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在文学中，世界跟社会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在文学中，世界跟社会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 阿来谈止庵小说《受命》

在新近一期《向往的生活》中，止庵无意间成了网友热捧的带货王，止庵的新作《受命》一夜间全网断货。大家纷纷好奇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受命》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他为这部小说魂牵梦绕三十年，在作品中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充分勾画出一个尚未命名的八十年代和一个八十年代的北京。小说里，埋有我们今天的城市蜕下的一层层皮。

《受命》也是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雷特》的小说，它关乎记忆和爱情，记忆来自既往，还没有退场；爱情指向新生，却无法生长，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复仇计划。时代滚滚向前，小说里，已经蕴藏着我们今天的忧愁。

此前，李洱、洪晃、史航、张悦然、张静初、双雪涛、六神磊磊、笛安等都曾分享过《受命》的阅读感受，6月17号，阿来老师原本与止庵约定，将在成都面对面畅聊《受命》，后因为临时有工作需要出差，阿来老师特盛情录制了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他关于《受命》的一些思考，以下就是阿来老师的视频和依据视频所做的整理文字。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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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阿来的分享视频（节选）

《受命》矫正了当下小说创作的某些流弊

我对止庵写小说多少感觉有一点意外，因为过去读止庵的作品，主要还是偏重于学术鉴赏和考据方面的文字，当然这些文字也是充满文学性的、很雅正的文字。听说止庵写了《受命》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我一直在猜这个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拿到了这本书，读了两遍后，我要说我确实很喜欢这本书，完全不是客气话，因为我觉得这个小说的写法填补了我们当下中国小说写作的一些空白，或者也可以说矫正了某些流弊。

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中，经常犯主题大而无当、细节处理上又有很多缺失的毛病。很多写小说的人，经常努力的、甚至走火入魔的一个规定路径，是在故事的走向上苦思冥想，而不肯下功夫编织一个人物关系。止庵为这本书下了很多切实的功夫，泡了三年的图书馆，然后又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和记录花木生长的季节变化。正是这样的一些切实的功课，使《受命》规避了这些毛病。这个小说骨架很坚实，血肉很丰满，在我们当代小说许多应当留下而没有留下足印的地方，留下了它鲜明的印记。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止庵的父亲，也是我们的文学前辈沙鸥先生的一句诗，这句诗大概意思是说山道上再也没有印上牛的脚印了（山路上不印有牛脚印了...... 沙鸥《荒凉》）。我们今天的文学、我们当下的小说写作，其实是在好多应该印上我们足迹的地方，却没有留下我们的足迹。《受命》在现实的面貌、生活的细节，或者说是我们时代的印记方面，留下了很多详实的文字。

世界跟社会这两个词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就我自己个人的小说观来说，不管是主观抒发性强烈的作品，还是显得更节制、更客观、更冷静的文字，我都觉得要详实地、有些时候几乎是面面俱到地来记录这个世界。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世界跟社会这两个词的指向是不一样的。社会在我们的观念当中特指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也说过，社会是人和人关系的总和。但是，世界是一个更广大的、比人的存在更宽广的一个存在。世界更大，草木也罢，器物也罢，一个城市具体的肌理也罢，建筑、街道、天空所有这一切才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具有质感的世界。

我想，可能我是第一次在我们中国的当代小说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所有的草木都是有名字的，而且随着四季的更替，各种植物萌发新叶的样子、开花的样子，在秋天凋零、在冬天枯萎的样子，小说中都有细致的描写。这是在人的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也填充着知识的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还带着情感，周围的自然之物除了自身的生长变化，跟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情感、情绪随时互相生发、互相印证。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叙事文学当中，语言是贫乏干枯的，情感是浅薄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这种自然之物来映照而造成的。所以在《受命》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感官全开的世界，小说的语言也更丰富，更饱满。这只是说自然之物，《受命》还牵涉很多对建筑、街道、房间里面的一些用品、城市的交通等不厌其烦的细致书写。这些也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构成了这些人物生存的环境，同时也构成了他们情感投射的一些对象，这些东西跟人的内心互相生发，已经跟自然之物的作用是一样的了。

止庵在创作中做了很好的功课，我在一些美国小说里看到过这样的书写方式：当天的报纸报道了什么，当天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当时流行什么书，大家都谈什么书、读什么书，展览馆在展出什么，音乐厅在上演什么曲目，电影院在上演什么电影，这些都是一个时代鲜明的记忆。而我们今天的小说写到这些地方，都是语焉不详的。一方面我们总是在讲我们要有个现实的文学观，我们总是在讲时代、在讲社会、总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讲时间，但其实，我们对这些事情都没有认真思索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我自己孤陋寡闻，《受命》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对这些东西有非常详实描写的小说。我想这个描写一方面肯定是来自一个作家个人在那个时代当中的切身记忆，但是人的记忆其实并不是那么可靠，这个时候就还需要做一点还原的功课，需要做一些像考古性质一样的工作，重新发现、梳理和研究。因为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当时关乎人的精神生活或者物质生活的东西，带鱼多少钱一斤？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小说《受命》都有非常详实的时代记录，我相信要恢复这些真实的场景，止庵应该也是做了很多案头工作的。

《受命》有城市文学书写的成功经验

《受命》这部小说写了80年代的北京，过去我们谈到北京文学，就会讲到京味文学。过去的京味文学大概是从老舍他们开始的，后来一脉相承，有很多人在原来的这个道路继续进行书写。但是很快京味文学就演变成一种风情的、民俗的创作路子，而真正具有时代质感的东西反而被推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仅仅成为我们文学理论当中所谓的一个时代背景。一旦成为时代背景，文学作品中可能就只剩下一些大的政治转换、时代转换的那些关键点，真正的、当时的、真实性的那些社会面貌和生活细节，彻底消失不见了。这么多年，我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国有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些乡村文学的写作，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城市文学。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并没有写出一个城市真实的面貌、真实的细节，不光是人们生活方面的细节，还有人与之发生关系的所有的那一切客观的存在，它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呢？

也许这也是将来我们城市文学真正要取得成功，需要建立起来的一个途径，也许不是唯一的途径，但是我相信这肯定是一个可靠的路径。而且止庵的这部《受命》的创作已经得到了一些成功经验，就是怎么写出具有非常强烈的年代质感的城市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甚至不仅仅要重视《受命》这一部作品，我有理由对止庵的下一部作品也充满了期待。

有人经常问我，在我自己的小说当中，小说家好像发挥了很多的想象力。我觉得如果是离开了一些刚才讲的那些具体的东西，比如山川、草木、建筑、器物，我们所消费过的那些物质的、精神的那些产品，如果把这些都去除掉，我们的想象力就只是在构建诡谲的故事，只是在设置越来越奇异的超出常理的人物关系。这样的创作其实完全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有点小骄傲，我会提醒读者来看我的小说中除了人物关系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真实还原的。比如说《尘埃落定》，它里面涉及的典章制度、当事人的穿着、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礼仪，以及更广阔的那些山川大地当中的地理地貌、地上的生物都是可以真实还原的。

《尘埃落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初版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展开了想一想，就是人的关系。小说当中的故事也好，情节也好，情节构成故事其实就是人跟人关系的变化，把这个变化记录下来，它就叫情节，或者就叫故事，这个可能是小说家需要发挥一些想象的地方。但是更多的地方，我可能有一点过分严苛的实证主义倾向，我觉得那些都应该是可以还原的。而小说这种还原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今天的很多小说在这方面是缺乏的。反而在西方的小说创作当中，不管是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好，还是后来的一些现代派文学的流派也好，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