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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在回忆长征时候，总是说：“我不能算是长征时候的红军女战士”。 虽然她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一路随军两万五千里过来的。 但是邓颖超觉得，“真正的红军女战士，是康克清、李坚贞等同志那样，她们都在连队当指导员。而我当时重病在身，属于修养连的休养员，没什么可写的。” 事实确是如此。邓颖超从小身体弱，小时候就患过肺病。在江西苏区时，繁忙的工作加上营养不良，让她再度旧病复发。  长征开始的时候，31岁的邓颖超正在病重，长时间低烧不退，咳血不止。 她向组织提出：希望留在江西工作，避免给长征的队伍增添麻烦。但是中央还是决定让她随军行动，拖着病体踏上了长征的步伐。 她被编入红军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任总支委员。一同在休养连的还有怀孕的贺子珍，年过半百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人。 休养连有担架，还有一匹马。勉强能行动的时候，邓颖超总是自己骑马，这是她在长征的时候赶鸭子硬上架地学会的。而实在病重的时候，只能躺在担架上，由同志们抬着走。 前有阻拦，后有追兵，红军长征的艰难，远远不止于爬雪山，过草地。情况紧急的时候，往往是昼夜兼程，边走边打，一路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有一次，邓颖超所在的休养连在贵州境内，刚开始攀爬一座大山，突然几架敌机飞临上空，开始疯狂地投弹、扫射。邓颖超隐蔽在半山坡上的树林里，幸免于难，只听得耳畔一阵狂轰滥炸，等一切结束后，情形一片混乱。休养连伤亡了十多名同志。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就是在这次轰炸中，受了重伤。身中17处弹片，这些弹片给她留下了永久的伤痛，有几片弹片至死都没能取出来。 而邓颖超也几次面临生死危机。缠绵不愈的肺病始终折磨着她，而且完全没有药物可以用，只能靠硬抗。过草地时，邓颖超独自骑在马背上，一天，雷电交加，骤雨倾盆，她的马受惊了，高高抬起了前蹄，顿时将邓颖超颠落，恰巧扔到了一片沼泽里。  这时候，前面的同志已经走远了，邓颖超怎么喊，也没人听到。而沼泽是越挣扎，陷得越深。邓颖超沉住了气，一动也不敢动，不知道在泥水里泡了多久，后面的同志才赶到沼泽边上，发现了邓颖超。 她全身上下连泥带水，全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当天就开始发高烧，拉肚子。在之后的几天，她粒米未进，全靠一点点水维持着生命。  而当时，周恩来也在患病，发着高烧，甚至出现了昏迷。医生望着手中仅有的一支退烧针发愁，邓颖超知道后，果断地将那支退烧针留给了周恩来，她自己则硬抗病魔。 蔡畅和几位同志来看她，说邓颖超当时“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背着邓颖超痛哭了一场。 万幸的是，邓颖超和周恩来都挺过来了。  而作为女红军，所面临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多。 有位女红军回忆，“当时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所有东西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挂着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经常被淋成“落汤鸡”。” 遇上生理期则是尴尬而头痛的，找不到草纸，只能拿稻草应付。 忍受着腹部的疼痛，还要紧跟着大部队一刻不停地往前走，一步也不能掉队，夜里躺在冰冷潮湿的土地上入睡。 长头发肯定是不能留的。大家都剪了短发，许多女红军甚至全剃了光头。  有的女战士倒在了长征的路上，有的则留下了终身难愈的病痛，有的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后来，邓颖超说起过去的日子，还说：“我和恩来，都是幸存者，没有想到会活到今天。” 但是她不认为自己可以从此享受幸福生活，反而说，“我们幸存下来了,要完成牺牲同志的未竞事业，就得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她和周恩来都是这样做的，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  作者：柠檬 参考书目：西花厅岁月by赵炜，我的伯父伯母by周秉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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