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剑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组成，剑身前端的尖部称“锋”中突的棱线称“脊”剑脊两侧呈坡状的面称“从”从之外两侧的刃为锷野脊与从合称为“腊”；剑柄手握的部位称茎”，剑身与剑柄交接处的护手称“格”，剑柄周身突起的棱称“箍”，柄后端护茎物称“首”（图1）。
传说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下游一一带居住着九黎族，其首领叫蚩尤。有一年，山洪暴发流出许多铜矿，蚩尤将它们收集起来制造了剑、铠、矛、戟等兵器。虽然考古学中还没有发现这一阶段的金属剑，但从齐家文化中已有青铜制的刀、匕、斧、锥来看，蚩尤造剑的传说大概不会太虚妄。
中原地区的商代遗存中还没有发现剑的实物，尽管这时期的青铜礼器已经是那么地精美，其工艺已经相当地发达。但是，在陕北、内蒙古、晋北、冀北沿长城一带，却发现了不止一例的相当于商代晚期阶段的属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使用的青铜短剑。这些在殷商甲骨文中被称为“鬼方”“土方”“舌方”的游牧民族，跃马驰骋在天似穹窿，笼罩四野的千里草原之上，逐水草而居，身佩柄首做成铃形、羊首形或鹿首形且向一侧微微弯曲的青铜短剑。他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创制了有浓郁草原文化风格的鄂尔多斯利器，这就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剑类兵器（图2，图3，图4）。
西周时期青铜剑的分布不仅仅局限在北方草原地区，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都能看到它们多姿多采的身影。草原地区的青铜剑由屈柄式发展成直柄式，但剑首仍保持着兽首形状，新出现了鹰首形、马首形的剑首，反映了游牧狩猎经济文化形态的特征。北京昌平白浮桥西周墓中出土了剑身有脊，剑身与剑柄相接处无格而是向左右斜向出齿，茎首呈蘑菇状的青铜短剑；1956~1957年，在陕西长安县西周京都丰镐的张家坡西周墓葬内，出土了一把青铜短剑，仅27厘米长，它的形状像细长的柳叶，考古学家称其为柳叶形剑。这种剑截面扁平，通体呈前狭后宽，剑身后部斜收，柄上往往有穿，用作两侧木夹柄的固定穿缚，基本上无格是这种剑的特征之一。同类的剑在北京市琉璃河和陕西省宝鸡竹园沟西周墓葬中也曾出土过。
江苏省吴县出土了一件既不同于北方草原地区、也不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风格的有格圆茎圆首剑，剑身有脊，剑锋呈圭状，剑身与剑茎处有格，这种剑后来发展成为吴越地区的青铜宝剑。
西周时期还有一种短剑具有西南地区文化的特征，它是在甘肃灵台百草坡的西周墓里发现的。剑身近似一个修长的锐角三角形，剑身上装饰着夔纹和斜角雷纹，没有明显的脊，剑茎窄短，出土时茎部还遗留有木柄和缠绳的痕迹。同时还发现了此阶段仅此一例的铜剑鞘，长243厘米的短剑插在铜鞘内，铜鞘镂空，由蛇、牛等动物和缠枝植物组成精美的图案。
商周之际的青铜短剑其长度一般不超过30厘米，有效杀伤的锋刃不过17厘米~18厘米长，它并没有构成军队装备的基本兵器，只是一种防范非常状态下的自卫武器。此阶段的战事以车战为主，两军对阵首先用弓矢互相射杀对方。当近距离战车错毂相接时，所用的武器是装有长木柄的戈、戟和矛。只有在双方兵士扭打在一一起时，这类短剑才有使用的机会。在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的联军向殷纣王发起总攻，战车上的士兵和车后地面上的步兵手持长3米以上的戈矛杀向敌人取得了胜利。车战与长兵器在战斗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而剑则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从同时期矛、戈出土的数量远远超过剑的数量也可以看出，剑在武器的组合中并不占居重要的位置。
西周王朝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强大压力下，迫不得已拱手将经营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关中平原送给了戎、狄之族，仓促迁到东都洛阳。战乱纷起、诸侯争霸的时代来临了。也正在此时，剑作为武器开始受到重视，剑的形制也有了新的变化。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流行一种柱脊剑，这种剑的特点是脊系一根连茎的圆柱，茎与身分界清楚，茎柱直向前伸延形成剑身的凸脊，有的剑出现了剑首，这种柱脊剑便于把持。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出土了几件这种长度近三十厘米的柱脊剑，都装有剑首。洛阳中州路出土了一件长285厘米的无首剑，它插在象牙鞘内，象牙鞘雕刻得非常精美。这类铜剑的长度在28厘米~40厘米之间，仍然属短剑类，在战斗中的作用依然和殷周时期相同，只适于向前刺向对方，而不适于劈砍。洛阳金村曾经出土了一一面铜镜，镜面上有一匹奔腾的战马，战马上有一披甲戴胄的骑士，一手执缰，一手紧握柱脊剑与猛虎搏斗。<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也说明了这类剑的使用方法。那是在齐国，有一天崔杼杀了齐庄公之后用武力胁迫诸将军大夫盟誓于大宫之中，“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所以这类剑又称直兵，在依然盛行车战的春秋早期，这种短剑似乎还没有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图5，图6，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