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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一书中，有一封梁漱溟任教北京大学时写给系主任陈百年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前与胡适之先生论及本门科目详略不当，胡君谓可在教授会提议。今拟提议如下： 一本门第二、三学年必修科目之中国哲学现在分作道家哲学与宋明哲学二种，拟改为孔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三种。其时间平均之分配。 其理由因宋明学不能代表孔学而中国哲学中无不讲孔学之理。故改宋明学为孔家哲学。 又因中国哲学中不能不讲佛家学，而现在印度哲学一科但列为第三年级选修科目之一，非其所任。故应添佛家哲学一种于二三年必修科中。 以上提议之件请 开本门教授会议公决为望 此上 百年先生 制 漱冥 顿首 此信中涉及胡适、陈百年、教授会议，均对当时北大情况有所涉及。而主要内容与中国哲学门要开设哪些课有关。 当时的情况是：“本门第二、三学年必修科目之中国哲学现在分作道家哲学与宋明哲学二种”，这显然是很有局限的。自魏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便逐步形成儒释道三家并重的特点，所以梁漱溟的建议是：“拟改为孔学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三种。其时间平均之分配。” 在儒学方面，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人物的宋明理学，在民国初期仍被视为儒学的主流。梁漱溟也颇受宋明理学影响，但他认为宋明理学不能代表儒学。讲儒学不仅必须讲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而且梁漱溟以孔学的说法代替儒学。 在道家方面。道家与儒家一样，是中国本土产生的重要学问，不仅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主流，而且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最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所以梁漱溟的建议中，道家哲学仍旧是必修课，与孔家哲学并列，但居于其后。 在佛学方面。佛学也成称之为“释学”，由释迦牟尼开创。佛学与儒学、道学不同，其源头不是中国本土，而是外来学问。这可能是原本没有开设佛学哲学课的原因所在。但佛学传到中国后，逐步中国化，而且与儒家、道家并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百姓，佛家之影响都是相当深远。老百姓遇到难以过去的坎时，常会默念观音菩萨保佑。这自然不是佛学，而是佛教对于民间的影响。然而，佛学与佛教往往相伴而行，三千大千世界，影响广阔而深远。因此，梁漱溟建议设立佛家哲学课，而且与前两种在时间上平均分配。 北京大学红楼旧址 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门，原有印度哲学选修课，由梁漱溟讲解。将印度哲学放在中国哲学门中讲解，估计就是因为其中的佛家对中国影响巨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印度哲学中除了佛家外，还有其它很多，而那些对中国影响不大。不过，设置印度哲学课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当时的一个特点。 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是众人皆知的。他与梁漱溟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据说当年二人像打擂台一样，在不同的教室阐述自己的观点，各自招来很多听众，很是热闹。二人也有相通之处，比如在“本门科目详略不当”处，二人的基本看法是相同的。 陈百年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梁漱溟曾写过：“陈先生是昔年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文科哲学系主任，很相熟。他当时主讲心理学。……离北大后仍时有把晤，地点似在重庆了。” 这封信中提到的“教授会议”，是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教授会议公决”是“教授治校”的最重要体现。 “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于191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哲学教学研究机构，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梁漱溟是在1917年12月到北京大学任教的，1918年开始讲佛教哲学。由此可以判断此信的撰写时间应为1918年，而非19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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