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蒋介石抵达南昌，研究所谓的“第一次作战会议”，决心“消灭朱毛红军。”鲁涤平被任命为总司令，号称“铁军师”的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任前线总指挥。  毛主席与朱德 对于红军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形势。虽然过去红军打过很多胜仗，但大多都是小型战斗，像这样大规模的“反围剿”正规作战还是第一次。局面是显而易见的：敌强我弱，究竟打不打？怎样打？成了摆在红军指战员和广大苏区群众之间热烈讨论的话题。那时候形成的意见无非是两种。 第一：仍然用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敌人。 第二：紧盯南昌、九江不放，要争取拿下大城市。 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第一种意见只看到敌人的强大，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不敢同敌人斗争。后一种观点则是没有看到客观情况，只是盲目地进攻，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 毛泽东冷静分析后认为：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不宜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首先向敌人进攻，而是先撤退，然后再寻找时机发动进攻。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敌进我退”的斗争策略，现在的形势与以前完全不同，因此毛泽东又进行完善，制定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方针，并提出“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作战的方针。”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无论是红军指挥部还是基层干部都一时难以接受。那时候很多人受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影响，认为红军应该进攻，首先要夺取大城市，比如九江、武汉等地。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也害怕红军撤退后，敌人进来会把坛坛罐罐打烂。因此大家都不同意毛泽东的路线。 对于干部群众的意见，毛泽东早有预料，因此他进行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开大会的时候讲，开小会的时候讲，亲自走到群众中去做说服工作。一条一条分析剖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一再强调：“处于弱势的一方要战胜强敌，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只有先丧失才能不丧失。”经过艰苦的分析说明后，大多数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此时10万敌军已经日夜兼程而来。在苏区战前动员会上，毛泽东认为红军有足够的条件战胜敌人。第一是军民团结一致，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是我们可以设下陷阱，关门打狗。第三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个一个吃掉。第四是发现敌人的薄弱环节打。第五是寻找有利时机，伺机歼敌。毛泽东说，由于红军的战略性撤退，敌人已经掉进我们的陷阱和包围圈。 蒋介石的10万大军分兵8路。毛泽东认为，红军只要取其中一个就能够以少胜多，各个击破，伤害它十个手指头不如切断它一个手指头。当时张辉瓒的十八师和谭道源的五十师正向潭头、龙岗一带推进。毛泽东认为，如果把这两个师中的一个歼灭，战争形势就会完全有利于我们。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策略完全准确。12月29日，张辉瓒的先头部队进入龙岗。30日凌晨，激烈的战斗打响。此时大雾弥漫，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怒吼令群山震荡，硝烟和大雾混合在一起。 经过几个小时激烈的战斗，敌人组织的多次突围都被我红军打退，没有方向感的敌军锐气大减，四处乱窜。毛泽东和朱德发起了总攻的命令，喊杀声响彻山谷。当太阳从大雾中露出时，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张辉瓒的十八师两个旅加一个师部9000多人马被全部歼灭，张辉瓒被活捉。 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完全胜利。 毛泽东挥毫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著名诗篇：
蒋介石不安心失败，1931年2月，又部署发动对中央苏区的所谓第二次“围剿”，这一次兵力有20万人。鉴于前一次的失败，蒋介石制定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与第一次不同，毛泽东并没有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而是制定了以逸待劳，抓住战机，各个击破的方针。  毛泽东 红军的主力都隐蔽在东固的崇山峻岭中，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都动员起来，严密封锁消息。蒋介石的军队根本就找不到我军的动向。接近五个月没有与我军交手，蒋介石终于沉不住气了，限令5月15日结束战斗，国民党军只能冒然前进。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又一次落入我军的包围圈。在毛泽东指挥下，半个月连打五次胜仗，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大“围剿”又一次失败了。 心情大快的毛泽东再次写下一首诗词：
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红军的威武和蒋介石失败后的丑态。 此时蒋介石已经输红了眼，同年6月，他再次调集3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扑来。当时中央苏区的总兵力只有3万人，双方的比例是一比十，力量对比悬殊。与前两次不同，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同志再次调整了战术策略，制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磨盘战术”，大胆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并不断伪装巧妙穿插，伺机歼敌。当敌人终于发现我军主力在黄陂，四面八方合围过来时，毛泽东却下令“原地休息，睡个好觉。”这是世界军事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是国民党军的“风声鹤唳”，一方面却是我军的“高枕无忧”。直到“休息”了三天后，毛泽东才下令立即出发，我十二军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引开敌人，而我军主力则从兴国缺口快速跳出了合围圈子。于是，我军主力和十二军前后夹击，再次击败了蒋介石。 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三次进攻，其用兵如神，在世界军事史上可谓登峰造极。 然而，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是：就是这样一个军事史上的奇才，一次又一次挫败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率领红军不断突出敌人的包围，却在三次大胜利之后迎来人生中一个最低落的时刻。 由于常年操劳，又长时间得不到休息，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人明显瘦了下来，他颧骨突出，眼眶也凹了下去。这还不是最令人痛心的。在其后召开的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接连遭受排挤。  1931年，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史称“赣南会议”。会议产生了争论，一些坚持王明错误路线的人对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认为毛泽东犯了3个“错误”：“重视防御和游击、重视经验、不符合共产国际的观点。”毛泽东当然不同意这些说法，他在会议上做出了反驳。坚持王明错误路线的人占了上风，会议还是宣布撤销毛泽东中央苏区代理书记的职务。虽然在随后召开的中华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但实际上他在很多事情上都管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还在继续。  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正在病中的毛泽东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到宁都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再次让坚持王明错误路线的人把持，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是错误的，红军应该大举进攻，夺取大城市。毛泽东不同意对他的指责，他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会议再次产生了分歧，对于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表示毛泽东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作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最终，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代理。会议只让毛泽东回瑞金叶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个有职无权的空衔。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被剥夺了！  宁都会议会址 毛泽东虽然愤愤不平，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更重要的是，他领导红军取得了3次反“围剿”的大胜利。但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量接受了会议的安排。 在离开宁都时，他诚恳地对王稼祥说：“如果前线需要我，给我打个电话，我就立即赶来。” 毛主席离开了宁都，他回到瑞金休息了几天，就立即跋山涉水，经过叶坪、古城，翻过长岭寨的牛岭，来到位于长汀县的红军附属医院养病。这所医院设立在偏僻山坳里的一座大庙里，远离了炮火硝烟，听不到马蹄和喇叭声，毛泽东感到很不是滋味。虽然现在不管具体事务，可他并不轻松，心情苦闷，身体也不断出现状况，加上医院里医疗条件差，他的病时好时坏，比以前更瘦了。 那时候贺子珍也在长汀县的辛耕别墅医院养病，与毛泽东一样也遭受这痛苦。辛耕别墅医院离毛泽东养病的大庙有一段路程。尽管贺子珍刚生过孩子，身体也非常虚弱，但是当她得知毛泽东已经被撤销职务，身体又不好，这正是需要人安慰、给予温暖的时候，因此她不顾产后的头晕乏力，白天抱着小孩赶到大庙看望毛泽东，让他逗逗孩子，以天伦之乐让他冲淡心中的忧伤。又给他做点可口的菜，增加营养。到了夜晚，贺子珍又抱着孩子一步一步赶回辛耕别墅医院。后来贺子珍的行为感动了医院领导，她们同意贺子珍带着小孩，搬到毛泽东居住的大庙去。  毛泽东与贺子珍 荒山野岭，交通不便，条件自然是很差的，经常是十多个病号住在一间房子里，相当拥挤和噪杂。每天的饮食都是糙米饭，连菜也没有。贺子珍把自己生孩子得到的一份营养品让给毛泽东吃。为了让毛泽东尽快养好病，她还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要一点东西，增加毛泽东的营养。 此时对于毛泽东来说，心情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时刻关心着前线的情况，但他的方针和策略已经不起作用。他经常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我的命令不出这间屋子。”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有时候是在所难免的。那时候负责供应物资的一些同志，见毛泽东已经撤了职，不管事了，也就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有时候甚至出现了冷言冷语。毛主席的警卫员十分恼火，有一次直接和总务处的同志顶撞起来。对于警卫员的过火行为，贺子珍一再对警卫员强调：“这些事千万不要让毛委员知道，他的心境本来就不好，不要再给他增加痛苦了。” 警卫员这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想到这一层，以后保证不这样了，但总务处的人也欺人太甚。” 贺子珍当然也看不惯这种人，便说：“这件事我向总务处反映一下。”说着，她就去找到总务处的傅公侠。听明事情的原委后，傅公侠表示，按以前的供应标准领东西。贺子珍高兴地回来对警卫员说道：“这件事情解决了，以后你们也不要耍态度了。” 毛泽东想着前线，惦记着军事，总是郁郁寡欢。每天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伏在桌子上写文章。当时医院的院长是傅连暲，见毛主席养病时还是这样忙碌，长此以往，对病情不好，因此他建议毛主席多出去散散步，放松放松肌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贺子珍接受傅连暲的建议，有时候在夜晚，贺子珍便劝说道：“今天月色不错，到外面走走吧！”于是，毛泽东放下书走出来。 汀州的河水在月色下哗哗地流淌，波纹荡漾，两个人经常是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周围的夜色，他们谁也不曾说什么，那时候贺子珍在宁冈茅坪河畔，他们也曾在那里散步，在戎马倥偬中也有片刻的安闲。 从这以后，毛泽东常常带着笛子，在月光下吹奏，贺子珍站在他的身旁，听着悠扬的音乐：似乎在诉说着恋人的心曲，又似乎在描述战场的金戈铁马。在贺子珍的记忆里，毛泽东的笛声里没有哀怨的情愫。 1932年12月，蒋介石再次调集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用兵的一个方针就是“拼人数”，第一次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第四次40万。但令蒋介石恼火的是，这次他还是以失败收场。前三次反“围剿”是毛主席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  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相比，红军无论在人数、武器装备和给养上，都处于下风。这就决定了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争时，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而不是以正面方式进行迎击。诱敌深入的优点主要有： 一，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能充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三个特点是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薄弱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 可以说，正是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红军才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然而遗憾的是，即便红军已经取得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即便已经把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撤销，把他架空，奉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那伙人仍然执迷不悟，他们简单地相信国外书本上的理论，自以为喝过洋墨水，就可以把国外的经验搬过来，像公式一样套用，殊不知，他们除了会喊空洞的口号，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同志外，在真正的敌人面前一筹莫展。  王明 1933年，蒋介石所谓的第五次大“围剿”又来了，这一次投入兵力更多，累计达到100万，持续时间更长，有一年多。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加紧侵入华北，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但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危亡，坚持他的反动政策。颇为奇怪的是，此时迷信王明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理论的那伙人还是占了上风，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军事建议，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由于博古不懂军事，因此他把红军的指挥权让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结果可想而知，一个外国人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战略战术也不高明，最终造成红军更大的损失！  李德 毛泽东密切关注红军的战斗情况，当红军终于突破湘江重围后，他先后和王稼祥、周恩来会面展开紧急磋商。那时候周恩来还掌握一部分指挥权，在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他头脑清醒，尽可能地挽救危局。在龙胜县侗族村寨的木楼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再次会面了，他向毛泽东请计问计，谈论挽救危局的良策。随后，红军摆脱10万敌军的追击，渡过乌江，在遵义召开了历史性会议。那天夜里休会后，周恩来再次与毛泽东商讨大计，一直讨论到黎明时分。 在谈到红军总的领导责任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我看不要匆忙，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军事指挥问题，很明显，李德是不能再搞下去了。” 周恩来说：“那是自然，军事指挥还是由你来搞。” 毛泽东说：“不，这样变动太大，恩来，还是你军事上负总责吧，我来协助你。” 周恩来思索了一下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意见，那只有在会议上说了。”  毛泽东（左四）、周恩来（左三） 遵义会议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在军事指挥上取消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以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毛泽东为协助者。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后，红军统帅部急需乘遵义大捷之后再吞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师，会议决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发起这次战斗，周恩来已经拟定好作战命令，当时已是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见，他坚决不同意打这一仗。他指着地图分析说：红军处于敌人100个团的包围中，如果这一仗不能很快结束，红军将陷入难以摆脱的重围！ 毛主席与周恩来 作为当时的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充分展现了他虚怀若谷的气度，尤其是关系红军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他并不主断。因此在天明之后，周恩来又重新召集紧急会议，放弃打鼓新场的战斗方案。事情是显而易见的，离开毛泽东的决策很难成事，因此不久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取代了“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心负责者”的局面。 历史再次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 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时，军队上下一片欢腾，仿佛拨开浓雾看见了阳光，一切怀疑和不满情绪都一扫而光。 毛主席发挥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一改红军“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的被动局面，跳出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取得战略性转移的伟大胜利，挽救了中国革命！ 参考资料： 《萌芽》1985年贺子珍口述史 《聂荣臻回忆录》 1988年《文摘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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