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长十年，他带领UCCA做到国内美术馆的标杆 版式设计 | 乐天 （图文未经《Hi艺术》授权，不得擅自使用）  目睹UCCA的三次生存危机 田霏宇目睹了UCCA三次最严重的生存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时是2011年春天，UCCA创始人尤伦斯收藏的106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首次在拍卖行上拍，关于UCCA撤出中国的消息和猜测一度成为艺术圈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彼时田霏宇作为《艺术界LEAP》的主编曾经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件事。那时他没有想到，自己在年底就加入了UCCA。那年他花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思考，这个从风光无限到风雨飘摇的艺术机构究竟靠不靠谱，然后做出了人生中较为重要的一次决定：加入UCCA团队，出任馆长。   不过危机并未随之解除。2011年艺术圈的另一件大事是巴塞尔艺术展收购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在此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藏家。紧接着第二年，UCCA赞助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正式创立。“那时候我跟当时的CEO薛梅的工作就是生存下去，最大的KPI就是减轻尤伦斯先生的负担，经过了5年努力，我们原本以为这个模式已经成熟了，但到了2016年发现完全不成熟。” 2016年UCCA开始传出易主的消息，在经历了18个月的不确定状态之后，终于随着投资人的接手而尘埃落定。我们上次采访田霏宇的时间点刚好是2018年初，UCCA已经从以创始人为主导的艺术机构转型为一个以董事会团体为推动的美术馆，而田霏宇除了馆长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CEO的标签。 最近的一次生存挑战，则是包括UCCA在内的所有艺术机构所面临的新冠疫情。如今，UCCA顺利度过了每一次危机，而田霏宇也迎来馆长生涯的第10个年头。  2008年，“我们的未来：尤伦斯基金会收藏展”，UCCA展览现场  2007年，开馆时UCCA入口矗立着隋建国雕塑作品，后来随着UCCA的改造而移去别处 2017年，UCCA十周年现场，右起：尤伦斯先生、UCCA前任馆长杰罗姆·桑斯（Jérôme Sans）、UCCA馆长田霏宇 从外来的观察者到参与者 事实上早在2007年，田霏宇便以媒体身份出现在UCCA开馆现场。在成为馆长之前，他担任过巴塞尔艺术展中国顾问，并长时间从事艺术媒体评论和策划工作。他曾是Artforum中文网的创始主编，2009年他创办中国首个国际发行的双语当代艺术杂志《艺术界LEAP》，并担任编辑总监。 同时作为策展人，田霏宇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之间的桥梁。2014年他在纽约军械库艺术展策划“聚焦：中国”，呈现了30余位颇具争议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2017年他在纽约古根海姆参与策划“世界剧场：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带来一份不同视角的中国艺术家名单。
2014年，田霏宇在纽约军械库艺术展策划“聚焦：中国”呈现了30余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2017年，田霏宇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划的“世界剧场：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展览现场 回想起2011年刚开始出任UCCA馆长的时候，田霏宇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时UCCA并没有展览部，而是叫“艺术部”，直到今天翻到一些最早的文件时还可以看到名为“ART”的文件夹。“我特别不理解，这不是一个美术馆吗？每个人的工作不都是跟艺术有关吗？所以马上改成了展览部，这可能是我做的第一个决策。” 谈起这些年以不同身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介入，田霏宇说道，“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能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但是后来还是参与其中，这样的转折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
学术和流量之间的取舍是伪命题 无可争议的是，如今的UCCA早已成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标杆。2018年底，位于阿那亚的UCCA沙丘美术馆开馆；2021年5月，UCCA Edge在上海苏州河畔开馆……在北京大本营之外，UCCA开始尝试在全国性布局馆群。 尽管田霏宇强调新的投资人接手之后，美术馆坚持的学术性DNA始终没有改变，但是变化似乎已经慢慢发生，UCCA的发展进入了一条全新的轨道。2019年夏天，UCCA大展厅带来毕加索（Pablo Picasso）大展，在两个半月的展期，共吸引了超过35万人次参观，并带来超千万元的票房收入，创下美术馆参展人数和票房新高。 2019年夏天，UCCA大展厅呈现“毕加索：一个天才的诞生”，超过35万人次参观，带来超千万元票房 “毕加索：一个天才的诞生”展览现场的观众 在尝到了流量的甜头之后，接下来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马蒂斯（Henri Matisse）大展似乎都希望在这个打法上续写辉煌。田霏宇说道，“美术馆最珍贵的资源其实就是流量，而展览就是流量的生产。”在他那里，学术和流量并不冲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思考和策划解决问题。所谓的学术和大众之间的取舍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UCCA何以成为UCCA？田霏宇分享的经验并不复杂：坚持的同时保持开放。“比如2016年的时候我不会想到我们会做毕加索的展览，但现在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挺大的突破。坚持肯定是最重要的，同时要找到新的可能性。” 讲述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式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无论是2014年在军械库博览会做的“聚焦：中国”，还是2017年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做的“世界剧场”，你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桥梁。你是怎样讲述中国故事的？又如何看待它在西方带来的影响？ ▼ 田霏宇（以下简写为田）：2014年我刚来UCCA不久，我们还处于比较初步的成长，不太可能把“ON丨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这样的展览巡展到国外去，所以在军械库博览会这样语境下做展览，并把2008年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讨论引进过去。古根海姆的项目时间比较久，从2014年开始提案，一直做到了2017年底。其实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行整体介绍的展览，大概还是从1993年开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讲述。我们在做展览的过程中也不停反思之前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最后聚焦1989年之后到2008年之前这段时间。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从一种比较本土的前卫走向全球化艺术界的转折，也是我们想强调的一点。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展览。 Hi：为什么“世界剧场”可能是最后一个以这样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展览？未来西方应该如何讲述中国的当代艺术？ ▼ 田：现在可能更多是按照艺术家个案，或者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主题。当然中国当代艺术有着特殊的语境，包括它的社会政治属性甚至语言本身，我觉得针对这个语境去讲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中国现在崛起之后，西方美术馆可能不会再去做这样的展览，因为更多时候可能是中国在主导，那么这些如何能比较有机地切入西方的机构可能还待定。
Hi：UCCA讲述中国当代艺术的那条线索是什么？比如说你出任馆长的时候，做的第一个展览就是顾德新的个展“重要的不是肉”。 ▼ 田：我们还是以比较重量级的艺术家个案整理的方式进行呈现，这样的学术展览可能比较符合我们机构的“人设”或者说DNA，同时对于中国的观众群体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表达。以个体艺术家为载体，去讲述当代艺术的历程和立场。当然它背后肯定是有对中国整个当代前卫艺术运动或者艺术史大体概念和框架的思考，我们并不希望去改变整个框架。 Hi：从2011年12月担任UCCA馆长到现在，你觉得现在的UCCA和你刚来时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里？新投资人接手之后，UCCA的发展方向又有什么改变？ ▼ 田：UCCA一直希望在中国当代艺术和全球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和连接，这个定位从开馆那天以来从没有改变过。改变的是中国社会和艺术生态，最开始的时候很难针对真正的观众，因为798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直到近几年才有了真正的公众可以讨论，UCCA也承担了类似于媒体的功能，输出各种内容，追求更多的关注和流量。当然我们美术馆本身也变得更加正规，比如2008年获得了民办非企业资质，并且比较系统化地去做商业板块，包括商店零售、儿童教育和UCCA Lab，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闭环。
作为团队的领导者， 需要给出清晰的信号 Hi：对你个人来说工作的重点有没有发生变化？ ▼ 田：其实前6年我的身份是馆长，直到2017年才兼任了CEO的头衔，这也意味着我需要为UCCA整体的规划和运营负责，在此之前我大部分工作在于展览本身或者展览相关的学术产出，当然也包括一定的策划性和业务的统筹。但是到了2017年才更完整和直接地参与这些事情，所以我的工作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 Hi：压力变得更大了吗？ ▼ 田：压力从来没有小过。我们起码面临过三次严重的生存危机，包括2011年我刚来的时候，2016-2017年机构被出售的时候，还有2020年所有机构集体面临的疫情。
2012年，由张永和改造的UCCA入口 2013年，“谢德庆：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UCCA展览现场 2013年，王兴伟同名个展，UCCA展览现场 2014年，“徐震：没顶公司出品”UCCA展览现场 Hi：经过三次危机之后，现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 田：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想，现在UCCA面临相对快速的成长，其实会导致一些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团队的带领者，需要给到大家一个清晰的信号，以及足够自信的方向去完成各自的工作。随着组织越来越丰富，工作环节也越来越多。比如我们目前在上海有一个40人的团队，我们怎么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判断复制过去？怎么保证上海和北京的团队是在一个价值观里工作？这能做到，但是这确实需要系统地思考。 2015年，“刘韡：颜色”UCCA展览现场 2016年，“郝量：潇湘八景”UCCA展览现场 2016年，“王音：礼物”UCCA展览现场 2018年，“谢南星：香料”UCCA展览现场展览本身不会妥协， 但是营销手段可以留出试验空间 Hi：从2007年开馆到现在，UCCA已经成为中国民营美术馆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现在是不是比较迫切地将这个品牌变现？ ▼ 田：我不觉得变现是最重要的，我们意识到现在应该是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的一个红利期，观众的年度增长非常可观，中国出现了很多千万人口的城市，很多城市都有对美术馆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更多是希望建立一个体系，可以支撑未来进行更多的内容输出。 Hi：观众量和票房收入，是UCCA做展览的重要指标之一吗？ ▼ 田：我觉得是一个平衡，有一些展览会有票房的需求，同时也有一些展览，比如说曹斐的个展，更多是希望让这个中国优秀的艺术家发挥得更好，这样的项目不太会有商业上的考虑，所以需要搭配。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并不是二选一，流量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关注，比如我特别期待很多人看完沃霍尔之后去看王拓的展览。 Hi：目前票房最高的展览是哪个？有多少？ ▼ 田：毕加索。票房收入超过千万元。
Hi：这些年UCCA越来越成为普通观众的重要目的地。你也提到美术馆在转型的过程中，更加重视观众和流量，这与UCCA本身的学术DNA是冲突的吗？ ▼ 田：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思考和策划解决问题。所谓的学术和大众之间的取舍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比如今年在做的安迪·沃霍尔大展，我保证在全世界那么多沃霍尔的展览中都不算落后，它在呈现一个大家以为很熟知的艺术家同时，也在呈现大量的惊喜和新的学术解读。当然会有一部分观众是奔着沃霍尔的名字来的，但我相信艺术家和评论家们也会有一个很棒的体验。 Hi：提到票房和流量，UCCA也曾经找流量明星做展览宣传大使，也曾经引发一些微词，你怎么看？ ▼ 田：我们对这种宣传手段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最后对展览的贡献有多大，其实每次都会衡量，也并不是每次结果都是惊喜，有时候也可能会发现一些想不到的渠道带来意外的效果。我的基本理念是，展览本身不会做出妥协，但是展览之外的宣传和营销手段，可以给自己留出试验的空间。所以每次做展览我们都会定一个计划，做完之后再复盘，比如说除了赞助商、企业赞助，还有从酒店到网约车这些合作方，每次形成不同的阵容。 2015年，“威廉·肯特里奇：样板札记”UCCA展览现场我们不想直接用 UCCA上海这么宏伟的名字 Hi：这次安迪·沃霍尔的展览也会在11月巡展到上海的UCCA Edge，上海馆和北京的定位有什么区别？ ▼ 田：我不会说它们的定位有什么区别，因为空间和位置不一样，都会带来体验上的很大不同。我在采访时说过，可能最大的区别是UCCA Edge不在一个园区里，而是坐落在一个非常都市化的环境中。这个展览到了上海也会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北京的展厅是一个1825平米的、9-13米高的、没有立柱的大展厅，就像一个巨大的信封，里面装什么都可以，每次展览都需要考虑建筑和展陈设计。而上海更像一个传统的美术馆，几个展厅的规格也都是固定的。 Hi：UCCA Edge的名字里并没有美术馆或艺术中心，是因为它的定位比较特殊吗？ ▼ 田：我们是先把英文名字做出来了，注册美术馆的时候肯定是要带这几个字母的。但是我们到了上海之后，并不想直接叫“UCCA上海”这么宏伟的名字，我觉得我们还是一种学习的状态。 Hi：虽然我们常说上海的民营美术馆和艺术市场近两年更加繁荣，但是坐拥数量最多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的北京仍然是当代艺术的重心。那么UCCA在上海开馆，是因为嗅到了这座城市怎样的讯息呢？ ▼ 田：可能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观众的热情，从普通观众层面来讲，上海的观展生态可能是国内最发达的。如果我们未来要开展到全国，上海肯定是一个很自然很必要的开始。
Hi：上海的观众比北京更热情吗？有没有具体数据上的比较？ ▼ 田：我们上海的开馆展有意做的是一个相对学术的展览，但是可以发现上海的观众非常稳定，平日和周末有多少人参观，基本都在一个比较固定的范围，而且一点也不亚于北京。 Hi：虽然UCCA Edge的地理位置并不在园区之中，但周边的OCAT上海馆、没顶画廊好像也逐步形成了一种集聚的趋势。 ▼ 田：我第一次去看改造之前的场地时候，发现原来的OCAT上海馆就在隔壁，民国时期的四行仓库，外滩，还有没顶画廊、CC基金会也不远，它可能会形成一条新的走廊。其实无论是在哪座城市，好像都是这个节奏，比如1990年代初Dia Foundation到了曼哈顿切尔西区22街，很多知名画廊如卓纳、佩斯、高古轩在几年之内都搬了过去，形成一种规模效应，大家看完一个展览之后还有其他的展览可以看。如果我们看上海过去20年里，从桃浦到M50到西岸，每几年都会有一个新的艺术机构集聚的地方。 Hi：有了UCCA沙丘美术馆、上海UCCA Edge之后，未来还会在其他的城市布局新的美术馆吗？ ▼ 田：我们反正一直在探索，这方面要感谢我们的副馆长尤洋，他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这种接触。以及最近回归UCCA的卞卡，现在是我们上海的副总经理，他知道怎样在技术层面去对接。但是其他城市还没有一个确定性。
我们讨论最投入的问题， 是如何继续呈现年轻艺术家 Hi：目前 UCCA总体的观众量有多少？哪一年数据最多？ ▼ 田：截至2020年底，一共是570万。最多的肯定是2019年，因为毕加索大展，但是今年可能会超过2019年。即便像阿那亚的UCCA沙丘美术馆，在假期高峰时一天观众最多超过了3600人，那个展厅只有600平米，所以UCCA沙丘美术馆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变成了我们策展性比较强的空间，基本上都是美术馆内部的策展人。这对我们目前做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Hi：相对而言，UCCA沙丘美术馆的运营压力也最小的吗？ ▼ 田：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因为建筑本身是阿那亚承建的，我们没有参与前期的筹备和投资，但是沙丘的团队是我们正式的员工，策展和宣传都有总部在支持。我觉得沙丘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磨练，2018年底开馆运营，经历了一整年，2020年疫情之后，我们又于2021年在上海迎来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新馆。所以今天UCCA已经不只是在798这一个地方，它从观念从理念上迈出了这一步，是我们最初步的突破。
Hi：年轻艺术家一直是UCCA关注的重点，比如从最开始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ON丨OFF”，到后来做的“新倾向”系列个展。艺术家对年轻艺术家的选择是怎样的？ ▼ 田：这个工作肯定是要持续的。这两年因为我们可能更集中在处理馆内外的事务，这块工作可能挪到了沙丘的展览上。但是我跟策展人讨论的最投入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继续呈现这些年轻艺术家？比如说去年跟华宇合作，起码可以看到15个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呈现。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完整的复盘，接下来的工作怎么继续，比如可能宣发2022年的完整计划时，会有一些新的动向。 Hi：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时间观察者，你觉得从顾德新那一代艺术家，到现在“80、90后”艺术家，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 田：肯定最后是跟中国母题的一种关系，比如“85新潮”那一代，全球化进程可能还没有那么透彻，他们确实参与到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当中，所以很多创作背景和解读语境都离不开国家叙事。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信息环境的全球化，人类的自我身份认同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这几年性别问题的讨论。可能从“ON丨OFF”那一代开始，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再以国家叙事为核心兴趣的艺术家，而到了更年轻的艺术家，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艺术史的前前后后，也挺好的。
2015年，“新倾向：李明”UCCA展览现场 2018年，“新倾向：致颖”UCCA展览现场 2019年，“新倾向：尉洪磊”UCCA展览现场 2020年，“第八届华宇青年奖入围展：漫长的问候”，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携手华宇青年奖呈现15位华宇青年奖入围艺术家作品 成就感谈不上， 但是有信心继续走下去 Hi：目前UCCA赞助理事的门槛是怎样的？ ▼ 田：2018年之后我们的理事机制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一个梯队变成了三个梯队。人数最多的青年赞助人（Young Associates，简称YA），主要是20岁到40岁非常有情怀的藏家或者艺术积极分子，没有人数限制，互相引荐都可以。YA是很开放的，现在是170人，我觉得500都不嫌多，其实他们需要的东西，美术馆很容易就可以提供，比如北京本地博览会上组织一个资深藏家的导览，这是一种双赢。但是最高级别的理事，需要有两个推荐人的门槛机制。 2019年，UCCA Gala 2019现场，田霏宇公布上海新空间计划
2020年，UCCA赞助人探访艺术家黄锐工作室 Hi：除了美术馆本身的内容生产，UCCA Lab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 田：我认为今天的艺术越来越多元化，过去十年品牌赞助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可能只是贴上一个品牌的logo，但到了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品牌希望直接参与到一些内容的共创。UCCA Lab的名字简介灵感来源于2010年前后，BMW和古根海姆合作的BMW Guggenheim Lab，在全世界5个不同的城市做的像实验室一样的空间项目。那个项目其实没有成功，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验性的实践。比如我们最近跟迪士尼的合作展览落户在余德耀美术馆，他们直接参与到展览的制作，之后也会巡展到成都、深圳然后回到北京。
2021年，“重塑蔚蓝：阿迪达斯×UCCA Lab环境可持续主题艺术展”UCCA Lab展览现场 Hi：这次安迪·沃霍尔展览之前，我们看到UCCA商店进行了重新的规划，接下来会有新的升级么？ ▼ 田：我们其实在扩张，之前商店入驻的品牌是我们的一个兄弟公司“上海滩”，他们希望在这里做一个自己的店，但经过两年的时间，可能发现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我觉得美术馆零售这件事挺有意思的，比如说10年前UCCA商店非常火爆，那时候的模式类似于一个买手店的平台，但这种模式在今天电商为王的时代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就考虑基于展览IP的运营模式。 其实这两年我们没少在这方面做工作，可能很快就可以见效了，除了这个店的重新组织，还有上海UCCA Edge的新店也已经在8月上旬开幕，它会更贴近我们的展览。这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沃霍尔专区，接下来是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马蒂斯。美术馆最珍贵的资源其实就是流量，而展览就是流量的生产。
Hi：你最早来中国是1999年，这些年职业身份也经历了几次变化，你个人感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 田：1999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时候还是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再来是2001年，在中国待了两年之后又回了美国。2006年开始，比较长期地待在中国。我感觉待的越久越觉得这里是家乡，虽然我知道从来不可能真的是。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能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但是后来还是参与其中，这样的转折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 Hi：今年是你担任UCCA馆长的第十年，看到今天UCCA的成功会不会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 田：我们肯定还是在学习的过程，把我们放在全球和MoMA、Tate相比，我们需要继续做的事情太多了，成就感还谈不上，但是我有信心继续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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