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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2日晚饭后，国民党空军空运机第十大队的上尉飞行员江富考外出散步，来到地勤宿舍区，遇到与他同中队、意气相投的周震南。 江富考说：“老周，你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了，你们湖南也和平解放了，程潜以及许多民主人士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 周震南是湖南省人，1948年冬，由北平撤退，最后到达台湾嘉义，任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地勤机械员。 周震南早就不满台湾当局的黑暗腐朽，他说:“有什么办法呢?我在国民党军队干了6年多，什么出息也没有。我想家，想回家乡过平平安安的生活。” “办法是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 “你说吧！我只求为民族，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对得起湖南父老乡亲，对得起天地良心。” “老周，实说吧，我去过香港，已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联系好了。我们搞一架飞机走吧。” “好，去找共产党！”周震南斩钉截铁地回答。随后，周震南告诉江富考，他早在北平时，就曾经找过北平晚报的一位姓王的地下工作者，谈到过驾机起义的事。以后，他父亲又多次写信劝告他“想办法回来”。 驾机起义的大事，俩人就这样商定妥了。 第二天，江富考准备到台北清理债务。周震南要他顺便了解一下，停在机场的由蒋介石亲自命名题字的“忠勇号”和“爱国号”两架飞机的情况。如果哪架飞机上黄金、美钞未卸，尽可能飞哪架走，这对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贡献。这是首选方案。 两个人研究的第二个方案是在本场夺机起飞。其具体分工是：江富考负责选择航线，任正驾驶；周震南负责选择飞机、加油、弄到飞机钥匙，并负责物色一个可靠的机械兵，以方便行动。 下午，周震南在机场翻阅士兵花名册，找到了一名机械兵，叫石健儒，北京人。 吃过晚饭，周震南带着石健儒走出机场。经了解，石健儒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妹妹，他很想回家。周震南认为石健儒很可靠。之后，周震南又到机务室，看到有5架飞机是刚经过大修的，其中包括石健儒负责的248号机。 晚饭后，周震南见到江富考。江富考说：“可能是忠勇号和爱国号两架飞机上的黄金、美钞都未卸，每架飞机都有4个卫兵把守，无从下手。” 周震南说：“248号C47型飞机已检修完毕，可以使用，我已经把飞机钥匙拿到手了。” 江富考说：“你设法给飞机加满油。至于机场塔台值班官的麻烦，我有办法对付。” 随后俩人决定，事不宜迟，于次日破釜沉舟，一定飞走。 分手后，江富考立即登上了机场塔台，一面和值班的闲聊，一面扫视了墙上挂着的天气预报图，掌握从台湾到北平沿途的天气情况。然后，他叫值班官去吃饭，自己替代他。待值班官走后，江富考接到了加油班打来的电话，汇报248号C47型飞机加油完毕。 10月16日，星期天。 当时，机场每20分钟就派出两架次P51战斗机巡逻，只有晚饭后的6点半至7点这段时间可以行动。因为早了空中还有P-51巡逻，晚了机场跑道就设置了障碍，无法起飞。 下午，机场人员突然多了起来，难道行动被察觉了？江富考和周震南赶紧隐蔽在厂棚内观察，只见机场小车很多，听到塔台广播说:“总统和夫人访问菲律宾胜利归来，在我场着陆。” 原来是虚惊一场。 下午6时许，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的“中美号”降落，停放在塔台的前方。就在人群、车辆涌向蒋机的同时，江富考他们趁乱迅速接近248号飞机，登上了飞机。 当飞机迅速滑出停机线时，指挥塔台觉察到了不同寻常，连问：“248干什么?” 江富考已经顾不上回答了，飞机滑到了跑道，腾空而起。 “248号，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下来解决！”耳机里再次传来塔台的呼叫。 周震南对着耳机毫无隐瞒地说：“老子弃暗投明去了!” “你们不下来，当即派飞机追击！” 根据飞行条令，夜间是不允许作低空飞行的。但此时面对追击的危险，飞得越低就越安全。漆黑的夜晚，江富考关闭了飞机上所有的灯光，操纵着248号飞机贴着海面飞行。 半个小时后，两架P-51追上来了。可P-51不敢飞这么低，所以无法发现248号。快到福建时，江富考听到要P-51“回航”的指令后，才将飞机的高度拉起来，直飞北平。后来他担心油料不足，于是又折向南京。 23点45分，248号安全地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 1950年2月，江富考停飞。1954年，他转业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作。江富考一度因为想调回老家广西，多次回广西找工作，结果广西的工作没有安排好，现有的工作也失去了。 后来，在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的过问下，安排江富考在成都市西城区工作。以后，又调整到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曾经担任第四、五届四川省政协委员。 1964年10月30日，年近50岁的江富考经友人介绍，与年轻漂亮的四川姑娘魏桂蓉结婚，有一独生女儿，晚年生活幸福。 同驾机起义的战友周震南，1980年任长沙市政协常委，1983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享受副厅级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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