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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可望，本名可旺，字朝宗，延安人。年轻时为商贩。因借债被告入狱。知府戴东冥看了孙可望狱中的上诉书，又见其机灵，遂捐银为他还债后释放出狱。后孙可望经商赚了钱，曾带着一千两银子去东阳县感谢戴东冥。时，戴已罢官回家。不久，孙可望在经商途中被张献忠俘获，在回答张献忠询问时，十分灵活，“形容短小，而力甚大”，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得到信任和提拔。由于他领兵作战，“每遇敌，可旺率所部坚立不动，号一堵墙”，很快就被任命为农民军的军师。“奉为谋主，一军皆听之”。 戴东冥担任郧阳巡抚时，张献忠正率领农民在鄂西一带作战。而孙可望从个人恩惠出发，置农民革命利益不顾，竟写信给戴东冥说：“恩府在廊，不敢一日犯境也”。 一六四四年，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时，孙可望已被升到仅次于张献忠的重要地位。但他汉中战后返回成都时，欣然接受两百多士绅在成都郊外的迎接，严重违犯了大西军关于不准迎送将领的规定。在张献忠的严厉追查下，孙可望被迫将这批欢迎他的人签名单交出。正由于孙可望这一系列表现，使张献忠断然将他调离领导核心，“献忠据蜀僭号，以延安人为军师，已而疑之，乃以为平东将军，而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阴制之”。 一六四六年，张献忠在成都亲自主持召开的大西农民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考虑到孙可望为四将军之长，又被称为“大哥”，颇有作战领导能力，才决定将孙可望作为他的继承人。从后来的情况看，张献忠的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 这年年底，张献忠在抗清战争中牺牲。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农民军主要将领遵循张献忠的遗嘱，在綦江休整时“共推为首”。当时，孙可望亦能执行“联明抗清”的正确路线。大西军在云南建立政权，孙可望称王，“设内阁九卿六部科道官，即以（任）僎为吏兵工部尚书，（方）于宣为翰林编修，制卤簿，定朝仪，拟伪号为后明，……”命方于宣撰修国史时，奉张献忠“为太祖，比庄烈帝于桀纣，作《太祖本记》”。对于抗清中的重大问题，也能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将军商量。因此，云南很快出现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新气象，并为抗清战争第二次高潮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 随着孙可望权力的增长和农民军在川、滇、黔的胜利发展，孙可望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使用“杀一儆百”的镇压措施，在农民军中实行封建家长式的统治，以图提高自己的威信。“以身与诸人同起，恐其不服，思所以镇压之。”但“可望谋窃大号，然定国辈犹侪视之，遇事相抗。”。 对此，孙可望怀恨在心。一六四七年十一月，他背着李定国，和都督王尚礼秘密商定，借王尚礼的口对刘文秀等人说：“我兵虽多，号令不一，众议以平东为主，若何？”刘文秀等同意后，孙可望选定了一六四八年四月一日传令李、刘等将军所领各营兵将汇集演武场。按照常例，四将军至演武场，都要放炮升帅字旗。这次孙可望却以此而发怒。刘文秀解释说：“此西府（指安西将军李定国）一时之误，望大哥姑容。”孙可望仍“愤不已。”王尚礼请责旗鼓官，孙可望也不同意。李定国明白根由后，怒驳孙可望说：“我与汝兄弟耳，何如是？”孙可望居然要杖打李定国。李定国当然不服，二人当场大吵起来。李定国愤怒表示：“谁敢打我？”孙可望则以骑马离开演武场相威胁。这时，白文选上前抱着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至各散，皆为人所乘也！”李定国为了顾全团结抗清的大局，忍辱被王尚礼等人按在地上挨了孙可望的五十杖。而孙可望打了李定国后，却又假惺惺地抱着李定国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当晚，孙可望又跑到李定国家里去表示慰问，诡称他是为了农民军部队统一号令。其实，孙可望制造的演武场事件正种下大西军内部分裂的祸根。 三 演武场事件后，孙可望的分裂活动变本加厉了。一六五二年，李定国率领农民军攻克桂林，消灭清定南王孔有德的重大胜利，使西南和中南广大抗清人民深受鼓舞。前往贵阳报捷者“日夜易马而奔”。孙可望由此反而“益忌定国”。他甚至想利用李定国封西宁王之际，召李到沅州议事时，加以杀害。因李定国得到龚彝及其他方面的关于孙可望图谋不良的消息：“今自来，来必不免”，才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李定国因此而痛心“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就在四川、湖南、两广抗清前线，农民军将士与清军血战之时，孙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凡四川、云南、贵州文武大臣数百余员，俱挟以威令，刻期朝见。……尽换明朝旧印，……制天子卤簿，九奏万舞之乐，作为诗歌，纪功颂德，与鸿胪寺薛宫商订朝仪”，“日夜谋禅位”。方于宣还一再“上表劝进。” 这时孙可望认为李定国是其称帝的主要障碍，因此，竭力破坏李定国进行的抗清斗争。一六五二年十一月，李定国与冯双礼制订了在衡阳围歼清军的作战计划。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竟“密令双鲤（双礼）迳退宝庆”，又“秘不遣一人报定国以误之”。后，孙可望一方面“欲立大功，以服众心”；一方面乘李定国在广西作战失利，采取“凡定国必过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六五三年，孙可望侦知清军屯驻湖南宝庆之岔路口，即令冯双礼将左，白文选将右，而自将中军前往袭击。结果，孙可望“以定国去，虑诸军有图已者，既不敢严督诸军前战，诸军亦以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与併力”，战事惨遭失败，且牵动全局，使“楚事大变矣！” 一六五三年七月，李定国围桂林七昼夜不下，遂移师柳州。这时，孙可望竟命令冯双礼统兵三万前去偷袭。李定国知冯双礼来攻，把粮食烧掉，迅速撤离柳州。结果，灵山一战，冯双礼兵败被擒。李定国以团结抗清大局为重，对冯双礼教育后释放，“由是双礼倾心于定国焉”。 一六五六年正月，李定国因长期在广东、广西地区作战，部队损失较大，西驻南宁时，“衰弱不振”。孙可望乘人之危，命令总兵张明志、吴有才率兵攻袭。李定国与中书金维新、曹延生商量，认为张明志的部队多是李定国的旧部，不敢以李为敌。如以奇兵袭之，就可击溃张部，乘胜进入龙安。作战方针确定后，李定国率领靳统武、高文贵等一万人从小路急行军五天，到达田州，绕到张明志部队后面，突然发起进攻。张部立刻大乱，三千人投降。 孙可望的阴谋活动，激起大西军将士们的强烈反对。“（白）文选折箭誓必杀可望”。刘文秀“亦素怨可望”。 孙可望见张明志败亡，断定李定国必然前往龙安。于是，急召白文选带兵往龙安，令其将永历帝朱由榔送往贵阳。妄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永历帝及太妃从官都反对，“合宫痛哭不行”。白文选故意说：“姑迟行，且俟西府至”。等了九天，李定国就赶到了龙安，又才与永历帝一道于一六五六年三月由龙安去云南。白文选向孙可望送去“定国无他志”的假报告。正驻云南的刘文秀担心永历帝到云南的消息被孙可望在滇心腹王尚礼、王自奇等知道，他一方面召集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假装研究城防问题，一方面秘密派出骑兵前往李定国部表示欢迎。黔国公沐天波也在乌龙驿迎候。永历帝在李定国护送下，顺利到达云南首府昆。 孙可望为实现其称帝野心，连刘文秀也不容。一六五二年，刘文秀出征四川，“”三战皆大捷。三桂屯汉中相拒，以势促连败”。农民军连克叙州、成都、重庆等重镇，由叙州把清军一直追赶到川北保宁。只是由于刘文秀骄傲轻敌，才在保宁失利，让吴三桂突围逃回汉中。但四川战场胜利是主要的，给清军的打击是沉重的。骄傲轻敌的错误，也不是不可以改正的。而孙可望“于湖南为定国所败，因迁怒文秀”，将刘文秀这个“仪度温雅，柔和谨慎”，“善抚士卒”，能独挡一面的高级将领夺爵撤职，“使就闲”。孙可望还乘机将刘文秀所属部队拆散，令其“或分守蜀隘，或调征楚”。这样一来，大西军四将军中，艾能奇早已牺牲，李定国为孙可望所不容，刘文秀被撤职就闲，惟剩下孙可望这个孤家寡人了。“从此，内外文武咸怨，军心渐涣，不乐为可望用者众矣！” 朱由榔到达昆明不久，派白文选至贵阳向孙可望传达“慰谕”。白文选也希望“盍两和之”。孙可望不听，还想组织军队与李定国决战。只因其妻子还在云南，未敢立即发动，在方于宣的挑动下，孙可望“日夜谋犯阙”。 孙可望甚至想吃掉李定国留在四川的龙骧营。李定国一六五六年到达云南后，即命令祁三升统领龙骧营赶到云南。这时，孙可望也派人前往四川，命令龙骧营前往贵州。祁三升当即将这一消息告诉全营将士，并指出“当遵西府之调为正”。“众皆诺。遂辞秦使，整旅滇。”孙可望竟丧心病狂调集部队追袭之。龙骧营的将士们“且战且走，辎重尽失”，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云南。 即使这样，李定国、刘文秀仍以抗清大局为重，希望与孙可望联合抗清。为表诚意，还派孙可望在云南的心腹张虎将孙的妻子送回贵阳。临走时，永历帝还将金簪赐给张虎。谁知张虎将孙可望的妻子送回贵阳后，制造谎言说永历政权大权全归定国，群众并不拥护李，如果进攻云南，“可垂手取也”。命张虎为向孙可望表示忠诚，还将永历帝授予他的淳化伯印当面缴给孙可望，造谣说永历帝所赐金簪是要他回黔行刺孙可望。孙可望“怒益甚”。这时，方于宣把左右叫开，磕头劝孙可望即登皇帝位，他还自荐为宰相。不久，李定国派白文选到贵阳谈判联合。孙可望反诬李定国谋反，将白文选逮捕，另派心腹通政司朱运久去云南，名为议和，实是去与在云南之心腹王尚礼、王自奇策划内应。 一六五七年八月，孙可望孤注一掷，出动了十四万部队，以白文选为大总统，马宝为先锋，向云南进攻。这种不义之战是不得人心的。白文选、马宝等，已事先“定约”，向孙可望推荐白文选为大总统，“使功莫如使过，将才无出文选右者”。正是为了杀他的回马枪。 就在孙可望出兵之前，他的心腹王自奇在楚雄喝醉酒，杀了李定国的营将，惧怕惩罚，已带其部西渡澜沧江，逃到离昆明两千多里远的永昌，已经无法再作孙可望的内应。 孙可望带着部队到达离曲靖只三十里的交水，列三十六营。而李定国、刘文秀的部队不过几千人。就在这时，白文选突然带其亲随部队拔营逃至曲靖，并急行军赶到昆明向李定国、刘文秀报告孙可望部队的情况，建议说：“宜速出兵交战，诸将已有约，稍迟则事机露，不可为矣”。白文选还表示，他可以先赴阵前。 孙可望得知白文选逃走的消息，即商量退兵事。而事先与白文选有约的马宝怕谋约暴露，故意出大言说：“我众十倍于彼，若以一人为进退，岂我辈非人乎？”马维兴也同马宝一起对孙可望说：“逃文选不过一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佩这兵马做个明白”。张胜也说：“某一人足擒定国矣。”孙可望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胜率武大定、马宝骑兵七千，乘李定国、刘文秀离开昆明迎战孙可望，城内空虚之机实行突然袭击。八月十八日夜，马宝、马维兴派心腹连夜将孙可望的秘密作战计划报告了李定国，并催促李定国立即出战。十九日，天未明，战斗即迅速展开。起初，由于李定国部本高马蹶被杀，形势紧张。这时，白文选率骑兵冲入马维兴营。马维兴开阵迎接，与白部联合绕到孙可望阵后。李定国、刘文秀见敌阵动摇，立即发起猛烈冲击。顿时，“诸营皆欢呼迎晋王”。孙可望十四万不义之师顷刻瓦解。 被派出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部队，行至金马碧鸡坊下，看到李定国交水大捷的报捷旗，大惊失色，仓惶撤退。撤退途中于浑水塘又与李定国相遇。两军交战后，马宝从张胜的阵后向其发炮猛轰。张胜大败，逃往益州，被其部将李承爵逮捕送往昆明，受到剥皮惩处。王尚礼见张胜兵败而畏罪自杀。孙可望的另一心腹张虎逃回贵州，也被刘文秀逮捕送回云南惩杀。 孙可望逃回贵州和去湖南的沿途，威清要隘、镇远、普定，平溪、沅州等地守将都“闭门不纳”。似穷途末路的孙可望深感“一路人心俱变，唯有投大清朝可免。”“连夜奔逃”，“狼狈走长沙”，最后，投降了清军。这时，孙可望“止存妻子十余”。 孙可望叛变降清后，讨得义王封号，他咒骂李定国、刘文秀为逆党，更向清朝统治者“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说李定国、刘文秀“收聚望兵，踞占望土”，“整顿既要，动摇必难，要求清军“机不宜退”，立即向云、贵发动进攻，还表示愿当向导，“请北固山满兵五万，身为导入贵州”。 孙可望虽然曾在反对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和抗清斗争中作过一些工作，但是，他从个人野心出发，在大西军中一手炮制演武场事件，大搞分裂活动，破坏抗清战争，并终至无耻叛变降清，给农民革命事业和抗清斗争造成极严重的破坏。清朝统治者正是根据孙可望在大西军中造成的分裂局面并“及可望降，知敌人内讧，于是承畴、三桂疏请大举。章皇帝以贝子洛讬为宁南靖远大将军，偕承畴由湖南进；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偕都统墨尔根、李国翰由汉中、四川进；都督卓布泰为征南将军，偕国安由广西进，约期会于贵州”。 三百年前的历史虽已过去，历史的评判却不能不作。“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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