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红军长征70周年。本书编委会自去年起，寻访了几十位健在的老红军，请他们述说当年的真实经历。 偷吃了朱德的皮带 长征途中，张显扬是被张国焘派到“红军之父”朱德身边，负责“警卫”总司令，其实却承担着一项不光彩的任务—被过滤广告 —监视。但朱老总却是那样地宽厚和善解人意。1936年四五月间，部队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这里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哪里去筹备粮食呢？朱总司令请来了通司（翻译）和几个老百姓，询问这一带有什么可吃的野菜。他们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总司令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出发了。他时不时地弯下腰，识别和挖出一些野菜，一会儿把野菜用指甲掐掐，一会儿送到鼻子底下嗅嗅。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跟在朱老总的后面。第一天，他们识别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第二天，总司令就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推广起来。各单位派来了代表，采摘了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老总吩咐张显扬带领一帮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奇形怪状的野菜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后来，红军战士们就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这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展览。（张显扬少将口述） 草地行军，赵德仁也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弄清情况后，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原来，朱总司令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朱德还是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捡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赵德仁以为总司令因为腰带的事生气了，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此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不骑马了。没过多久，朱德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个人吃了七天。（赵德仁口述） 王金武是1933年在四川家乡参加红军的。团里挑了二十多人学号，他被挑中了。王金武最苦恼的是，早上起床后不准撒尿，就开始练号。终于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王金武尿了裤子。学号虽苦，也有好处。“每天早上吃个生鸡蛋，提音。”王金武在鸡蛋上钻个洞，一口长气就把鸡蛋吸得干干净净。这一点，让那些没选上当号兵的战士羡慕不已。王金武不抽烟，惟一的一次抽烟，还让朱德逮了个正着。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王金武在八路军总部——五台山当号兵。一天下午，在球场边练习吹号的王金武想歇一会儿，便拿出老兵给他的香烟，“吧嗒吧嗒”地吸了起来。王金武还没察觉，在球场上打篮球的朱总司令已经走到身边，揪住他的左耳朵说：“你这个小孩子还抽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抽！”“揪得我生疼生疼的！”王金武说，此后他再也不敢抽了。（王金武口述） 病中的周恩来 顾玉平在长征途中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那时周恩来日夜不息，冷雨淋湿了单衣，还和大家一同走路，大家再三劝他骑马。有一天，部队走到湖南西南边境的深山里，头上是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大家只顾着脚下那难走的山路，没留意到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周副主席在打盹。结果马一失蹄，周恩来从马背上滑了下来。幸好路边有一棵树，周围还长着一丛芦荻挡住了他，才没有掉下悬崖。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专门来慰问，还派人送来一副担架。可是不管大家怎么劝说，周恩来都不肯上担架。后来周恩来生了病，才不得不躺到担架上批阅电文。 部队到达湖南、广西交界处时，直属队指导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找顾玉平谈话。原来邓颖超病了，调他去当警卫。顾玉平回忆说，自己害怕与女同志接触，第一次见到邓颖超时，心里非常紧张。但没过多久，顾玉平也学着大伙的样子，叫她“小超同志”了。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直到昏迷。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后来才确诊为肝脓疡。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药。周恩来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好起来。此时生病的邓颖超坚决要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的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邓颖超则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她躺在沼泽地里，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顾玉来口述） 为中央红军探路 对于萧克来说，长征应该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就开始了。时年27岁的萧克是湘赣苏区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他和另两位苏区领导任弼时、王震并不知道，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决定六军团和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别是探路和引敌。萧克等人接到的命令是：到湖南去，找贺龙。按照中央的要求他们将苏区大搬家，把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国民党的报纸曾经形容说，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指的就是萧克先遣西征，中央红军随后跟进。 萧克回忆，进入贵州境内，谷深，路窄，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没有地图。当地的向导对五里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六军团只能在贵州大山中艰难转战。在旧州，他们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教堂里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萧克马上把墙上的地图取下来，一看全是外文。萧克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名称翻译成中文。直到这时，萧克才知道他要去与贺龙会合的地点在什么位置。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则一直随着萧克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1936年4月，红二、六军进到昆明时，萧克把他们释放。后来萧克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薄复礼不仅没有诋毁红军，相反还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后来，萧克在甘溪一带与敌人遭遇，整个军团被截为四段，苦战数日损失惨重。部队一天一顿稀饭，中央代表任弼时患疟疾，手拄木棍指挥行动。萧克意识到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他找当地老猎户引导，将部队深夜带进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跳出三省军阀的包围，历经八十余天，转战五千多里，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出发时的九千余人，已锐减到不足四千人。这一天，是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第八天。（萧克上将口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