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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章： ▲猫子口（山口）下的朱大人湾，一座桥梁即将完工，其旁有一座古石桥，被称为“大桥沟桥”。（向家舟摄于2021年4月17日） 湖北长阳资丘镇柳松坪村，有一个鲜为外人所知，但却为本地人津津乐道的小山湾，名叫“朱大人湾”。朱大人湾之名，据说与一个叫做“朱大人”的人有关。这个朱大人到底是什么人？有何能耐？其名号竟随地名而流传至今？这一切就要从一则传说讲起。 ▲柳松坪村主公路边的路牌（向家舟摄于2021年4月17日） 柳松坪村故老相传：“朱大人”是清朝时镇压白莲教起义的一名军官。当年，朱大人在今火烧坪乡的猫子口与白莲教起义军作战失利，不幸死亡。其后，他的同袍将他灵柩运到岩下埋葬。由于当时没有树立墓碑，因此，他的全名、籍贯及生卒详情慢慢淹没在历史中。年深日久，当地老人也只记得他姓朱而已。大约100年前，当地突然流传一个说法。说是凡有生病生灾或某事不顺者，只要是在朱某墓前诚意祈祷、敬香许愿，就能逢凶化吉、万事顺利。自此以后，远近来此地敬拜朱某的群众络绎不绝，他们尊称墓主为朱大人，把他当成了“神灵”。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也是从那时起，他墓地所在的山湾被人们唤作朱大人湾。 这个传说，我十多年前在资丘镇政府工作时就已听说，但当时并不在意。这些年我在县档案馆从事地方史志编研工作，通过研读历史文献，认识到清代长阳白莲教起义是长阳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梳理、考察和客观评价。由此认为，包括“朱大人墓”在内的白莲教遗迹值得走一遭。2021年4月17日，我利用在柳松坪村访碑的机会考察了朱大人墓。 ▲“朱大人”墓远景（向家舟摄于2021年4月17日） 朱大人湾位于柳松坪村北部，姜家墩与鲍家湾之间，岩上即为火烧坪乡青树包村猫子口，也就是传说中朱大人“牺牲”的地方。湾西侧为清江支流大虎溪沟上游（资丘集镇饮用水源），有古石桥一座，故又名“大桥沟”。朱大人墓，就位于湾中由猫子口方向延伸而下的山岭岭咀处。根据老乡告知，我们在姜家墩考察姜氏古墓群后，不一会就找到了朱大人湾的朱大人墓。 朱大人墓不大，但墓前平整，周围环以树林，让来到这里的人产生肃穆之情。墓右前方，有一方天然巨石，当地人叫做“墩子石”。石上开凿一方形水槽，据说是旧时产物。之前，我曾在龙舟坪白云观和高家堰白玉观的高僧坟前看到过类似“设计”。可知，这是当地人把朱大人当神供奉的一个证据。根据传说，朱大人墓应该是座古墓，可看上去却像是一座新坟，墓碑从写法上看也像是新碑。仔细查看碑文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在2017年时，当地人对此墓进行了修缮，并重立墓碑。其碑额及中榜，分别是“神通广大”及“古云朱大人墓”大字。余部依次写刻着：“始于光绪四年十月修建，复制于公元二0一七年十月。建立人田昌照，匠师唐宏振，书写曾德成。”“神通广大”字样，与村民关于朱大人的传说是吻合的。也说明村民们修缮朱大人坟始于光绪四年（1878）时，也就是墓主去世近百年后，由此推断——“朱大人信仰”的流行应该始于那时。也可知朱大人墓原本有块老碑，大约是碑石风化或残损，当地人在四年前重修该墓时立了这座新碑。这座墓前插有清明吊，墓上树枝上挂有红布，墩子石上摆放着上十个燃放过的礼花，说明前不久曾有多人前来祭拜。 ▲“朱大人”墓（向家舟摄于2021年4月17日） 现场情形表明，朱大人墓是一种独特的地方信仰。但朱大人是否如碑文中说的“神通广大”，不得而知。笔者是无神论者，个人认为祭拜朱大人更多是一种民俗，一种信众的心理安慰。此前我更关心的是，墓碑上有无记载其为清军军官以及死亡原因这件事。只可惜，碑文中并无只言片语。但由于传说由来已久，且根据长阳旧志记载，朱大人湾邻近的火烧坪乡，曾是清军与白莲教起义军交战的主战场之一，因此，这位“朱大人”很可能就是一名清朝军人。就算不是这样，也至少绝对不是起义军，因为以失败的起义军人身份，在清代人们是不可能为其修坟建碑的。 长阳白莲教起义以清嘉庆元年（1796）二月林之华、覃士辉分别于九州河及花屋场起事始，以二年十一月覃佳耀（本名秦佳耀）被清军擒拿于归州终报寨止，前后历时近两年。道光元年（1821）成书的《长阳县志》对起义及清军围剿起义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载，并记录了因作战而死亡的官兵及乡勇首领、乡勇姓名。这里面提到了两个朱姓人物，一名朱士凤，一名朱起义。朱士凤是威勇侯额勒登保麾下的“翼长”，是清军高级军官，志书中提到，他参与了嘉庆二年清军主力攻打黄柏山四方台白莲教大营的战斗。但书中并没有关于他因战死亡的记载，即便阵亡本县，以其身份地位也不可能埋葬在长阳。而朱起义，仅仅是一名长阳籍的乡勇，当然在老百姓的眼中，因其载入朝廷《恤典》，牌位列入县城昭忠祠祭祀，也有可能尊称为“大人”的。但根据志书记载，这位朱起义是在牛扎口（即油榨口，在今渔峡口镇）阵亡的，与百姓传说的在猫子口阵亡并不符合。除此以外，“朱大人”还有可能是一位外籍军人，或者是《恤典》及《县志》漏载的本地军人，但由于笔者目前还没能查到相关证据，故而也不能完全断定。 ▲“朱大人”墓前的墩子石上，有一人工凿成的水槽（向家舟摄于2021年4月17日） 总之，“朱大人”就算是一名参与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人，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实在是一个难以考证清楚的问题。即便如此，当我站在“朱大人”墓前时，也不禁对那些军人们心生怜悯，也对他们当年镇压的对象产生怜悯。因为，“朱大人”们也好，“白莲教”起义军也好，他们都是时代的悲剧。 ——白莲教起义是悲剧。白莲教起义前后历时九年（1796—1804），是清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极大损耗了清朝国力，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朽没落，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嘉庆元年，原籍长阳的张正谟在宜都聂家河打响了起义“第一枪”。仅隔一月，长阳白莲教起义首领林之华、覃佳耀等便迅速响应，发展壮大，使长阳起义军在随后两年时间里，成为清廷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为镇压长阳白莲教起义，清廷不得不派出额勒登保、福龄、庆溥、杨遇春等重臣名将来长阳，这在长阳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出发，不得不说，白莲教起义是有威力的。然而，起义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的失败。 第一，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起义批着宗教外衣，起义军是为了吃饭问题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为反而反。至于反了以后干什么，以什么口号支撑起义深入推进，他们没有考虑。第二，他们没有集中统一领导。全国各地白莲教徒约定“辰年辰月辰日”起事后，采取分散起义的方式，之后又缺乏大联合。这种“各自为政”的作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打击清廷，但也为日后朝廷各个击破埋下了隐患。第三，他们缺乏充足的准备。以长阳白莲教起义为例，他们是在被官府警觉的情况下仓促起事，无论人员、粮草、资金都没有充分储备，也来不及制定周密的战略和计划。这就迫使他们后来不断地采取游击战术与清军反复周旋，捉襟见肘，眼睁睁地耗尽最后一点力量。第四，他们缺乏广泛的群众的基础。早期，由于起义军以乡里及血缘为纽带自愿组成部队，人员相对忠诚和团结。后来，随着战斗实力的损耗，他们情急之下“裹胁”普通百姓从军，便招致了百姓的抵触。他们不仅“打土豪”，还劫掠良民财产，他们与官军持久的拉锯战，造成县西农田荒芜、农事不兴，以致老百姓生存愈加无望，使得老百姓很快倒向官军，参加“乡勇”组织，与官军共同抵抗起义。纵观起义军的活动历程，除了打打杀杀、莽夫之勇外，实在是没有令人称道的宏伟事迹。可以说，他们是自己亲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参与镇压起义的军人和乡勇们是悲剧。乾隆中后期开始，皇帝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官场腐败横行、上下交征；包括长阳在内的全国水旱灾害频发，而人民赋税徭役负担有增无减。统治腐朽、民不聊生，注定了爆发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起义。即使如此，作为食国家俸禄的职业官兵，只能奉朝廷之命镇压起义军。参战官兵中，有一部分是“绿营兵”，由于承平日久、缺乏训练，缺乏战斗力，在早期参战中很多基本是“送死”。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从那些参与乡勇的民兵来看，由于朝廷毕竟是正统，从起义军身上看不到希望，无论是从保卫家园出发，还是从为国尽忠来说，他们的选择都无可非议。然而，他们的战斗力更弱，最终大量捐躯。“一将成名万骨枯”。总之，无论是职业军人还是乡勇，都只是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成为“炮灰”。这是他们的悲哀。 ——而被迫卷入到两方斗争的大量普通民众，因为战争造成人心惶惶、逃离家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甚至后来因为与起义者有牵连而被诛灭九族，他们的苦难又怎能尽述？他们更是悲剧人物。 ▲“朱大人”墓碑（向家舟摄于2021年4月17日）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时光过了两百多年，今日的中国富强、民主、文明，远非昔日腐朽的清朝可比；今日的人民富裕、自由、幸福，远非白莲教起义时的那些悲情之人。笔者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理性看待这段历史、认识这场悲剧，甩掉历史包袱，有着重要的意义。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以胜利者的姿态，对白莲教起义及征服起义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朝廷颁发了《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地方志书（如长阳）也大书特书。在这些文字中，起义失败者被官方冠以了“教匪”“邪匪”等恶名。起义军被他们妖魔化。如道光《长阳县志》中，把早期来长阳传教的河南白莲教首刘之协，说成是蟒蛇所化。把覃佳耀受擒之地——归州中保寨，硬生生地改为“终报寨”，大概是附会“不是不报”之意。他们对白莲教滋扰民众之事一件不放过，却对官军扰民侵民之事绝口不提。对于战争发生的原因，他们“装睡”，还在认为教徒“聚众弄兵”主要原因是儒学不兴，需要“宣扬正学”“移俗易风”。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直到鸦片战争乃至清朝灭亡前，他们都是这种状态。可谓病的不轻，注定了最终的覆亡。由此，我们当然不能像他们一样，对白莲教起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应该看到，白莲教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痛的打击，让他们看到了底层人民的力量。起义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统治者为了安民，在一定程度实施了惜民惠民利民措施，这是白莲教起义带来的直接好处。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有段时间，在极左的历史观指导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白莲教起义曾被奉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白莲教起义者被神化为中国革命的英雄。以长阳而言，在这种思想、学说影响下，1992年的《长阳县志》，不惜突破1840年的记述上限，为长阳白莲教起义首领林之华、覃佳耀、林幺姑立传，俨然是要将白莲教起义打造成长阳之名片，把白莲教起义领袖打造成长阳的英雄。这些理论、作法难道真的可取吗？纵观白莲教起义所作所为，答案是否定的。白莲教起义从根本上是否真正代表人民？是否顺应历史潮流？是否推动中国历史进步？是否与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一脉相承？是否有资格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提并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明眼人一想就明，毋庸赘述。再看看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三个不朽”碑文，有哪一个字提到了白莲教起义？“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才能称之为“人民英雄”。白莲教起义军不是人民英雄，明矣！如果只是为了提倡一种“为反而反”的思想，一味歌颂“盲目造反”，而不讲主义、不讲真理，那么，对我们当代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对后人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将是有害无益的。那些把白莲教奉为英雄的观点，可以休矣！ ▲“朱大人”墓（向家舟摄于2021年4月17日） 就像我以前在《悲情人物覃佳耀》一文中所说，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后人就会如何看待我们。树立一个正确、积极、健康的历史观，不仅仅是对那段历史负责，更是体现一种良知。在崇尚英雄的年代，我们应该明确真正的英雄是谁？真正的英雄，不可能是林之华、覃佳耀，也不可能是“朱大人”们。真正的英雄，只能是那些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人民自由幸福而前赴后继的人们！ 站在“朱大人”墓前，我的心情是凝重的。作为那场惨烈战争的当事人，“朱大人”尽管真名已失，但他在身后，还能有个坟堆保留至今，更能被人当做“神灵”供奉，无疑还算是幸运的。要知道更多的人，已经像蝼蚁一样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他们的苦、他们的恨，伴随本人消失地无影无踪。他们都曾是父母的孩子，都曾是求生欲极强的血肉之躯，都曾是中华儿女中的一员。他们的悲剧，是悲惨的年代一手造成的。我们妥善对待那段历史，公正理性看待他们，将是对他们“灵魂”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后人正确的启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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