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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毫无例外地去了边疆。我们都是属小龙的——未成气候的蛇。我们同属初中69届，也就是说还不是成年人。 赵广昌（左）与兵团战友合影 我们名为初中生，实际只有小学文化，因为从1966年5月就“停课闹革命”了：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写大字报，贴标语，或上街游行，去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后来干脆到郊区农村劳动，名曰从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兴庞各庄南礼渠村、北礼渠村劳动了2年。我们的口号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各年级都是连、排编制，除了带队老师外，还有解放军宣传队和工人宣传队的代表。有的同学如果说错了话，马上招来批判或批斗，致使我们幼小的心灵都很紧张。虽然我们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但在政治的高压下却承受着不应有的恐惧和压力以及社会上的红色恐怖。那时，每天都可以看到跳河、上吊、服毒或触电自杀的人，我们学校的校长就是跳楼自杀的。…… 残忍、血腥、恐怖震撼着我的心。在城里的那些地富反坏右都被赶到农村去了，有些企业主、上中农因为恐惧，也主动退职到农村去了——这就是我的中学时代。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我和我的同学们全部离开城市去了农村。奔赴边疆务农者大多数去了东北，一部分回了老家，极少数被分到内蒙古。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自愿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我们不离开北京，父母就得进学习班学习，父母上不了班，没有工资，全家就没有饭吃。现实迫使幼小的我目睹了说假话、空话和大话。 1969年9月11日，我同我的学友们在永定门火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去内蒙。父母和亲友们含泪送别的场面极其心酸。可我万万想不到，这竟是我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当年的10月我母亲就被迫害致死）。 火车穿过一个个山洞，一路西行。浩荡的戈壁、茫茫的荒原从眼前掠过，心情是很沉重的。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不知何时才能见到父母双亲。我们是一片树叶，被革命的狂风暴雨吹向了遥远的边陲。命运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扼腕长叹谁又能告诉我们，未来的路在何方?一切都是未知数。12日深夜，疲倦而柔弱的双腿随着人潮在内蒙五原的刘召火车站下车。在茫茫的夜色里，转乘解放卡车来到了内蒙兵团15团2连。大礼堂的地面上早已给我们铺好了稻草，来内蒙的第一夜就在这里度过。后来我才知道，女同学分去了1连，男同学留在了2连。我是多么希望老同学都能在一起啊！虽然本校有几位校友，可是彼此都不熟，老同学只有王茂庭、张会亮2人。举目无亲，孤独郁闷又无助。 十几天后我和王茂庭又被分配到新成立的9连。9连因新建，各方面条件都很差。1969年的冬天很冷，每天的伙食填不饱肚子，连队又总是无休止地学习、拉练。井水属食堂专用，洗脸、洗手只能去河里取冰化水。特别是进入12月份以后，气温下降到零下20多度，滴水成冰，手脚都冻坏了，还得坐在冷如冰窖的礼堂听领导上政治课。首长训话，搞得人头昏脑胀，心想这一生注定是碌碌无为了。总觉得自己和行尸走兽没什么区别，每天就是混，什么前途、理想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有些胆大的人就溜进菜窖拿来冻土豆、胡萝卜偷偷地煮了吃。我胆子小，不敢去拿，只得饿肚皮。那时候管理很严，总有人挨批评、做检讨，被冠以无政府主义的帽子而挨批判。 我认识了新的朋友郑秉坤、郑国庆和张德山，我们几个人彼此关照。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到北面14团1连的小卖部去买糖、买饼干吃。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我常告诫自己万事要忍，想活下去就得忍。所以我不愿和人争论，特别是班、排长。农村转业老兵小农意识和自高自大、优人一等的情绪让人很无语。举目无亲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只有低头做人。哪怕人家说煤球是白的，你也得随声附和。领导的话都是对的，不对也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人们的眼里我还算是听话的人。 连里组建了羊号班，我便成了小羊倌。羊号班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比较自由。同时我很喜欢动物，小时候我曾捉过蚂蚁养在瓶子里，也养过热带鱼、小猫等，所以放羊比较适合我。当时羊号班除班长程荣外，还有杨润之、白宝英、薛秀红3名女战友。羊号自己开伙，最起码能填饱肚皮了。对我来说能吃饱，什么风吹雨打、蚊咬日晒、工作劳苦就都不算事了，因为这些苦累总比挨饿强多了。在当学生时我就吃不饱，到兵团后我还饿肚皮，到了羊号班才算每天吃饱饭了，好高兴！我当时很瘦弱，不到一米六的小个子，体重33.5公斤，面黄肌瘦。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能吃饱饭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大事啊。 放羊虽简单，但要放好羊，把羊管理好却不容易，不但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还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还要不断地学习、实践和摸索。要保证羊群吃饱、吃好，就得掌握放羊技巧和技术。每年秋后要卧羊，需要淘汰老羊及膘情差的羊，对此班长请个熟人老乡来给指点。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老羊、小羊怎么辨别，全听这个老乡的，结果选出两只只有4个牙的羊淘汰杀掉了。说什么这是大老羊，牙都快掉光了。这如同指认刚换乳牙的儿童是老头、老太太一样被愚弄了。被人坑了还要感谢人家。后来我结识了广铁圪旦老羊倌丁四儿、高三全、贾二毛、范合等人，工作中遇到问题我就虚心请教他们。这时我才知道，我们错杀了2岁、3岁年轻的大母羊。应该淘汰的未淘汰，把年轻的好母羊却杀了，以至冬天有些羊未能安全过冬，损失惨重。 在内蒙放羊和内陆不一样，那里气候干燥，羊群讲究抓春膘，因此要掌握各个季节放牧的方式方法。总结起来就是：“春放一条线，夏放满天星，秋天草场转，冬放避风湾”。春天羊较瘦，人要站在羊群前面控制羊别乱跑，要学会“三打”，即打强不打弱，打前不打后，打上不打下。乱窜的强壮羊可以敲打一下，弱羊不能打，只能人去阻止；向前乱跳的羊要控制，后面的羊不要理睬；打羊不能打腿，只能打身上。春天一定要把春膘抓起来，这是实膘，只有春天把羊膘抓起来，天冷时才不易瘦下去，才能保证安全过冬。如果是秋天抓起的膘，到了冬天羊会很快瘦下去，因为这是虚膘，是抗不住严寒的。夏天天气很热，早晨、中午都要晾羊，放牧时尽量使羊散开吃草，即所谓的“满天星”。秋日天高气爽，羊群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可以捡到粮食遗穗吃，很容易肥起来，所谓秋天草场转。冬天寒冷，要尽量使羊少受冻，所以要在背风的地方放牧。 老乡们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是经验丰富的人。有一年，我发现羊身上长了虱子和螨虫，非常严重，如果不治将严重影响抓春膘。附近连队的羊群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在羊身上抹机油，用这种方法去治，我看后拿不准，便向老乡去请教。老乡告诉我，用666粉拌草木灰撒在羊卧之处，就能去除虱子和螨虫。我按照老乡的方法去做，果然3天后寄生虫全部杀光。在对一些羊的常见病的治疗方面，老乡的土办法很见效。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例如用大黄鸡子清清除羊的肺火，并向他们学阉羊、杀羊等技术技巧。那些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绝活，如只要一看羊毛，就能辨别羊的性别和年龄；一看羊肉就能知道是山羊肉还是绵羊肉，以及它的性别和年龄等。 放羊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特别是夏天，会遭受蚊虫叮咬。内蒙的蚊子小咬太厉害了，有时吸口气都能吃到几只蚊子。放羊虽然辛苦，但是天天放羊却锻炼了我的腿功，那时，我每天走几十里路早已成为习惯。放羊同时也能给人带来一些惊喜，比如能捡到野鸭蛋、野鸡蛋和各种水鸟蛋什么的。放羊还让我学会了打野兔子：野兔卧在草丛下，羊从边上过，兔子是不动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接近的羊，人只要躲在羊后面不让兔子发现，用较长的羊铲杆子就能打住它。放羊的意外收获还有不少：如经常能遇到被老鹰吃掉脑袋的兔子。我把这种无头兔捡回来剥了皮煮炖吃，不仅香而且特解馋!有一种叫沙鸡的鸟，飞行速度非常快，在有电线或电话线的地方，经常会看到折断翅膀的沙鸡，把它捉来也是美味。在那缺油少肉、食物匮乏的年头，能吃到这些野味，绝对是一种奢望和享受！轮到休息的时候，到树林里套野鸡也是很有乐趣的事。那时候野鸡、野兔、野鸽子特别多，尤其是秋后的糜子地里，总有大雁来光顾，只要你布下铁夹子就会有收获。我非常喜欢当地的兔夹子，用它能将地上跑的野鸡、野兔、野鸽子等轻易地捉住，要是把铁夹子放在水里，仙鹤、野鸭子、水鸥和鱼也能照捉不误。总之，放羊过程获得的美味既给我带来了不少口福，也让我在猎捕中平添了许多乐趣。那时候我还是毛头小伙子，贪玩得很呐。 我们羊号班的同志们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所以基本没有出现因病死亡的羊。春天主抓春膘，偶尔遇见奶水不足的情况，就用豆面糊糊代替奶水喂羊羔子，基本保证了羊的成活率。责任心加科学态度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因此我们都很快适应并出色地做好了羊号班工作。我挺安心、满意这项工作的。但是世事难料。我这个人从来不会阿谀奉承，可讲真话实话会无意中得罪人甚至招人忌恨，我因此受到某些人的非难。现实世界，人心是复杂的，并不是你妥协和忍让就能摆脱厄运，这样，我被莫名其妙地冠以“无政府主义”的罪名，不得不离开羊号班。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去大田排做地壳修理工也很好的。 背朝黄土面朝天的田间生活虽然又苦又累，但是共同的命运和经历使知青们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到大田排工作，我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所以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干活也不觉得苦累。比如脱坯，人说活很累,我却不以为然。坯盒子放在水里泡着，我先观察别人怎么干。无非是备土、洇泥、装坯、扣坯、晾干、码垛，没什么高端技术。早起脱坯，下午备土洇泥，晚饭后上架码垛，如此循环。我虽然以前没干过，但我每日都能很轻松地完成300块的指标。我觉得脱坯很有乐趣，工作之余还有充足的时间玩耍。还有，听人说挖渠很累，我开始也挺害怕。因为我个子小，没有力气，一大铁锹泥就有二三十斤重，心想我的小细胳膊哪能吃得消。不过我有两大优势无人可敌：一是我因常年放羊，腿的肌肉发达，不怕走路；二是我的肩膀很能负重，不怕挑担。所以每次挖渠我都是挑土，而让别人铲土装筐，干起来倒也没觉得那么可怕。 记得有一次在马双寨（地名）挖渠，王宇洪和我一组，我想耍笑他一下，就假装自己肩膀疼得厉害，担不了土。结果开始是他挑担、我装筐，他肩膀红肿疼得呲牙咧嘴，那副难受劲儿别提多可怜了，其速度比蜗牛快不了多少，我看着他心里觉得非常好笑。眼看大家都快完工了，我和王宇洪的任务才完成一小半，这时我才和他换过来，他装土我挑担。王宇洪报复我，每担土都装得满满的，我嘴上骂他，可心里正希望他这样加快速度，结果我们按时完成了定额。王宇洪对我意见很大，其实我只是逗他玩而已。记得在挖二支渠时，张德成装筐，大块的泥巴，每担都在200斤以上，但我不怕。每人每日8方土的任务我照样完成得很轻松。通过劳动，我练就了一副铁肩膀。 要说干农活，最令我不快的工作则是拌麦种。每到惊蛰时分，连里都要安排人手去拌麦种：从茅厕挑来大粪块及尿块放在大铁锅里熬，架上大火一边烧一边搅和，那可真是臭气熏天。把熬好的、热气腾腾的屎糊糊用勺子倒入土窝窝里冷却后，再倒上麦种，加入适量的666粉和赛力散等农药，用铁锹来回搅拌均匀，务必使麦粒全部沾上大粪，然后摊开晾晒。晾干后，再筛两遍。第一遍用粗筛子，把粘在一起的麦粒用脚踩开再筛，第二遍用细筛子除去尘土，经过如此加工过的麦种才能用于播种。试想，数千亩地的麦种拌下来，其劳动强度、难度可想而知。拌种期间，每个人的身上都是臭哄哄的，个个是“屎人”。当年我和李志英、范卫民、尹启贵等人拌种时，虽然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工作，却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收工后回到宿舍，尽管换了衣服，人们还是躲着我们走，因为身上的臭气太熏人！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年是怎样熬过来的。 在大田班，春播秋收，打埂浇地的活都得干。通过干农活才体会到大豆、麦子、糜子、胡麻、黄豆茬茬农作物，都是辛勤的劳动培育出来的，真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除草、收割，得忍受着炎炎烈日的熏烤和蚊子小咬的撕咬。作物收割到场院，又要忙于扬场脱粒，尤其是在干脱麦子工作时，麦芒掉在脖子里难受死了。无论是往康拜因机器里填料的，还是接麦粒或清除麦秸的，大家的头发、衣服、眼眉、鼻子、嘴唇全是土，人完全是在拂尘的浓雾中忙碌。每天眼睛不知被迷了多少次，嘴鼻也不知吸进了多少飞尘。大忙时节连夜奋战，人们倒班吃饭或休息，工作紧张又劳累。虽说那时候年轻，却也常感到腰酸腿痛。 紧跟着又要忙于田地秋灌。说起浇水，要把每块地都浇上水，也是很有技巧的。要先浇地势高的，把水位尽量往高憋，从高到低按顺序浇。要使高低不平的田地灌水均匀，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否则高处浇不到水，低地又水大，渗不下去，来年开春就无法播种。这项工作往往是白天黑夜连轴转，特别是后半夜人困天寒，稍有松懈就极有可能跑水，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如不慎跑了水，就要马上脱下鞋袜、挽上裤脚，踩在泥水里堵口子。天气很凉，气温低至零下，清晨已结冰，腿脚抽筋，趴跪在泥水里也是常有的。身上披件破棉袄，一手提马灯，一手握铁锹，大概就是浇水时兵团战士的形象了。 冬天本该是农闲季节，但1975年的冬天却是个大忙的季节，当时在巴盟展开了一场疏通五加河总排干的大会战。我们9连被分配了很长一段疏通河渠的任务。正是天寒地冻之时，数九隆冬，气温都在零下20多度，每天早上需要打眼放炮才能施工。把冻土块和泥巴从河底运到河堤外，冻土块特别沉，经常把筐压得掉了底。累的不少女生都哭了鼻子。。由此可见在寒冬腊月里挖河是何等艰辛的事。对我而言倒是无所谓。我手上不用拿铁锹，也不用挖泥掘土，凭着铁肩膀和善于行走的双腿，担泥挑土感到很自在，天气虽冷，但奋力干活让我浑身热哄哄的。那次大会战结束后，我还到临河去参加了庆功会。 兵团的生活基本是封闭的，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我因放羊，和当地老乡有些接触，所以还知道一些兵团之外的当地农牧民的风土人情。我看到，当地的农民老乡很富有，他们每个劳动日的工分都在1元以上，每人有半亩自留地和自留羊。每户秋后都杀猪、宰羊。我不知哪里还有比他们更好的地方。须知在那个年代，许多农村劳动力每日工分仅仅2角钱。我还看到了当地蒙古族牧民的生活状况。那年因农业学大寨，我被派往后山拉羊粪，和二连的张荣、杨守义住在牧区的牧业队里，我们有幸能和蒙古族人接触聊天，并到他们的家中去做客（牧民很好客）。 牧民每天的饭食很简单，主要是炒熟的糜子米（即炒米）和羊油炸过的面条。吃饭时倒上砖茶水，再放上一点盐，放上羊油，最后加上炒米或面条，简单而快捷。他们的每日工分值是3元钱，每人每年可以从生产队的羊群里挑选20只肥羊杀食，如遇有婚丧嫁娶还可以提出申请，经队长批准可再多杀些羊，并且不花一分钱。杀羊后他们把羊头和羊下水全拿去喂狗，把炼过油的油渣用来烧火。牧民们当年卖的羊肉是每斤1毛5分钱，白面每斤1毛6分钱（比羊肉还贵）。他们每人每月凭本供应27斤粮食，这些粮食他们根本吃不了，因为他们肉食丰富，每月有10斤就足够了。在牧民的商店里，货物也特别齐全，令我震惊的是商店里各种名牌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应有尽有，有钱就可以买，价钱同内陆一样，可这些物件在内陆都是紧俏商品，除花钱外，还要凭票和工业卷才能买到。可见国家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是何等照顾、何等倾斜！牧民有7、8户人家，住在离边防哨所不远的地方，生活环境特别好：悬崖峭壁，高山流水，草木茵茵，风景如画，野羊、野兔奔跑其间；野鸽子、山鸡在山坳里飞舞欢歌；羊群、牛群、马群、骆驼群撒满山坡，像一个世外桃源…… 我在内蒙生活了9年，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放羊工作。多少年以后和昔日的老同学们谈起在外地的工作和生活，大家都无限感慨，有苦有累有心酸，也有幸福和欢乐。多少年过去了，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酸甜苦辣，百味杂陈——那年那月不堪回首。 赵广昌，男，北京26中69届初中生，1969年9月11日到内蒙兵团。在兵团干过农活，脱过坯，挖过渠，放过羊，也喂过猪。1978年底困退回京，当一名建筑工人，在市政五公司从事灰土工、防水工、油漆工和锅炉工等多种工作，2003年下岗后自谋职业。2008年55岁时办理退休手续。现居家养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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