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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丘镇长安寺湾秋景（向家舟摄） 长阳西部的桃山——今资丘镇人民政府驻地，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参加工作伊始，我便从老同志的口中得知，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开办有后方医院，在镇政府大院及周边，当时埋葬了大批抗战伤兵。今年，我又听单位分管领导、县档案馆副馆长胡平先生讲：现在桃山还遗存有一块当年的伤兵集体墓碑。于是，寻访后方医院便成了我心心念念的计划。 前不久的一次机会，促成了我愿望的达成。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天气阴有小雨。这天，我随单位8位同事，与县民政局的10余位干部职工一起，从县城抵达桃山“长阳烈士纪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研学活动。活动中，我们瞻仰了“七十七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陵园”，参观了革命烈士事迹展览。活动结束后，经单位领导同意，我开始了寻访战地医院遗迹的工作。 首先要找的，是那块传说中的伤兵集体墓碑。在民政局覃宁松、田纯全以及县第二社会福利院院长刘东明先生的指引下，我在资丘宾馆下的缓坡，一个名叫“老水井”的地方找到了这方碑刻。据附近一位居民讲，这方碑原在不远处（具体位置不详），大约1975年时被人抬到这个地方，用作了水井盖子。幸运地是，有碑文的一面朝上，因而才得以重见天日。在2015年时，参与长阳烈士纪念馆建设工作的覃宁松先生在获知这一线索后，就曾前来查证，有关部门原本想将其迁移进行保护，但因种种原因未果。 水井湾处墓碑原貌（向家舟摄） 清理后的墓碑（向家舟摄） 由于用作水井盖子的年代已长，见到这方青石质的墓碑时，其上部已覆盖了大量泥土，碑左下部与其旁农田交接的缝隙处被填塞了一些“三合土”，并压上了两块石头。为了辨认和复制墓碑的文字，我找到附近的居民姜明邦老人，向他借用了一把小锄头，将现场进行清理。我怀着崇敬地心情，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清扫了碑石上的浮土，并用小锄头将石头和“三合土”移除。又用抹布，就着水井中的水，仔细地清洗了几遍。一个小时后，一块干干净净的碑石才呈现在了眼前。 拓片全貌（向家舟摄） 经测量，这块墓碑约长154厘米，宽75.5厘米，厚13厘米。碑文共16行，3段，记录了48位于后方医院医治无效而逝世的国民党军队战士的姓名。姓名中，完全可辨认者46人。据当地一位妇女讲，不可辨认处，过去长期被搁水桶，可能因为长期磨损而泯灭了字迹。为了将碑文完整记录，我决定用“清水拓”的技法将碑文拓印下来。由于碑刻覆于水井上部，北侧、东侧为田坎，西侧为花椒树，我只好找刘院长借来长胶靴，站在水里，上纸、扫纸、扑拓。虽然辛苦，但能将这些文字保留下来，也觉得值得。经过约1个半小时的努力，一张拓片终于成功产生。 拓片上部（向家舟拓并摄） 拓片中部（向家舟拓并摄） 拓片下部（向家舟拓并摄） 随后，我又在桃山老街（现名石板街）街首，一处老民居遗址处发现了用作阶沿的4块墓碑，这几块体量稍小。虽有部分被压遮挡，但从可见碑文分析，这些碑上只刻有约3至5人的姓名。虽然我不能将这些碑抽出，但还是选择其中3块碑，就已见部分文字进行了局部拓印。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从左至右，依次为上图1、2、3号碑拓片。（向家舟拓并摄） 那么，当时的后方医院又在桃山什么位置呢？2015年9月，在上述水井湾墓碑被发现以后，我过去的同事田学峰先生曾写了一篇题为《资丘现抗战烈士墓碑》的信息，刊发在“中国长阳网”上。信息中这样写道： “据长期研究土家文化并了解这段历史的该镇居民覃远新介绍，1940年4月，抗日军队国军军政部十一兵站后方医院，从宜昌迁往现在的资丘集镇——“桃山”，其总部就设在现居委会田本登的老家中，而附近的20多栋民房一同被兵站征用，用作后方医院的治疗室。1943年日军占领都镇湾后，十一兵站医院迁往巴东，由四十五兵站就地接防。” 我从桃山回县城以后，查阅了成书于民国三十七年的《长阳抗战史料》。书中并未对桃山后方医院前因后果有过多的记载。不过，在第二篇《动员之部》中附录的《战时驻县各机关一览表》中，记有后方十一兵站医院及第四十五兵站医院的简要情况。后方十一兵站医院主管人为“王院长”，四十五兵站医院主管人为“史陶经”，两所医院担负任务均为“医伤患官兵”，均隶属军政部。两所医院的名称，与以上信息中引覃远新先生的讲述是一致的。不过，对于医院总部的位置，我在现场采访时听到了不同的说法。据世代居住在老街的张其信、田圣昌两位老人讲，后方医院的总部设在老街街尾的桃山田氏宗祠。对于另外征用许多居民的房屋用作治疗室，这一点是公认的。由于时间有限，我尚来不及对当时医院的情况作详细调查，而现存地方史志中又语焉不详，只得留待今后查阅到相关档案资料，并详加走访后，再逐步考证完善。但此地曾有过抗战后方医院，这一点是确定的。
桃山老街，原为石板街，台阶中有抗战烈士墓碑，现被水泥封住。（向家舟摄） 1940年后，沙市、宜昌等城市先后沦陷，包括长阳东部在内的一些地区顿成抗日前线，抗日形势吃紧。在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广大国民党官兵浴血奋战、誓死保国，许多官兵身负重伤，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了桃山后方医院治疗。据许多桃山居民根据过去老人讲述称，由于当时桃山距离前线路程较远，加之伤势过重、山路颠簸、医疗条件薄弱，许多受伤官兵抵达后不久便医治无效死亡。尽管如此，当时的后方医院还是将这些官兵分期分批进行了安葬，并各树立墓碑。墓地分布，由清江边的黑岩头，一直延伸到今资丘菜市场一带坎下。建国后，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资丘区驻地由老资坵迁来桃山后，这一带的墓葬大多遭到破坏，大多墓碑先后被用作各单位基角石或铺设街道、台阶等。所以说，当时究竟有多少座墓，多少座碑，今天已全然不知了。随着桃山集镇建设日新月异，以及这些碑刻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能看到的碑越来越少。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也越来越少。
桃山老街现存几栋古民居，均已破败不堪。（向家舟摄） 当年曾经用作后方医院的古建筑，随着城镇建设几乎已完全消亡，能直接证明那段历史的，可能就是这些残存的石碑。除了我所发现的这五方外，还能不能找到一些，我不得而知。热心的74岁老人张其信说，他曾经看到过另外两座碑，而前些年建资丘菜市场时已被砌在了坎角里。 通过浏览四张墓碑拓片，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那三座小碑，其中一座立于民国二十九年，另一座时间不详，都记录有烈士的籍贯。而另一座，以及“水井湾”的那座，均只有番号、军衔及姓名。特别是“水井湾”碑，既无标题，亦无落款，应只是一组墓碑中的一块，上面竟然密密麻麻书写了48位烈士的姓名。这说明，随着战事吃紧，运来和死去的伤兵越来越多，近处的墓地越来越紧张，而碑文撰刻也只能从简了。碑文无言，但往事有声啊！ 刘东明院长曾听知情老人讲，当年批量埋葬抗战烈士时，采用的是这种方法，即：挖一个深坑，底层铺满石灰，然后平放几位烈士遗体，然后铺一层稻草，再撒上一层石灰，如此往复，直到封土。
原桃山田氏宗祠旧址（向家舟摄） 看到了那些碑，听到了这些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79年前，日寇的铁蹄蹂躏鄂西，我的曾祖母刘氏为了免遭日寇侮辱，在清江汇入长江的地方跳河自尽；我的祖父和祖母，分别从家乡宜都县城和宜昌城区，逃到距离桃山不远的资坵古镇西街避难。76年前，我的外曾祖父，在高家堰被日军所雇用蒙古军队威胁充当向导，幸机智冷静而保全性命。如果当年没有这些浴血奋战、舍身往死、打败日寇的抗日将士，那么今天还有没有我，都很难说了。 如今的长阳烈士陵园，就建在距离当年埋葬这些抗日烈士不远处的黑岩头上、县第二社会福利院内。陵园内由老资坵迁建而来的“七十七烈士纪念碑”，按2010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志》记载，是纪念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红六军将士；从我所见陵园墓区内树立的碑刻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写入《中共长阳历史》的人物。隆重缅怀纪念这些为共和国建立和建设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当然理所应当、无可厚非。不过，我总觉得在这里面少了点什么。那些在长阳及其周边为抗日战争献出生命的普通国军将士，同样是万代不朽的民族英雄，但似乎有些寂静无名。曾经，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位于今高家堰镇馒头嘴的抗战烈士纪念碑、龙舟坪镇偏岩的抗战烈士墓，以及资丘镇桃山伤兵墓及碑群等历史文物，受到了轻视，遭受了毁坏，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且难以挽回。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能够做的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对待和评价历史，尽一切可能纪念一切值得纪念的先辈。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过去，后人今后就会如何对待我们。
张其信老人猪圈门口，据说原也有一块抗战烈士墓碑，现被封闭在水泥路面之下。（向家舟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史志工作者。我觉得，我做好自身工作，传承地方的“根”和“魂”，就是基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而长阳的一句俗话，叫“吃木耳不忘树桩”，说的也是关于初心的问题，我认为是值得所有长阳人铭记和践行的。我们只有明白来时的路有多长，有多曲折，才能知道我们该去何方，我们才能走的更稳更远。 面对散落荒野的抗战烈士墓碑和支离破碎的、可能为昔日后方医院组成部分的旧居，我不由得想到了记者在采访诺曼底登陆的二战老兵时，所听到的那句令人震撼的话：“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怕被遗忘！” 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抗战国殇，今宵魂归何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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