样的材料等于给招工判了死刑。果然不出所料，证明材料交到厂里后，就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了回音。大弟当工人的愿望又泡汤啦。一直等到1978年，母亲办了退休手续，退一顶一，大弟才算有了一份工作。大弟的这十年也真不容易！ 再说大妹 大妹十七岁就离开家到市郊插队。郊区的劳动十分繁重，特别是到了“双抢”时节，强壮的劳动力都吃不消，更不用说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了。好在她自幼在家就爱劳动，到食堂打饭，买菜，带弟弟妹妹，不少家务活她都争着干，小小的年纪就能吃苦耐劳。在农村，她也不示弱，总是出满勤。村民和带队干部对她的劳动态度十分满意。 大妹所在的那洪公社，离家有一段路程，坐汽车回家，往返车费要八角钱。她想，自己做一天工，只分得八分钱。如果坐车，十天的工钱就不见了，还是步行回家合算。从生产队走回家往往要三个多小时，为了不让鞋子被磨破，她常打着赤脚回来。邻居看了都心痛，让母亲拿钱给大妹买鞋。有一次，她回家路过五里亭菜场，看见市场的萝卜一角钱五斤，挺划算的，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堆，然后找来一根棍子和两条绳子，把萝卜一个个地串起来，挑上两串萝卜，一摇一摆地走回家。母亲常在我们面前夸她会勤俭持家。 就这样一位懂事的孩子，也因为家庭关系在农村接受了四年的“再教育”。现在，大妹定居在美国。用她的话说，正是当知青的那段经历，让她磨练出了一股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她在美国扎下了根，继续着她那“洋插队”的生活。 二弟的情况 二弟的经历也是够曲折的。在那革命派和造反派闹个不休的年代里，天性活泼的他，没安静地读过几天书。一次意外，别人的枪走火，打中他的肚子，子弹从前面进，后面出，肝胆肾全伤了，差点要他的命。幸存下来的他，还没等到身体康复，就被安排到条件艰苦的百色地区凌云县插队。 山区的乡亲对知青倒是挺热情，可生活的环境却是无情的。他落户的生产队座落在大石山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用水十分困难。村民们每天要翻山越岭去劳动，吃的是玉米面或其它杂粮，蔬菜很少，更不用说肉类了。 十六岁的孩子，又动过一个大手术，体质很差。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没过多久，二弟的身体就顶不住了。手术留下的后遗症，折腾得他三天两头肚子痛，根本无法正常劳动。有时发作起来，还得送医院急救，真是让家人担忧。母亲想让他转到南宁市郊区插队，可是，在那年代，没有关系这样的事情根本无门。母亲又想，不能近家，能近亲人也不错。考虑到我和二弟都在百色地区插队，要转到一起也许好办。可一打听，才知道就连这样的事都不好办。没办法，二弟出工只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个超支户。好在房东对他不错，不仅积极为他寻医找药，还尽可能地让他吃好一些，增加一些营养。 二弟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什么事都想得开。在那艰苦的环境里，他从没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没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看到当地缺水的现象很严重，经常得靠柴油机抽水，可买柴油的钱却难以筹措。于是，就想发明一种柴油机，不需要油，就能一直开动。为了设计这样一台永动机，他绞尽脑汁，凭着他那初中没毕业的文化水平，一天都在纸上画画写写。他还拿着自己画的图纸去请教大学教授。可惜，他的愿望没能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就这样，他在农村呆了六年，最后也是办了病退手续回城。 接着说小妹 小妹可是我们家中唯一一个修完高中课程的毕业生（注：我只读了两年高中，而大弟、大妹和二弟都是初中毕业或没毕业）。可惜的是，她的高中是徒有其名的。她们在校期间，学毛主席语录，学工、学农、学军，就是没有好好地学科学文化知识。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时，常开玩笑说，小妹的文凭最高，文化最低。1973年小妹高中毕业了，自然逃脱不了到农村插队。所幸的是，小妹被安排在南宁郊区，离家较近，每个星期还可以回家看看。 小妹自幼在家娇生惯养，家务事从来都没干过，更别说体力劳动了。可到了农村，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插秧、挑肥、锄地、种菜……样样农活都得学。她虽说头脑简单，但四肢却是勤快的，从没缺勤。第一年年终分配，竟然分到一千多元。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拿这么多的钱，心里别说有多激动。凭着她那勤劳的双手，很快就得到农民的认可。 1976年，她被招工到南宁市的一所集体所有制工厂，还当上了班长。有一段时间，厂里生产任务重，要加班加点，不少工人都吃不消。她一人顶两班，连续干了一个半月，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她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全得益于在农村的锻炼。小妹所在的工厂，开始经济效益还可以，红火了几年。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工厂破产了，她也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说说我自己 而我呢，则在“离家越远，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近”的口号鼓动下，放弃在郊区插队的机会，于1969年3月到了地处云贵高原的西林县马蚌公社浪吉大队插队。在那里，我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真正是“把一生交给了党安排”，先后担任了生产队的记分员、会计、夜校辅导员、通讯报导员、民办教师，还自己学针灸，当了义务卫生员。我是干一行，就尽力干好一行。随着日子的消逝，我们大队同来的十三名南宁知青被招工招干或调到其他学校任教了，浪吉大队就剩下了我一人。此时的我不知所终，心想这辈子也许就这样过下去了。 1971年，大学恢复招生，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父亲来信鼓励我创造条件，争取上大学。接着，我听说，我和另两名出席自治区“双代会”的知青都被县里推荐上大学了。我心中暗暗自喜，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可万万没想到，那两名知青上大学了，而我却落选了。为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需要继续接受再教育吧。 1972年，大学又开始招生了。这时，我正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普及教育规划试点工作队。工作队共十七人，除了我，全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教师和干部。教育局的领导拿来一张高等院校招生的申请表让我填。我想，主管招生工作的教育局主动让我申请，这下该有盼头啦。可到头来，这盼头还是象肥皂泡沫一样破灭了，我百思不解。冷静下来，我想了很多很多。大学上不了，可路还得走呀。我只好继续留在队里当一名山村教师，每天不是上课，就是参加队里的劳动，有时还协助会计算账。时间就象流水一样匆匆地过去了。 1973年6月，大学招生的时间又到了。这一年我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消极怠工，而是伏下身子，拉起生活的纤绳奋勇向前，以自己的汗水赢得了大家的肯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这下被推荐上大学该够资格了吧。于是我抱着一线希望又报了名，还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考查和体检。可最终我还是被大学拒之门外，这下我彻底失望了。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我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离开了生活四年零九个月的山旮旯，告别了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来到了百色地区知青办公室工作。在知青办工作期间，我走遍了全地区十二个县，到过了数不清的知青点。每到一处，我都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继续着我的知青生涯。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我那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又浮上脑海，心想凭着自己在高中的学习成绩，参加考试还是有把握的。可没想到，领导却对我说，现在这么多的知青参加高考，招生的名额有限。你已经有工作了，就不要去跟他们争啦。仔细想想，这也是理。于是就放弃参加高考，老老实实地干知青工作。就这样，大学又一次与我失之交臂。看来，“大学”与“知青”这两者是很难在我的身上找到结合点。直到1983年，我才如愿以偿，上了电视大学最后一班车（当时电视大学规定，超过三十五岁的不能报考） 。 如今，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进入了老年，当年当知青的情景成了我们回首往事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也成了我们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一段！ 王珮玲，南宁一中67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到西林县马蚌公社浪吉大队插队，曾是自治区首届上山下乡“双代会”知青代表。曾任百色地区知青办副主任、广西大学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副处长、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组织（人事）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等职。现已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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