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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民约揭示长河地方一段鲜为人知的茶马贸易史 ——解读泸定沈村明《万历合约》（七） 14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之“宁远”部 说过长河西、鱼通，接下来再说说宁远。 对宁远，后人的说法就更不一样了。因为历史上称“宁远”的地方不少，远的不说，仅四川就有好几处。今天的西昌，历史上称宁远；沈边土司所辖的地方称宁远。惠远寺（今属道孚县噶达）所在的地方，也称宁远。这就是说，对“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中的“宁远”有三说：一西昌说，二是噶达（惠远寺所在地）说，三是沈边说。西昌说（见《康藏大事纪年》）认为“今四川西昌”就是“长河西、鱼通、宁远”中的“宁远”。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适。因为这个身为藏族的“明正土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的势力，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离打箭炉八帽子远的彝族聚居的西昌。 持噶达说的史家、方家较多。《雅安市志》（1996年编纂出版）就说：元代，雅州领有“……鱼通宣抚司（今康定县麦笨乡）、长河西宣慰司（今康定县城关）、宁远宣抚司（今道孚县乾宁乡）等大渡河流域地区”。此说虽与史实多有出入，但它指明“宁远”就在今天的道孚乾宁乡（乾宁不是乡，解放后曾设乾宁县，后并入道孚－－笔者）。《道孚县志》（1997年编纂出版）也持此说。县志在“大事记”中写道“五代（902－979）后蜀政权时期置长河西、鱼通、宁远（今协德乡，噶达）三军民安抚司。”此说虽值得研究，但也明指“宁远”就是今天协德乡所在的噶达。就“明正土司”实际管辖的地盘来看，噶达确在其内（容在下篇即“噶达篇”中再细说）。 说沈村是“宁远”，沿于任乃强先生的《泸定考察记》。在《泸定考察记》中任先生是这样说的：“沈村有宁远寺，今为初小校址。”（见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在沈村土生土长的董祖信带领下，我们穿过曾为“街道”的窄窄小巷，上坡下坎，来到沈村堡边子上的那所小学前。站在那排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外，老董对我们说：这里原先是座古庙，一些人不详其名，只知人云亦云地叫它“犁鸢寺”，还以为是座与犁地的犁头有关的寺庙。看过任先生的文章，方知是“宁远寺”，原来是当地人“宁远”“犁鸢”发音相近，把它错叫为“犁鸢寺”的。今天，已见不到古“宁远寺”的一丝遗迹，那怕是一片残砖断瓦，惟原先寺前的几株参天树大还立在教学楼前的操场边。 既然这里存在过“宁远寺”，不就说明沈村地方就是“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所辖的那个宁远么？可眼下还没有找到有关史料和别的更有力的佐证，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再细看那份《合约》，就可说明一些问题。“明镇官管家余那”参加签约，除“投落”冷、沈买茶的“蛮客”（藏商）受阻，直接影响到住牧打箭炉的“明镇（正）官”的利益外，不也说明“初（明洪武三十年之前），鱼通及宁远、长河西，本各为一部，至是始合为一”的宁远，已是“明镇（正）”所辖之一部么？这宁远就应当是沈边。不然沈边的“新官余景冬”主持为边茶贸易立约，这么重大的事，事关自己的管辖权的“明镇（正）”能不管么？所以他派官家余那参加立约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沈村”就是“宁远”，也可算是一说。 一份《合约》揭开了一段被忽略的茶马贸易史。 从黎、雅、碉门到岩州，都是史书上提到的重要茶市，《合约》的现世使我们对长河地方的边茶贸易有了更多的了解。 不论黎、雅、碉门也好，还是岩州和沈、冷也好，边茶贸易市场虽在一步一步西进，但都还是在长河以东的邛崃山脉地段。 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边茶贸易市场不断西移，终跨过大渡河，移到了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住牧的打箭炉（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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