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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个知青的故事。 明光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是在1968年10月第一批下放到本县的太平和三界等公社的。当时我家住在明光镇龙泉巷，没有轮到下放，是因我已经工作（否则也是“老三届”）。我二弟志真1968年3月在嘉中读初三时应征入伍，当了空降兵。我三弟志涵是我们家的第一个知青，他是嘉中1969届初中毕业，1970年9月下放。第二个是大妹志婷，嘉中高中毕业，1976年下放。家中还有个小妹志华，那时刚上初中，待她高考时，知青已全部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已成历史。 三弟属于本县第二批下放知青。下放前被告知，他们是成建制集体下放，将有老师带队，三年之内有供应口粮。三弟一个班同学全部下放到明东公社红星（卞郢）大队，三弟分在下汪生产队，该知青点有九名男知青，住两间土坯墙的草房。 临行前，母亲给三弟准备了衣服、被褥以及脸盆、暖瓶等日用品，我也为他制作了一只木箱。就这样，17岁的三弟挑着箱子、行李告别了家人，目的地虽不远，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转折，离开父母去独立生活。 三弟下乡时正赶上秋收季节，收割水稻、挑稻把、打场、卖粮，接着是犁田、种小麦、冬修水利，一直忙到冬天，很少回家。他们九个男生一同干活，生产队耕牛不够用，九个知青就人工拉着犁铧耕田。 知青们原来都不会烧饭，三弟愿意试试。他每天提早一会儿收工，回到知青点给大伙儿烧饭。起初只是煮米饭或者贴饼。供应知青的荞麦面颜色发黑，那黑饼子吃起来还有点儿粘牙。吃的菜都是各人从自家带去的小菜，如咸菜、酱、萝卜干等。三弟带去母亲做的咸菜和酱豆子，口味极佳，最受欢迎，大伙儿抢着吃。凭证供应的荞麦面只供应了一年就停供了，带队的老师后来也见不到了。漫长的知青生活年复一年。 红星大队部在卞大郢，距明光八里路，下汪生产队又远去四、五里。明光到卞大郢是一条大路，卞大郢到下汪是乡间小路，雨雪天道路泥泞难行。当年的下汪生产队非常贫穷，一个整劳力一天十分工，很少能超过一角钱，生活非常艰苦。虽然工分值很低，所分得的口粮也不多，但糊口还能将就，好在离家不远，抬腿就能走。知青们闲时就步行回家，十二、三里路个把小时就到了。 第一批下放知青，不到两年就陆续招工了。可第二批招工却是比较罕见了，1972年2月有招工，但那是小批量、极个别的。有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16级老干部，临终前请求县委组织部对他下放在明东公社的女儿关照一下，组织部的领导也应允了。过了大半年，机会来了，蚌埠铁路分局某局长的“公子”下放在明东公社，蚌铁分局特批给嘉山县20名招工指标，其目的不言而喻。但那位“公子”并未被推荐招工，原因是他未干过一天活，没有工分记录，只有外出打球时给记的工。不久，分局又追加给嘉山县20名指标，这位“公子”才被招工回了蚌埠。那位“三八式”老革命的女儿，也才搭上了这第二班车，招到蚌埠铁路系统工作。比这更“神”的是，时任县里负责招工的某局长和经办人员的孩子等人不但都搭上了第一班车，招工到铁路系统，而且就在明光家门口工作，比三八式老干部还“牛”。 三弟这批知青多为平民百姓家庭出身，没有特权，没有“关系”，随波逐流，听天由命。除了个别人参军入伍，那就是考学，到了1979年（恢复高考的次年），知青们已经全部都返城了。 1974年的一天，三弟低头干活时，发现额头上鼓一个包，直径有2一3厘米，站立一会儿又没有了，像是一个活动的瘤子，且时常引起头晕、头疼。经县医院医师检查，诊断为“脑脊液漏”？（注：当时县医院设备条件所限，只是判断。八十年代三弟到外地医院检查，诊断为动脉血管瘤）医生分析病因，说可能为外力所致，这真是一种罕见而又奇怪的病。三弟再三回忆，终于想起在1973年10月一天在雨夜中“抢场”，忙乱之中头部被扁担碰过，当时并未在意。那时家里很穷，也没有钱去外地医院检查。随后把县医院、社、队三级证明等材料层层上报，等待批准“病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是真有病，就是无病，也有少数人会想方设法弄个证明、诊断书啥的，去办理病退回城。但这种情况必须要上报地区批准。三弟的报告，经滁县地区革政字（75）163号文件批复同意，1976年2月13日，嘉山县知青办下文（嘉青退城字第031号），三弟被批准病退回城休养，但没有招工。 三弟在娘胎里比别人多呆了一个月，先天足。小时候是个大胖小子，身体强壮，而且非常聪明，脑瓜灵活，是个机灵鬼。只是生不逢时，三年灾害时野菜难咽，不吃又饿，常常饿着肚子去上学。后来赶上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初中阶段几乎没有学到东西，要不然，以他天资聪颖，如考上个理工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大国工匠之类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后来在学艺中有非凡的表现。 三弟回城后，先到我所在工厂里干临工拉大锯，趁便常到木模车间转转、看看、学学、干干，久而久之，学会了木工手艺。后来经常帮亲朋好友打家具，技术愈来愈精，以至到他结婚时，全套家具都是自己打的，并做上油漆，与市售的不相上下。 1978年2月，全县招收了一大批病残回城的知青，去向大多数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就这样，下放了近八年的三弟，终于成为县开关厂的工人。在开关厂，三弟从事电工、模具钳工等技术工种。由于经过下放农村的劳动锻炼，使其更能够吃苦耐劳。他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善于钻研，很快便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后来担任过车间主任、副厂长、副书记等职。直至2000年初的企业改制，再度下岗等待退休。 这一代知青是最有担当、最能吃苦耐劳、最有贡献精神和广阔胸襟的一代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生一个孩子。三弟的独子，毕业于安徽大学，平时学习努力，工作上进，事业有成，现任某国企老总。三弟夫妇俩为带好孙子，早已移居滁州市，安享天伦之乐。 大妹志婷，1976年2月下放。大妹从小吃的苦最多，长的最瘦小。生长于饥饿年代，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弱不禁风。1959年冬，我们家要从方家巷搬到大马路，正在搬家时，大妹突然病倒，得了当时流行的所谓“青紫病”，其实就是长期营养不良，虚脱，但死亡率很高。母亲让父亲带全家人先走，她一个人守着大妹，待她“咽气”后再走（怕大妹死在新搬的人家）。大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数日不见好转，母亲急得精神都要崩溃了，她到父亲单位，央求父亲借点钱给女儿买药，好容易借了一点钱买了药。母亲又继续守护十几天，大妹奇迹般的苏醒了，病情慢慢好转。她到“鬼门关”，阎王爷不收，又回来了。 大妹12岁时，不幸又染上了突发的急性暴发性流脑，这种病死亡率也很高。晚上九、十点钟，大妹昏迷不醒，出现抽筋（角弓反张），父亲用火柴棒划她脚心，也没有反应。赶紧抬大妹去县医院。经医生“腰穿”抽脑脊液化验，确诊是”急性流脑”，经医生抢救，命保住了，但担心是否会留下后遗症。大妹再闯“鬼门关”，阎王爷还是没收。后来听医生讲，这种病来的猛，死的也快，但治好了一般不会有后遗症。妹妹病好了，父母也放心了。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古话，在后来得到了验证。 轮到体弱瘦小的大妹下放，父母确实不放心。特别是母亲，临迁户口之际，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大妹的班长和两名同学上门做母亲的工作，耐心的劝导她，好话说了一大堆，母亲才勉强交出户口本。母亲还跑到管店大越村找亲戚，求他们接收大妹并多多关照。就这样，大妹到了管店公社林东大队越东生产队插队落户。六年前我为三弟下乡打的木箱子，现在又传给了大妹。三弟如同当年自己下乡时一样，用小扁担挑着一头木箱一头行李，护送大妹到了越东。这是大妹十九年来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农村，从此，她将要面对诸多的挑战，尝试和体验独立的生活。 大妹初到农村，有诸多的不适应，有许多的“怕”和不会。因为想家、想妈，常常半夜在睡梦中哭醒，天亮时又被上工的哨声吵醒。起床后要自己做早饭，不适应。白天下地干活，怕苦、怕累、怕蛇、怕蚂蝗。夜晚一人睡过防震棚，怕孤单，怕老鼠，怕蚊虫。冬天怕冻，夏天怕晒。收工回家不会烧锅，不会做饭，不会洗厚衣服，不会洗被褥，所有农活都不会干…… 秋种时，治安主任王振友（我们喊他大姨叔）挑一担大粪泼到稻田里，当场命大伙下田插秧，大妹怕脏怕臭，不敢下田，被王主任狠狠批评一顿，说她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妹只好脱了鞋袜，挽起裤腿，含着眼泪下田插秧，事后哭了一夜。 在困惑了一阵后，大妹想起了父母的教导：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千难万难开头最难，渡过难关胜利就在眼前。大妹经过一番深思，终于端正态度，正视困难，树立信心，从头学起。从不会到会，从怕到不怕，逾越了许多障碍，战胜了许多困难，在困难中磨练自己，思想上得到了升华，看到了曙光就在前面。她虚心向老农学习，学会了锄田、插秧、收割等农活，挑秧把子学会了换肩，冬天上水库抬坝子，休息时还写了先进人物的报道广播稿。她与社员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晒黑了皮肤，磨肿了肩膀，磨破了手掌，手上布满老茧。大妹渐渐地掌握了许多技能，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也锻炼提高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烧锅做饭，洗衣洗被，样样都会。她还在干活歇息时，向女社员学会做单鞋，她已成长为新一代农民。常年的劳动锻炼，使她的饭量大增，身体渐壮。体重由毕业时的80几斤，增至106斤。 打赤脚，治好了脚气。我们家住的龙泉巷老房子被大水淹过，很潮湿，大妹有脚气病。老社员叫她赤脚走路，那儿是砂土地，夏天地面被太阳晒得很烫，大妹下田干活来回都赤脚，刚开始时不适应，半个月下来就适应了，后来脚气病也好了。 大妹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到农村后，一有空就看书学习，为了复习迎考，很少回家。那时没有电话，全靠写信联系。大妹劳累了，顾不上写信，母亲心中日夜牵挂，想去看看女儿，可是一大家人要吃要喝，走不开，母亲就命12岁的小妹志华去看看姐姐。 到了星期天，小妹挎着个柳条篮子，给姐姐送点食物和小菜。小妹出生时家庭依然很穷，但饥饿年代已经过去，粗粮和山芋还是能吃饱的。小妹身体健壮，个子也不矮，做起事来是胆大心细又泼辣，像个男孩，邻居说她是假小子。母亲居然放心让小妹一个人去大越村。从明光坐火车到管店下车，然后步行八里路，中间要穿过林场和树林，跨过两条小沙河（有时需要趟水），经过上岗、朱庄生产队，还要从常塘生产队村中穿过，村里的狗见到生人就汪汪直叫，令人生畏。小妹一点也不害怕，大胆径直穿过村庄，顺利到达越东生产队。姊妹俩见了面搂头抱颈，甭提有多高兴，小妹有好多的知心话要和姐姐讲，干脆和姐姐一块干农活吧，边干边聊。带去家人的问候，传达父母的嘱咐。小妹帮姐姐挑过水，挑过粪。快到傍晚了，姊妹俩才依依惜别。后来小妹每一两个星期就去一次，每次都是圆满完成任务，带去食物和小菜，捎回山芋和杂粮，高兴而去，平安而归。 大妹所在农村比三弟插队的明东下汪要富裕些，十分工值四角钱左右。大妹住的知青点是两小间屋，同屋还有一位上海女知青，她因患病时常不在农村，平时多是大妹一个人自烧自吃。大妹还担任过生产队记工、记账员，队里去粮站卖粮，也要跟去记账。她还被抽到宣传队排演节目到邻队演出。她和社员相处关系融洽，感情深厚，有的社员家烧了一样好菜也喊大妹去吃，有人送来烧锅的柴草，还有人帮大妹挑水。大妹也从城里带去紧俏商品如煤油、肥皂、碱粉、白糖什么的作以回报。那时农村时兴“打猪晃子”，谁家杀猪了，把猪血、豆腐还有下水和油，烧一大锅汤，请全队社员去喝汤。大妹在家从没喝过这种汤，竟然也当仁不让参加了好几次。大妹在农村时间虽不长，但是与社员真心相处，亲如一家人。不仅得到了锻炼，性格也更加坚强，对自己一生影响很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妹于1978年参加高考，为了把握性大些，只报了中专，结果被滁县地区卫校录取，三年后成为一名医生。退休时是医师（中级）职称。 大妹退休后曾三次重返第二故乡，去看望乡亲，去寻梦。回想当年那如诗如画的山水田园，那清澈见底的沙河，那潺潺的流水，那甘甜的泉水，那密林里各种鸟儿在欢快地歌唱，那蓝天、白云，如今还有多少呢？美好新农村的建设，使道路、住房更美了，但当年那些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难觅了，似乎少了些什么…… 大妹夫妇俩是同学加知青，妹夫当知青时参军入伍，后来提了干，转业后是公安干警。他们的独子继承了他们优良的基因，打小就非常聪明。高考后，去合肥体检（报军校须体检），明光有200多名报考军校的考生，都是有家长陪伴去的，唯独我外甥因父母工作忙，是他自己一个人去的，17岁的他从未一人去过外地，这是极好的锻炼机会。带了200元钱，三天后回来还剩几十元（挺节约）。如今外甥已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文武兼备的优秀政工干部（中校军衔）。外甥30岁时牵手一位同济硕士，也是独女。大妹的小孙女，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大妹夫妇与亲家夫妇（也是知青）轮换去上海带孙女，标准的4+2+1模式（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闲暇时，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甚至出国旅游。像大妹这样的知青夫妇，堪称一代知青中最幸福的人。儿子说他妈妈幸福指数最高，的确如此。今天的幸福也是来自当年的付出，有舍才有得嘛。 正是：战天斗地意志强，风雨之后是阳光。上山下乡多磨练，一代知青铸华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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