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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书《兰亭集序》 “今不逮古”是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术语，影响深远。细细推敲可以发现，这一术语实乃对书艺现象的高度概括，切中肯綮；因为，崇古、临古、摹古，以“古”为圭臬、为模范、为理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书史的习性。而环顾其它艺术，例如中国绘画，似乎并无如此极端。更重要的是，中国画史之崇古、尊古，多是在“文物”的意义上，即将古画作为历史、作为过往、作为遗存、作为物证的意义上，而非创作及其技法水平方面；在创作或其技法水平方面，先唐古画往往“人大于山，水不能泛”（张彦远），至宋代才臻于完美、完善。书法则完全不同，魏晋和二王似乎是不可企及的高峰，整个书法史似乎就是晋唐的演变史。如是，“今不逮古”也就道出了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有可能是中国书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还原和阐发。
“今不逮古”出自孙过庭的《书谱》。《书谱》开篇在历数前代书家之后，重点关注了钟繇和张芝、王羲之和王献之四人，然后以“评者”的名义概括道：“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明确提出了“今不逮古”概念及其表征——“古质而今妍”——古代质朴，今人妍美。质、质朴，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自然而然，天真无华；妍、妍美，是通过人为的技巧使事物成为应当的样子，属于理想的美。显然，在孙过庭的价值体系中，“质朴”高于“妍美”，追求妍美乃“今不逮古”之病灶。
纵观中国书艺史，书家对于妍美之风确实常有微词，例如被誉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后人在肯定其“似接右军正脉之传”的同时，也批评其“妍媚纤柔”之书风，甚至与书家的气节联系起来（《书法雅言·心相》）；还有人认为他的妍美书风缘自“熟而俗”，过分熟练导致笔墨趋俗。至清代，傅山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重要观点，影响深远；与此同时，相对“帖学”而言的“碑学”在清代大行其道，也是质朴书风的回归和对妍美之风的纠偏。 
当然，就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言，质朴和妍美各有存在的理由，“百花齐放才是春”；但是，就二者在中国书史和书论史上的地位而言，“质扑”之风似乎更加符合书艺的审美传统，所以可将“质”定义为中国书艺审美传统的主导倾向。这一倾向可以追溯到《老子》之“大巧若拙”，说明书家们的审美偏好并非无缘无故，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早已根深蒂固。这就涉及到书艺与道学的关系。 《庄子·秋水》云：“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将“天”（天然、自然）视为“内在”，将“人”（人为、故意使然）视为“外在”，认为前者而非后者才是“德性”之所在。所以，不能用“人”灭“天”，不能用偶然之“故”灭必然之“命”，就像不能贪“得”而牺牲名节那样。总之，在庄子看来，此乃返归事物的本真，需要“谨守勿失”。这就是道家的“天”“人”之道——顺应自然、保持原初的质朴和纯真，被上升到了道德层面。书风偏好一旦与道德理性捆绑在一起，那么，或“质”或“妍”作为风格，也就弱化了选择的自由，成为了“应该”之道德操守（实践理性）。 实际上，关于书艺的质与妍，南朝宋人虞龢的《论书表》已有表述。《论书表》开篇也是从钟、张和二王说起（后被孙过庭《书谱》抄录），然后得出”古质而今妍“的结论，止于客观分析或质或妍之书风，并以二王父子为例说明“质”“妍”只是风格相殊，很难判断优劣，两位书家“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张彦远《书法要录》卷二） 如果再往前追溯，那就是孔子的“文质论”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孙过庭也引用了这些话以证质妍关系。但是，孔子的“文质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判断，不仅针对一般事物，更不是针对狭义的“文章”“文辞”，而是针对整个“人”，所表达的是“为人”“做人”的道理——“君子”应当有的样子。这就和虞龢、孙过庭仅仅针对书法很不相同。就虞、孙两人而言，他们的观点也不相同：虞龢主要是将“文”“质”作为不同的书艺风格，孙过庭却非常明确地推崇“质”而贬抑“妍”，并将其作为“今不逮古”的理由，“厚古薄今”倾向一目了然。当然，孙过庭崇“质”而贬“妍”并非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主张“文质彬彬”那样的协调关系，这就与他将“古质而今妍”作为“今不逮古”的理由发生了矛盾：质和妍既然可以如“文质彬彬”那样协调、和谐，怎么可以同时作为“今不逮古”的理由呢？ 纵观书史可以发见，“古质而今妍”大体符合事实：不仅符合从甲骨到金文、再到大小篆和隶变，以及草、行、楷等书体演变的历史，即便钟、张与二王比较、二王父子之间比较，也可以见出前者侧重“质”、后者侧重“妍”。虞龢《论书表》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认为钟和张相对二王、二王暮年相对年少、二王父子之间等，皆有古今之别，所以皆有“妍质之殊”，盖因“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 将虞、孙二人的论述综合来看，“古质而今妍”不仅是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书艺发展之必然；他们只是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反对一味追求妍丽之风的偏向，并非在纯粹的风格层面厚此薄非。另一方面，由“古质而今妍”所引出的“今不逮古”论，又在理论层面切中了中国书艺史的根本，堪称中国书学颇具特色的基础性理论，有待我们进一步阐释。· 人文学术之中外镜鉴 · · 文艺理论之铄古成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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