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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隋名刹兴善寺 ——西安大兴善寺瞻礼记 肖伊绯 长安诸寺之冠，中国唐密祖庭 作为隋唐长安城内占地面积最为宏阔的大兴善寺，曾与大庄严寺、大总持寺各雄踞城内一坊之地（约合30万平方米），蔚为壮观。即便蜚声海内的大雁塔所在地——大慈恩寺，当时也不过踞地半坊而已。可以想见，踞整坊之地的大兴善寺，当年是何等宏伟庄严。一千余年过往，如今大庄严寺与大总持寺早已片瓦无存，只能在史籍中追想名目而已，而大兴善寺尚存，世人尚可入此千年梵境，亲身感受其巍巍雄风。 大兴善寺是隋唐皇家寺院，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帝都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位于长安城东靖善坊内（今西安市小寨兴善寺西街）。成书于北宋的《长安志》卷七，对大兴善寺有明确记载，称其“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太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足见其地位尊崇，早已定论。 大兴善寺始建于晋武帝泰始二年（226年），原名“遵善寺”，距今已1700余年，是西安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隋文帝开皇年间扩建西安城为大兴城，寺占城内靖善坊一坊之地，取城名“大兴”二字，取坊名“善”字，赐名大兴善寺至今。 隋开皇年间，印度僧人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先后来长安，在大兴善寺译经弘法。唐开元年间，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驻锡本寺，翻译经典，设坛传密，再经一行、惠果传承弘扬，形成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宝库――唐密，后来又经空海、最澄等传之日本、韩国，再传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流布广泛，影响久远，大兴善寺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佛教唐密祖庭。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之一，后为西安市佛教协会所在地（今迁大慈恩寺）。 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观象：中轴览胜，古迹荟萃 千年弹指，追古溯今，大兴善寺之名，自隋唐时代至二十世纪，非但未被世人淡忘，反倒愈发使人向往。之前，也知是听闻其名，从未亲瞻，今年夏始得结缘，有幸入寺瞻礼。 与如今大多数都市丛林相仿，大兴善寺在西安城内，仍属闹中取静、大隐于市的境况。一溜红墙之外，车流如梭、商市如林；一溜红墙之内，梵呗绕梁、晨钟暮鼓，自是一派“人间佛教”景象。事实上，如今位于西安市小寨兴善寺西街的大兴善寺，城市交通便捷，有地铁与公交直达；地理位置显要，整条街道也以其寺名，不能不说是相当醒目的所在。普通游客与信众欲往瞻礼，颇为方便。 缓步西街，但见巨厦林立的城市中央，忽有一巨硕铜台，台上置巨大金刚杵一枚，颇人惊异。而铜台正对着的，正是大兴善寺山门。现存山门为明代建造，造型魁伟，巍峨如城楼，恰似“人间化城”之意。山门为二层歇山式建筑，造型规整；门额南题刻“大兴善寺”四字，北题刻“五冈唐镇”四字；东侧镌有“庄严国土”四字，西侧镌有“利乐有情”四字。山门外门洞上正中嵌有“大兴善寺”石碑一块，为明代兵部主事田澜所写，下有“明正德岁旦主持文乾修建”字样。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山门北向题刻“五冈唐镇”四字，乃是指大兴善寺隋代寺址地处大兴城第五道高岗，隋代皇室以“九五贵位”之地，不欲百姓居住，遂建大兴善寺镇之，故明代所建山门上，还以“五冈唐镇”四字来记录这一史事。只不过，明人以为大兴善寺兴于唐，忽略隋代首建之寓意，而将此寓意托于唐代，遂有此语。 进入山门之后，大兴善寺整个寺院中轴线，便已展露眼前。纵观这一占地约120余亩的庞大寺院体系，殿堂、僧舍200余间栉次列置，形成了南北平行的三条轴线。主要建筑沿正南正北方向呈一字形排列在中轴线上，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东西禅堂，法堂等，地势逐渐趋高，缓坡如带。 此外，寺院西侧尚有佛塔一座，为清代砖塔式样，建造确切时间未详。塔为六边五层阁楼式，通高约为18米，塔下台基为方形。台基南辟劵门，门额镶嵌“舍利塔”三字，内为方形塔室。塔身为实心，层间以砖叠涩出檐，各层每面均辟有佛龛，内供菩萨造像。塔顶平砖攒尖，置石雕宝瓶塔刹。原本此塔南辟劵门嵌有砖雕门额，上书“普同塔”三字，应为埋藏僧侣遗骨遗物之处。1990年由它处迁建大兴善寺后改为“舍利塔”，但据考原址亦在隋长安城东靖善坊内，故将其视作大兴善寺故物亦无不可。 天王殿是山门后南北中轴线上的第一重殿宇，匾额“天王殿”为赵朴初题写。前殿供奉弥勒菩萨，后殿供奉韦陀尊者，为汉地佛寺惯例。比较特别的是，韦陀尊者塑像为壁面堆塑，完全贴于墙面塑成，且于塑像足下塑一巨硕祥云，颇有呼之欲出的动感。据介绍，此堆塑为明代旧物，今略修饰，神采依然，实在是弥足珍贵。 殿内东西两侧塑有四大天王像，南方为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剑，职风；东方为持国天王，身白色，抱琵琶，职调；北方为多闻天王，身绿色，执伞，职雨；西方为广目天王，身红色，握蛇，职顺；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殿外东西两侧各开一门，东侧门悬挂“金刚”牌匾，西侧门悬挂“悉地”牌匾。 自天王殿东侧门，即“金刚门”入，则遇平安地藏殿；自天王殿西侧门，即“悉地”门入，则遇救苦地藏殿。殿内供奉地藏王菩萨与十殿帝君。两座地藏殿后，又对称列置钟、鼓楼，其后即为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内供奉五方佛造像，东西两侧供奉二十四诸天，后侧供奉海岛观音、善财童子和龙女。主尊“五方佛”又称“五智佛”、“五智如来”，代表中、南、东、西、北五方。大雄宝殿之后，至观音殿间，东西向列置着两通古碑，一为清代乾隆五十年(1784年)所刻《大兴善寺重修转轮经殿记》，一为金代泰和五年（1205年）所刻《龙泉禅院之记》。 读碑：大儒感言，儒不及佛 清代乾隆五十年所刻《大兴善寺重修转轮经殿记》，这通碑记，直接的见证着观音殿前，如今已大致恢复的所谓“唐代转法轮殿遗址”（遗址处有础石二十余个，沿地表可见）的前世今生。为此，笔者不揣陋简，酌加整理，转录碑记原文如下： 西安大兴善寺重修转轮藏经殿记 赐进士出身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陕西王昶撰 定边县知县署潼关同知申兆定书并题额 周礼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而孔子因百二十国宝书以成春秋，盖书之荟萃藏弁上古已然。自六经之后，散为诸子百家经，刘向父子校定而艺文志因之著录，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余卷。隋唐经籍所录文几倍之。至于唐宋作者著述益繁，今统计之存者不逮百分之一，岂其余皆不足存欤？抑作者难传者不易欤？考汉以来，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建藏书之蒂（地），又遣求书之使，分校书之职，其储之也，外有太史博士，内有延阁之室，兰台东观。又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观文殿诸处，搜之不为不力，聚之不为不专。至士大夫之藏书者，自张华、杜兼、韦述以下，章章可考，几五六十家。而古书之传，往往逾时而失之。究其故，盖未尝旁搜博取，合经史子集四部，萃为一书，故遣佚如是其易也。若释氏不然，大小乘经律论为数而四千六百六十卷，其徒或历数万里挟以入震旦，或阅数十寒暑而往求焉。比其得爱护如头目脑髓，汇而藏之，著其时代，标以译人名姓，又以支那撰述随时增入，其徒既自书写剞劂，复丐宰官、长者、居士助之，且耸动世主为之镂刻，分贮于名山古寺，故两汉魏晋五代暨唐译出之经典，无有遗佚者。视吾儒之书，寝传寝失，岂可同日语哉。夫吾儒经术文章之士，多出于中原，非若印度身毒在西南绝徼之外，必梯山航海冒危险，历流沙积石而后可得之也。篆隶之后，继以楷书，因文考义，智愚共晓，非若西文梵字，必法师重译，执笔润文而后可读也。而遗佚若彼，全备若此，是吾儒之好古较诸释氏之宝护，弗如远甚明矣。西安大兴善寺，创自晋初，盛于隋唐间，仿西竺之制，建转轮藏经殿，有明万历间敕赐藏经，本朝雍正十三年新藏成，又以之年久殿圯，轮亦败坏，经有被风雨尘沙所损者，中丞毕公属同知徐君大文新之，以乾隆甲辰冬日落成。经言于一切，经能书写受持，功德无量，况取大藏而覆庇之，俾其永无失坠。世有义学沙门，庸以窥见佛乘之全功德不尤伟欤？虽然身为圣人之徒，而于其经典笃信之、固执之，乃不如缁衣白足，世之见斯文者，必得皇然而愧蹶然。而兴为久远，宝护之计，庶四部之书嗣后无或有散佚不全之憾乎？余之为记，盖非独为释氏导扬已也。 大清乾隆五十年岁次乙己春三月二十一日立石 绛州权善文刊 上述约900字的碑文，出自清代著名学者王昶（1725—1806年）之手。王昶，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上海青浦人。清乾隆十九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协办待读，入军机处，后又擢刑部郎中。乾隆三十三年，随大学士、云贵总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前后军旅九年，所有奏檄，均由其起草，加军功十三级，记录八次。凯旋之日，乾隆皇帝赐宴紫光阁，称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擢为鸿胪寺卿，赏带花翎，不久，又升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王昶深得乾隆皇帝信任与赞许，夸其为“人才难得”，不时委以重任。然而，其一生得主要成就，却不在仕途，而在学术，为当朝一代硕学大儒。尤其是在金石考证方面，他倾半生心血，搜罗商周铜器及历代碑刻拓本1500余种，编成《金石萃编》160卷，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学术性著作，至今还在不断影印出版。其诗文结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为之作序。《大兴善寺重修转轮经殿记》作为王氏重要作品，被辑录于《春融堂集》卷四十七，传之后世。 在这篇碑记中，王昶将儒学典籍与佛教经书相比较，认为佛教徒在经书整理、保护、流传方面，比儒生文士更胜一筹，对此颇为感慨。碑记中，先是感叹，称佛教经书“分贮于名山古寺，故两汉魏晋五代暨唐译出之经典，无有遗佚者。视吾儒之书，寝传寝失，岂可同日语哉”；继又感言，称“而遗佚若彼，全备若此，是吾儒之好古较诸释氏之宝护，弗如远甚明矣”。 乾隆五十年，曾主持考察西安境内秦汉陵墓，为秦始皇陵立碑，又整修碑林、重建灞桥以及维修与加固西安城墙的陕西巡抚毕沅（1730—1797年），在政务繁重之余，仍然惦记着大兴善寺的翻修工程，亲自主持重修大兴善寺转轮藏经殿。毕沅与王昶，年龄相近，亦为清代著名学者。同为一代大儒，王昶为之撰写碑文之际，发出了如上种种感慨。这样的感慨之微妙，当然不同于一般下吏对上司的歌功颂德，也不同于平级官僚之间的互为吹捧，更多的只是表达了共同的儒学修养之下，对儒家典籍何以不如佛教经书传承有序的一番感怀。 毕沅，字纕蘅，亦字秋帆，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毕沅是乾嘉时代的通经大儒，于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曾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著述。因其出任陕西巡抚多年，加之毕生嗜古好学，对陕西境内人文古迹多有考察、培修、记述与研究，曾著成《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等。 王昶并非佛教信徒，以“纯儒”自命，颇为儒学典籍年久散佚、保护不力，而深感忧患。其撰《大兴善寺重修转轮经殿记》，所表达的那种发自一代大儒内心的忧患意识，是溢于字里行间的。碑文临末，他再发浩叹，称“虽然身为圣人之徒，而于其经典笃信之、固执之，乃不如缁衣白足，世之见斯文者，必得皇然而愧蹶然。而兴为久远，宝护之计，庶四部之书嗣后无或有散佚不全之憾乎？”最后，还特别强调与申明，宣称“余之为记，盖非独为释氏导扬已也”。 当然，出于对儒学正统的自觉维护，王昶对大兴善寺的史迹以及轮轮藏殿的历史并未过多记述，留下的史料并不算十分充分。不过，碑文中仅有的一句，“西安大兴善寺，创自晋初，盛于隋唐间，仿西竺之制，建转轮藏经殿，有明万历间敕赐藏经，本朝雍正十三年新藏成，又以之年久殿圯，轮亦败坏，经有被风雨尘沙所损者，中丞毕公属同知徐君大文新之，以乾隆甲辰冬日落成”，亦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史实记述。据此可知，转轮藏经殿确实初建于隋唐，至清初时尚存，殿内贮有“明万历间敕赐藏经”。不过因“年久殿圯，轮亦败坏”，至清“雍正十三年新藏成”，为贮藏这一部卷帙庞巨的“新藏”，官方遂出面主持重修转轮经殿。 人间佛教，密禅一家 再来看另一通年代更早，应为如今伫立于大兴善寺中年代最早的碑记，即金代泰和五年所刻《龙泉禅院之记》。（位于观音殿东南侧的《唐大兴善寺大辨正广智三藏国师之碑》，虽名唐碑，实为复制品，原碑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碑乃从陕西富平县移来，碑记内容与大兴善寺本身无涉；可值得注意的是，此碑背面刻有《宗派图》一幅，却与位于观音殿西北侧的《大兴善寺法派碑记》有所呼应，颇具研究价值。 《大兴善寺法派碑记》，为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刻造，为南禅宗临济门下第三十七世了信和尚撰文，翰林院庶吉士武廷珍书，国仁和尚篆额。碑文记述了大兴善寺自明代以来的另一派“法脉”，即禅宗“法脉”在此地的流传。原来，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经过“会昌法难”之后一蹶不振的大兴善寺，终于得以重修寺院、再振宗风。但因寺院为禅宗法师主持，遂由隋唐时的密宗祖庭改建禅宗道场，一度改称“大兴善禅寺”，一时禅风大盛。 虽然因碑文漫漶，无法完整辨识，但约略可知，自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大兴善寺一度荒废；自宋明两代禅宗勃兴以来，大兴善寺又渐成禅宗门庭。传至清代中期，已“法脉”纷繁，为此特撰此“法派碑记”，以明确派系主流与支系。刻于《龙泉禅院之记》背面的《宗派图》，正是与此碑相对应的“图说”；刻于此图最上方者，乃是“祖师云岩”（曹洞宗）。 由此可见，所谓“人间佛教”，八宗本同源，禅密原一家。且看唐宋元明清，门庭改换万千重，可不变的只是一个“佛”字而已。 法堂偶遇康有为 观音殿后，沿中轴线，过文殊、普贤两殿，入一禅院，过一花径，登一缓丘，即为大兴善寺最后一重大殿——法堂。 法堂为寺院讲经、传法之地。大兴善寺法堂，面阔七间，进深两间，正门上悬挂以匾额，题曰“觉悟众生”，为清末光绪皇帝御笔。遥想百余年前的那一场“庚子国变”，被八国联军攻下京城，仓皇逃至西安，美其名曰“西狩”的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人等，或许曾至此处瞻礼祈福，方才留下了这么一块御笔匾额罢。 法堂与南边的观音殿以及东西两边的玉佛殿、卧佛殿组成的四合院，禅院深深，门庭幽幽，与院外诸大殿，恍若隔世。庭院中古柏森森，苔痕幽幽，好似“深山藏古寺”一般的所在。事实上，步入此处的游客确实不多，比之院外香火鼎盛的诸大殿，此处着实清静，如入深山。 此刻，仰观那静悬于法堂之上，“觉悟众生”的光绪皇帝御笔，与法堂前隅各处，静伫着的清康熙二年（1663年）所刻《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碑记》，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刻《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记》等众多清代碑记，似乎将近两三百年的近代时空，皆凝缩于此间这一所幽深禅院之中。
王朝兴废，因缘生灭；世运无常，诸法皆缘——万般感慨与品悟，尽可在这幽深庭院中，兴会与生发。岂止清王朝的兴废，即便唐帝国的气运，也自“会昌法难”后，一蹶不振。不由得忆及，一千余年之前，唐末诗人郑谷（约851—910年）来大兴善寺游赏时的感言，他写成一首五律《题兴善寺》，初观似怀想此地的佛缘起灭，实也暗抒王朝兴废之感。诗云： 寺在帝城阴，清虚胜二林。 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 巢鹤和钟唳，诗僧依锡吟。 烟莎后池水，前迹杳难寻。 唐代诗人郑谷走后一千余年，大兴善寺法堂又迎来了声名更为显赫的康有为。法堂前东侧寮房墙壁上，至今尚存康有为七绝诗墨迹刻石。这首七绝诗，仿佛是与郑谷那首五律诗的千年酬唱，如出一辙的感慨与品悟，再次呈现。诗云： 晋隋旧刹畅宗风，翻译经文殿阁雄。 惆怅千房今尽毁，斜阳读偈证真空。 题诗落款：“癸亥十月，游大兴善寺为阇罗笈多译经处，康有为”。据此可知，题诗乃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康氏瞻礼大兴善寺时题写。原来，近百年前，1923年11月，康氏应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赴西安考察。康氏此行，在西安做了至少十次公开大型讲演，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宗教多个领域，还于当年11月30日在西安佛教会专门为僧众讲演过一次，西安各界对此反响热烈。这一首七绝诗，正是康氏此行的遗迹之一。 另据被誉为“长安三郑”的郑子屏（1886—1927年）遗著《陪康南海先生游终南樊川记》，载有“(十月）十九日早下山，由故道而归……至大兴善寺隋阇萝笈多译经处，唐不空三藏居之，历代高僧甚多，今则日渐衰落，非昔时之盛矣。”按此旧历推算，可知康有为瞻礼大兴善寺的确切时间为，1923年11月26日。四天之后，康氏方才赴西安佛教会讲演。 值得一提的是，康、郑二人都提到了的“阇罗笈多”或“阇萝笈多”，实为隋代译师，可能是将阇那崛多与达摩笈多合称。事实上，译师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三人，皆自天竺古国远道而来，对中国佛经翻译事业贡献殊巨，在隋文帝开皇年间（541—604年）颇受礼遇，后世尊为“开皇三大士”，与百年后的“开元三大士”，同为著名的译经大士。步临这千年名刹的康有为，心中怀想着大兴善寺的隋唐两代译经之盛况，眼前却只得“千房尽毁”、荒郊野寺一般的景像，怎不惆怅？ 这位清末力主“维新变法”，以求国运中兴；力倡“天下大同”，以期重振纲常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在面对当时已大部毁圯于清末变乱中的大兴善寺，深感遗憾。写下的这一首七绝诗，既有面对世运无常的无尽惆怅，又兼有以佛理释怀的空色辩证。其实，一代晋隋名刹的运命如此无常，令人唏嘘不已，而康氏自己的“变法图强”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钤于题诗手迹之下的那一方著名印章上的印文，就颇能概括其一生波诡云谲的轨迹。印文曰： “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究竟是自命为“前朝遗老”，还是继续做“维新领袖”，已步入人生暮年的康有为，其言行举止，不但为时人所不解，即便百年后的今人，对此亦颇费思量。一方面，他在清王朝行将衰朽之际，激烈的倡行“新学”与“改制”，并最终促发各种社会矛盾，由“改革”翻转为“革命”，清王朝最终覆灭；另一方面，在清王朝覆亡之后，曾被清廷通缉的他却又反过来主张清室复辟，鼓吹所谓“君主立宪”与“世界大同”，一如既往的象推行“维新变法”时那样周游各地、四方游说。康氏西安之行，本亦带着主张而来；当其步入当年他所热望寄托的光绪皇帝曾游之地，当其目光所及除却御书匾额之外皆“尽毁”的断垣残壁之际，其所题诗句，应当自有其一番世运无常、唯缘常在的独特领悟罢。 2018年恰值“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于大兴善寺法堂一隅，得遇“维新党魁”康有为的题诗，或许亦是随机缘得了因缘，随出世缘得了入世缘罢。法堂前西侧寮房墙壁上，还镌有一块康有为所题“应无所住”墨迹刻石，就颇为“点题”，或既可视作康氏所作那一首七绝诗的标题，或亦可视作我这一趟大兴善寺之旅的最后一个标点罢。 肖伊绯 刊于《四川佛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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