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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年间，山河破碎，偏安的朝廷在北方更难买到马匹，为了保住半壁江山，只有从西南西藏获得战马；为了维持偏安局面，必须稳住南方，对西南地区藏族的羁縻，更显得重要；版图缩小，税源减少，为了支撑那早已空空的国库，茶马交易的税利成了一项重要的财源。基于这种种原因，茶马贸易成了南宋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 宋高宗一上台，就十分关注茶马贸易这桩大事。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痛陈榷茶买马“五害”，数说茶马官营的弊端。他指出“黎州买马，［北宋］嘉佑（公元１０５６年至１０６３年间），岁额才二千一百余（匹）。自置司榷茶，岁额四千（匹），且获马兵逾千人犹不足用，多费衣粮，为一害；嘉佑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今长吏旁缘为奸，不时归货以空券给夷人（藏族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必生边患，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钱于转运司五十二万缗，于常平司二十余万缗。 自熙宁至今几六十年，旧所借不偿一文，而岁乃准初数，为三害； 榷茶之初，预表茶户本钱，寻于数外更增和买，或遂抑预表钱充和买,茶户坐是破产，而官买岁增，茶日滥杂，官茶既不堪食，则私贩公行,刑不能禁,为四害；承平时，蜀茶之入秦者十几（之）八九，犹患积压难售，今关陇悉遭焚荡,仍拘旧额，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糜衣粮，未免科配州县，为五害。”于是他提出“尽罢榷茶”，即取消已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叶官营制度。 朝廷采纳了赵开的意见，并委他主管川秦茶马。从建炎二年（公 元１１２８年）开始，他“大更茶法”，改官营为商营。其具体作法是实行“茶引”制。“茶引”（贩茶凭证）由东京都茶务所制发，商家在“买引所”买引，凭引在有“监官”管理的“合同埸”与茶农交易。由监官负责验引、秤茶、封记、发放。 实行“茶引”制后，税收大增，仅四川一地，每年茶引税就达二百万缗。（缗，就是古时侯穿铜钱用的绳子。古钱中间有个方孔，故又戏称钱为“孔方兄”。有孔的钱得用绳子来穿成串，一缗即一串，一串一千文。二百万缗，就是二百万串铜钱。） 罢了“榷茶法”，茶叶贸易改观。而马则仍由茶马司负责统购，用茶农交的实物税（茶叶）和从茶商那里购来的茶叶易马。 为了获得更多的马匹，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便增设“易马埸”。在四川，继宣和三年（公元１１２１年）南渡以后先设置的黎（今汉源）、叙（宜宾）、南平（松潘）、长宁四处。在绍兴二十四年(公元１１５４年) 又增设了雅州（雅安）、碉门（天全）、灵关（宝兴）三处，同时还在飞越故城(汉源宜东)设置了官府的贸易机构“博易所”。黎、雅、碉门、灵关和飞越故城都是吐蕃通往内陆的要道，成了吐蕃各部卖马买茶，即藏汉“茶马互市”的埸所。到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用四川的茶叶，在四川和甘南等地换得的马就达二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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