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科学应该有一颗超越功利的心

在我国的科技哲学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活跃着一位年轻的学者。他15岁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就读空间物理专业；19岁从物理转向哲学，进入北大哲学系读研；33岁被破格晋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35岁重回北大任教，开设“科学通史”课程；52岁入清华大学任科学史系主任。他就是科学史研究学者吴国盛。

“科学”二字在今天，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词汇。但要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向大众普及科学与科学史，吴国盛在这个领域深耕数十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创作了《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科学史笔记》等相关通俗论著，为科学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科学应该有一颗超越功利的心”是他一贯坚守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应是“来源于对真理纯粹的追求，对宇宙奥秘本身的好奇，对理论本身和内在逻辑的贯通，而并非来源于其具体用途”。

从科学到哲学

1964年9月，吴国盛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一名乡村教师。5岁时，吴国盛便开始上学。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吴国盛的成绩自小一直名列前茅。

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李泽厚形容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每个学生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味和对思想的渴望”。

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吴国盛怀揣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气质，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热爱阅读文学作品。然而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的影响下，高考过后，吴国盛在专业报考时还是选择了理科。

1979年高考过后，吴国盛凭借物理98分的成绩（百分制），抱着“物理分高，报物理专业更容易被录取”的心态，报考了北京大学空间物理专业，被成功录取。当时，吴国盛15岁。

上了大学之后，吴国盛仍坚持着阅读的习惯，读了很多文学作品，还尝试写过小说。在日复一日的学习过程中，吴国盛日渐发现，自己对于应用性较强的空间物理专业并不喜欢，他更为热爱理论性的东西。但由于当时跨专业特别困难，转专业的想法未能实现。大三时，受哲学系同乡的影响，吴国盛对哲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哲学著作，听哲学系相关课程，并于本科毕业后转而攻读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

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思考成为吴国盛开始进入哲学的一个关节点。“事实上在没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没有入哲学门，可能是讲一些科学的一般问题而已。只有思考这个问题，你才发现有一个哲学的维度，有一个哲学的思考问题方式，它跟科学不一样。”

完成这个跨界的主要资源来自康德。康德哲学给予吴国盛以启发——科学思维所忽略的很多东西才是哲学的开始之处，而不是说科学关注的东西是哲学关注的东西。

因此，转学哲学之后的吴国盛，并未放弃科学，哲学学习之余，他还读了《爱因斯坦文集》，并结识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者们以及他们周边的一些人，像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等，受到很大影响。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吴国盛产生了做科学思想史的想法。

最年轻的研究员

1986年硕士毕业后，吴国盛被分配到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这里，吴国盛结识了哲学系著名博士生导师、哲学大师叶秀山先生。在与叶先生同事的日子里，吴国盛表示自己“每每和他聊天都受益匪浅”。

1980年代末，吴国盛承接了翻译英国哲学家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的工作。这次的翻译工作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奠定了我后来学术道路的思想发端。通过翻译《自然的观念》，我发现在'科学思想史’领域中有一大堆金矿没有被挖掘出来。”

在柯林伍德思想的启发之下，吴国盛开始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我发现从历史上看问题更清楚一点。比方说时空在古代希腊，它就不是基本范畴。你研究世界的方式，不是先把世界装到时空框架里去。这是现代人的做法。现在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运动被简化为位移运动。希腊人讲运动的时候，他认为你脸变了也是运动。一个鸟儿长成个大鸟儿，这也是运动。而现代人认为运动就是空间变化，所以空间就成了一个基本范畴。那么这个坏处是什么？你把运动单薄化了，实际上是把世界的丰富性给简化了。但是，科学恰好是在简化以后特别有效，所以它就成了（现在的状况）。”

学然后知不足。在社科院潜心研究学问的过程中，吴国盛渐渐感觉到自己学养的不足。为了在学术上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在自己从事的科学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建立起有益的链接，1995年，他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西方哲学的博士研究生，并被顺利录取，师从叶秀山先生。

回忆起跟随叶秀山老师学习的三年时光，吴国盛最强烈的感受是：紧张。当时他属于在职读书，一方面要忙哲学所的科研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完成研究生院规定的学位课程，每天来回奔波于研究生院和哲学所之间，累是很累，但收获颇丰。对于恩师的教诲，他感念不已，“叶老师于我，是一种榜样的存在，他读的书，他的观点，帮助打开我的思路，牵引我去学习更多更深的东西。他是一位很博学的人，自己学习了很多门语言，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他都会，他在经济学领域也有成就，以前在北大时就是经济社的社长……叶老师对我的教育属于熏陶性的，是通过传统教学方式学不来的。”

期间，他从哲学史的基础开始从头学习，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围绕着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顺着西方哲学的传统一路思考。三年磨一剑，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在2001年被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一。

此外，在研究所的日子里，他还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连续出版了不少著作，如《自然本体化之误》《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科学的历程》《时间的观念》等，为科学以及科学史的普及著书立说。

1997年，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吴国盛被社科院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这所学术研究机构中最年轻的研究员，那一年他仅33岁。

科学应摆脱功利主义

“科技不分，以技代科，这是中国人对科学产生的最常见的误解。比如现代汉语里，我们一说科学很容易说成科技，一说科技想的就是技术，这表明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实际就是我们脑子里有技术没有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吴国盛发现，国人普遍对科学的看法或多或少存在片面的误区——仍然基于实用的层面，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基础科学发展的后继乏力和科学政策的不当。

于是，近些年来，吴国盛曾多次就“科学”开展演讲，其中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科”“技”混为一谈，是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本质缺乏理解、对“科学”的发展历史产生误解的直接原因。他说道，“在一开始、从零起步的时候，这个区分的重要性还没有显露出来，有时候区分甚至是起反作用的。但是当你跑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跟人家齐头并进的情况下，当你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追赶的状态，而是到了引领的位置时，你就会发现单独强调科学功利的一面，单独强调其可以被转化成技术的一面的话，你就忘记了科学本身发展的真正动因，它并不是功利，并不是对现实的好处，它其实有自己内在的一些动因。”

对于当下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吴国盛提出，这是我国长久以来的实用主义文化所导致的，“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一些政治和文化诉求。这就导致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

同时，他反思道，“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如果学习科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的话，那么你在科学上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变味儿的。比如稍有成就的科学家，就让他去做官，给他很多社会荣誉，容许他去开公司赚钱。如果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不是热爱科学，而是为了它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话，那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么能真正地去支撑纯粹的科学研究呢？”

他强调科学与技术应区分开来，“有意无意地忽视那些不能够转化为技术的科学，或者是暂时不能够转化为技术的科学，长期下来的后果就是，只做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科学就会失去根基，而现代科学是一个整体，光做应用，就变成无源之水，是不可持续的。”

创办科学史系

2017年，在吴国盛的积极推动下，清华大学创办科学史系，吴国盛任科学史系主任。

科学史系的创办，吴国盛可谓“蓄谋已久”，“其实读硕士期间就已经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发现，科学史这个学科好像在中国还没有开始。那我们作为第一批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硕士生就有义务和责任把学科建立起来。”

“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交叉汇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学科，也是渗透文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典型桥梁学科。许多世界一流综合大学设有相关系科，如哈佛大学有科学史系、剑桥大学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清华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最早见证者和卓越代表，为建成中国自己的科学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吴国盛说道。

在教学方面，吴国盛也作出了明确的计划：五年内建成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四个层次的完整的科学技术史人才培养体系。

此外，在吴国盛的积极建议下，清华大学还在筹备创建一座科学博物馆（目前仍在筹建中）。他认为，中国有大大小小的科技馆，以互动产品居多，少有历史收藏，“这座博物馆在国内算是开创性的存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内目前是没有其他科学博物馆的，清华的科学博物馆将以历史收藏为基础，做一座真正的科学博物馆。”

对于修建这所博物馆的初衷，吴国盛表示，“中国学习科学的这几十年历程，需要有一间博物馆来记载，提供一个反思的场所。”

在科技哲学领域，吴国盛已耕耘二十余载。二十多年来，他为科学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而不懈努力着。他表示，希望通过创办科学史系，建构起西方科技史的研究平台，推动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王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