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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美国——知青洋外传
我们的老大娘
老大娘，就是照片中端坐在中央的老太太。她是我们在农村下乡插队时的房东。 几十年前，我们这些刚满17岁的毛头小伙，来到陕西北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我们就住在老大娘为我们腾出的窑洞里。 说这个小山村偏远，它离县城有五十五里山路，翻两座山，走一整天崎岖山路才能到。说它贫穷，干一天农活才值人民币七分钱。说它落后，这里没有电，夜里马灯摇晃，油灯昏黄。那里缺水，用水要到二里多地的深沟里取，一家每天只有一两桶水。无法刷牙洗脸，更不用说洗澡洗衣服了。除了灯油和盐，吃穿用，包括衣服，鞋子都是自给自足。 民以食为天。我们在城市里长大，从来没听说用柴火做饭。不是点不着火，就是只冒烟不见火。老大娘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点火，又如何添柴。她说，“人心要实，火心要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村子里常吃的是玉米发糕。做发糕时没有碱面，全凭经验对水去掉酸味。是老大娘一遍遍地教我们如何对水，避免我们总吃酸得掉牙的发糕。 老大娘总共生育了13个子女，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全部夭折。她就吃素行善。那时极少吃到肉。有同学拿来蚕蛹请老大娘帮忙做熟。虽然她吃素，还是在柴锅里翻炒。一边炒，她一边嘴里念叨，“做孽呀。” 端午节时，老大娘在我们窑洞门上挂上艾草，给我们每个人手腕系上彩绳手镯，为我们辟邪增福，保佑平安。这些艾草和手镯无声地显示着她老人家对我们浓浓的关怀和体贴 村里人生病，无医无药，有半夜里呼喊病人名字招魂的风俗。有同学生病时，老大娘白天送来鸡蛋面，半夜在窑洞门口喊他的名字，叫他的灵魂快快回来。她那颤悠悠的声音里充满了疼爱和深情。 我们只知道老大娘姓肖，不知道她的名字。大家都亲切地喊她，我们的老大娘。县城里的照相馆师傅走村串户到我们村。我们邀请老大娘一起合影。这张照片已经展出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中。 后来，我们陆续离开了小山村,走遍五湖四海，分布各行各业，还有人留学海外。几十年来，无论在哪里，大家都挂念着小山村。我们为小山村捐款帮助引水上塬，通电。还有同学捐款盖了小学校。几年前，我们还曾去为老大娘扫墓。 时光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就是几十年。如今的小山村发生了巨变，泉水入了户，电灯闪闪亮。柏油公路修到了村里头。陕北退耕还林，田野里到处都种的苹果树和经济树林。老乡的窑洞里有了电冰箱，电视机。有的老乡还用平板电脑开了卖苹果的网店。老乡的收入每年都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真希望我们的老大娘能亲眼看一眼这些巨大变化，能过一下现在的幸福生活。 老大娘不善言辞，心地善良，热情淳朴。她始终留在我们心中记忆深处，想到她，总感到一种特殊的温暖。 窑洞
这张老照片是七十年代初，我们在下乡农村时住的窑洞前拍的。 窑洞，是陝北农村裡的民间住宅。在黄土坡上噼开垂直的崖面，向里掏两人高的土洞。在窑洞内刨出火炕，炉台及烟道；在炕上铺上石板炕席，灶上安锅，在窑洞口安上木门木窗。一个新窑洞就建成了。建窑洞，只需木门窗，石板炕席的费用，经济实惠而且冬暖夏凉。 当年陕北贫穷落后，村民们大多数都住在土窑洞里。只有稍微富裕些人家有石窑。 陝北的夏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忍。顶着烈日干完农活，我们回到窑洞裡，一股清爽的凉气拥抱着汗湿而疲劳的身体。再从缸裡舀一瓢凉水，仰头从乾渴得冒烟的喉咙裡灌下。身上立即有一种舒服又痛快的感觉。炎热的夏天在窑洞裡睡觉清凉而安静，比起空调房并不逊色。 陝北的冬天大雪皑皑，寒风呼啸。走进窑洞，一股暖气扑面而来。在炉灶裡生把火，爬上热乎乎的炕头，我们冻僵的身子感到温暖又舒坦。天冷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窑洞炕头的炉灶做饭。做饭的烟和热气经过火炕石板下的烟道排出，同时做饭又取暖，两相兼顾。 窑洞里的土炕，热烘烘暖乎乎的，睡在上面舒服解乏。干一天活下来，睡在热炕上舒坦极了。据说双层窗户纸可以保暖，我们就用报纸贴了双层窗户纸，心里感觉暖合一点儿。为了从窑洞里看到外面的天气，我们特意在窗户上掏了个洞，照片上隐隐可见那个洞。早上，笔者经常捅醒睡在窗口的同伴，让他通过那个洞看看外边的天气，心里盼着外面在下雨，不能下地干活，我们可以继续蒙头大睡。 由于山村缺水，饮水要到几里深的沟里去取，而且只够做饭和饮水。我们无法刷牙洗脸，更谈不上洗澡洗衣服了。住的窑洞深处是我们的衣服堆。身上的衣服实在太脏了，就到衣服堆里翻一翻，找件相比干净些的衣服换上。 当年，那里的村民相当贫穷，衣服破旧单薄，冬閒时，只好缩在热炕上避寒。有的人家只能合盖仅有的一床被子。有一家有八个孩子。每晚睡觉时，孩子们在炕上一排躺好。父母拉着唯一的被子从炕的一头盖到另一头给他们盖上。 既然是窑洞是土洞，就可能会塌。所以，建新窑洞时要凭经验选好地点。如果窑洞壁上出现裂缝，就要严密监视裂缝的变化，发现不妙，及时搬出。陕北不时有窑洞塌了造成死伤发生。 时光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就是几十年。小山村发生了巨变，泉水入了户，电灯闪闪亮。柏油公路修到了村里。陕北退耕还林，田野里到处种的苹果树和经济树林。村民的窑洞里有了电冰箱，电视机。有的人还用平板电脑开了卖苹果的网店。老乡们的收入每年都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元。 几年前，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照片上的土窑洞已经塌了。老乡们都住上了明亮宽敞的石窑。那个我们住了多年破旧的土窑洞留在了老照片上，留在了我们的记忆裡。 耕牛
这张老照片是当年在陕北农村下乡落户时，我们驾牛耕地时拍的。 耕牛不同于人们经常提到的奶牛，肉牛，是农村里用来耕地的牛。不像现在农村广泛使用拖拉机等农业机裓，七十年代的农村贫穷落后，主要靠耕牛来犁地。不少坡地还需要人挥动老镢来翻地。 驾牛耕地是个技术活。别看照片中扶犁的人笑容满面，实际上心里紧张。首先是要吆喝着耕牛走对方向，手里扶着犁，控制着耕地的深浅。犁深了牛太费力拉不动，又翻上来很多生土。犁浅了庄稼长不好。还有犁地时走在翻起的松土上，鞋里塞满了土。没几天，一双新鞋就被撑破了。只有老乡做的千层底踢山倒的布鞋才耐得住。 我当过村里的牛倌，就是耕牛饲养员。耕牛是天蒙蒙亮,鸡叫头遍下地耕田。到了中午卸了套，我就吆喝着牛群从塬上下到几里深的大沟里吃草。大沟里是一大片参天高的树林和密集的灌木，人很难钻进去。牛钻进去之后就不见了踪影。然后，我拿出藏在岩洞里的小锅，取来泉水，找些细柴，把水烧开后，吃点儿随身带来的干粮。 山沟里太阳落的早。我在沟口大声吆喝着，吃饱了的耕牛一头头慢慢地走出树林。接着，我和牛群一起慢慢地向塬上的村落走去。经常走在半路，天就黑了。劳累的耕牛吃饱后走起来慢慢腾腾，挂在牛脖子上的牛铃叮咚作响，伴着四周的鸟叫虫鸣。我又饿又乏，在牛群后有气无力地吆喝着。 深暗的夜空繁星点点，初升的月亮懒洋洋地挂在天边。有一次，一只孤狼在月光下站在不远的沟畔上注视着牛群。它琢磨着这里有没有它的晚餐。我大声吆喝着牛群，心里盘算着万一饿狼铤而走险，自己应该如何应付。饿狼也许看到我早有戒备，又不是耕牛的对手，注视着我们走过之后，不得不转身丧气地离去。 我当牛倌的时候，一只母牛生了一只小牛犊。耕牛下地干活，小牛犊蹦蹦跳跳欢快地跟在我身旁。我会疼爱地喂它一些黑豆。由于长期出汗又无水洗刷，衣服上有不少汗碱。小牛犊最爱做的事就是用舌头舔我衣服鞋上的汗碱。看着它大大的黑眼睛，天真活泼的样子，真是令人喜爱，喂牛的劳累和辛苦都烟消云散了。 有时，村里缺水，我从沟里挑一担水跟着牛群回村，好给耕牛泡黑豆。牛群走的慢，一担水压在肩上，又饿又累，非常无奈。耕牛夜里要添几次夜草，同时拌上事先用水泡好的黑豆。年轻人睡觉死。我把闹钟上满弦，每隔几小时，叫醒我去把牛吃剩的草从牛槽里取出，添上新草料。有一次，我实在太累太困，上满弦的闹钟闹完了也没被吵醒。早上，我看着少吃了一次草料的耕牛被赶着去耕地，真是无颜面对那一双双明亮的牛眼。从此，我就趴在炕沿上睡觉了。 在沟里放牛时，经常和邻村放牛放羊的饲养员们碰面。邻村有一位沉默寡言的放羊老汉，一大把年岁，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白衣白裤白头巾，咋一看，颇有仙风道骨风范。我们慢慢熟悉了，才知道他原来抗日战争时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当年，他刚刚新婚就参加了八路军，表现出色，当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他经常想念娇艳的妻子。毛主席东渡黄河前给了他一个月的假，让他回家探亲。没想到他回家后经不住老婆的缠绵，再没有返回部队。我惊讶地告诉他，如果他不脱离部队，凭他的资历，现在起码是个大官啦，根本不用在山沟里放羊。他只是无语地苦笑一下，轻声叹气。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耕牛也一样有生老病死。陕北老乡心地善良。耕牛出了一辈子力，它们死后，不舍得吃牛肉，只留牛皮，其余都埋葬。一次，村里死了一头耕牛，我们长期不沾荤腥，早就垂涎欲滴。于是买来死牛肉，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酱油膏，大炖大烧起来。在饥饿之下，突然有了这么多牛肉，大家都兴奋无比。首先是搞来土豆，来顿管饱的土豆烧牛肉大餐。大家一个个吃得肚儿圆圆。大家打着饱嗝，拍着撑得圆鼓鼓的肚皮，心里十分得意。殊不知，我们烧牛肉时，土豆上有不少绿芽舍不得挖去。到了晚上，不少人出现了中毒现象。折腾了两天才好。不过，大家认为吃了如此美味的牛肉，值了。 邻村的知青们听说我们这里有牛肉吃，有人前来打牙祭。当时已是盛夏，又没有冰箱，有个外村的知青正吃得高兴，突然发现碗中的牛肉里有蛆，惊叫起来。我们一个同学镇静地告诉他，没关系，蛆也是肉，在酱油汤里涮涮，照样可以吃的。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三天就把一头牛吃到了肚子里了。 耕牛是农民的忠实伙伴。它们吃的是草，卖力地干着重活。耕牛的脾气温顺，忠厚老实。我们在农村时间长了，感到很多老乡就像耕牛一样，勤劳忠厚，言语不多，扎实肯干，值得信赖和依靠。几十年了，我时常想起饲养过的牛群，还有那里忠厚善良的老乡。 住进坟地-遇狼记
民工，一般指农民工。七十年代，每当有大型工程项目，各村就会派人到工地做工，也叫出民工。这些民工与现在城里的农民工不一样，他们除了自带被褥碗筷，还要自带工具，自带口粮。而且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 在下乡务农时的一个冬天，我和另外一个知青，谈大勇，被派去修公路，做民工。等我们提着老镢，扛着铺盖卷和粮袋赶到工地，一个深山里的小山村的时候，所有能住人的窑洞都挤满了前来修路的民工。这个小山村本来就只有几户人家，忽然涌来近百号人，住处就成了大问题。我们俩背着铺盖村前村后转了个遍，也没找到一处能安放铺盖的地方，这时已是深秋，夜里有时会上冻，怎么也不能在外面搭棚子住。 眼看天色渐黑，而住处还没有着落，我们心里开始着急。有个民工看我们转来转去地找不到住处，开玩笑说，你们要不要到坟地里去找找？那有一个坟洞，你们敢住吗？我们抬头看看越来越黑的天色，一堵气说，去就去，咱不怕鬼，鬼怕我们。 坟地在村外不远的树林里，坟地里散落着不少坟头。在坟地的边上有一个新挖的坟洞，里面没有棺材。
陕北的坟洞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先在地上打一个竖井，然后在井的底部掏一个水平的坟洞安放棺材，棺材安放在几块木枕上，这样棺材安放好后就不接触周围的土，然后再将竖井填死，立上坟头。我下到坟洞里看了看，那下面坟洞的大小整好摆下俩人的铺盖，由于在地下三米，还挺暖和，再加上天已黑了，和谈大勇合计了一下，咱北京来的知青啥也不憷，一咬牙一跺脚，就住这儿了。我俩在坟洞的墙上掏了个小洞，摆上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打开铺盖，就在坟洞里安了家。 住在地下的坟洞里，即安静又暖和。每天早上爬上去，从坟地去工地上工，晚上提着马灯，摸黑回到坟地下的坟洞里去睡觉。我们觉得住在坟洞里的确是别有情趣。只是其他民工老乡都议论纷纷，有说我们胆大的，不怕鬼，有说我们命大命硬，有说我们身上有神力，所以在坟地里可以安然无恙。 有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大地还笼罩在一片晨雾里，树林里的坟地雾气尤其浓厚。我们说笑着从坟洞里钻上来出工，在坟地边看到一个老乡，满脸惊恐地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注视着我们。 原来他趁早出村来捡粪，路过坟地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说话。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漂浮的晨雾,没有见到一个人影。仔细听听，的确有人在说话，再仔细听听,那声音是从地下传来的。老乡的头发立即竖了起来，难道是地下的前辈们显灵了，活过来了？再竖起耳朵仔细听听，这口音不是本地的，这就怪了，难道是外地的野鬼到这儿串门来了？ 老乡不仅头发竖起了，还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想扔了粪筐，拔腿逃走，可两腿不听使唤，只是不停地哆嗦，一步也迈不出去。见了我们，老乡颤抖地问，你们是人还是鬼？我大笑起来，拍拍老乡的肩膀说，我们可是大好人啊。说完，我俩说笑着向工地走去。只留下那个一脸惊恐，几乎被吓破了胆的老乡呆立在坟地边。坟地闹鬼的事很快在修路的民工中传开了。 成百上千的民工挥舞着镢头，担着土筐，推着两轮车，逢山开山，遇水搭桥。冬天裹着雪花来临了。寒风呼啸着，盘旋着，摇着树枝，吹得黄土伴着雪花漫天飞舞。我们顶着刺骨寒风，迎着纷飞雪花，常常干得满头大汗，热气腾腾。宽阔的公路在一天天向前延伸。工地上是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期的。 转眼到了新年。工地上给民工们打牙祭，改善生活，每人一大碗猪肉，还有一大碗豆腐。那时候，我们除了过年杀猪，极少吃到肉。捧着香喷喷大块的猪肉，闻着直往鼻子里钻诱人的肉香，大家脸上都乐开了花。每个人从民工灶上打到饭，都迫不及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的胃从小就不能吃肥肉，会有反应。于是，我就用一大碗猪肉跟谈大勇换了他那碗豆腐。他捧着两碗猪肉，高兴得连声感谢，美滋滋地大口享受着，吃得兴高采烈，满嘴冒油。不曾料到，肠胃常时间不见油，突然来了油腻，立即有了反应。没过几小时，他就开始跑肚子，一次接着又一次，不停地上厕所。他埋怨我害了他，吃了他的豆腐，虽然吃了猪肉，肚子里不但没有增加油水，还把原来仅有的一点儿也捎带着拉出去了。我虽然嘴里不断道歉，说自己完全是一片好心，没想到会有这后果，心里却认为，他吃了我给的猪肉，享了口福，占了便宜还卖乖。 民工需要把自带的口粮交到工地的大灶上。一天，我的口粮吃完了。收工晚饭后，我一个人回十几里外的村庄取口粮。冬天黑得早，天上繁星点点，半轮月亮在云彩中时隐时现。山间小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四周是两人多高随风摇摆的梢林，夜里的寒风吹得一阵紧似一阵。我用毛巾裹住耳朵，拉起棉袄的领子，缩着脖子，沿着月光下暗澹的山路急匆匆地走着。
突然，我发现前方不远处的路边有一只狗。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里来的狗呢？再借着微弱的月光仔细一看，那不是狗，是狼，一只饿狼。我停下脚步，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头上直冒冷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怎么办？这只饿狼也一动不动地站着打量着我，大概是思量着如何下手。深更半夜，荒郊野外，我能打得过狼吗？往回跑，已经走出好几里了，再说，我怎么会跑过狼呢。我想，狭路相逢勇者胜，武松当年打老虎，我倒要试试今天能不能打败眼前的饿狼。幸亏我随身带了一把噘头，我心一横，举着镢头，大吼一声，向那只饿狼冲了过去。饿狼看来是欺软怕硬，牠一转身钻进了路旁的梢林。 我赶紧向着村子的方向一熘烟地跑去。跑了一段路，回头一看，只见那只狼在我后面几十米外，不紧不慢地跟着，我跑得快，牠也跑得快，我停下来，牠也停下来。看来牠并未死心，不愿放弃我这个猎物，还在寻找机会攻击我。我怕牠在我奔跑时，从后面突然攻击我。我想起，狼生性多疑。于是，我用镢头刨掉树枝，弯成圆环，放在路中，然后快步离开。那只狼会小心翼翼地审视那个树枝环，确认不是什么机关之后，才来追我。而我已经利用这段时间跑出一段距离了。 就这样，在昏暗的冬夜里，我和那只饿狼一边对峙，一边奔跑，直到我跑到村庄边上，村里的几只狗叫着出来迎接我，那只狼才灰心丧气地消失在黑夜里。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土路已经修成了宽阔平整的柏油路。原来从村里去县城要沿着羊肠小路翻两座大山走一整天，现在开着汽车一熘烟就到了。路通了，村里的余粮水果山货运出了山，化肥农药运进了村。村民们也走出了偏僻的山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当年出民工，住坟洞，吃肥肉的故事都已经成了饭后茶余的笑谈。每当谈起这些，我脑海里常常出现成百上千民工们热火朝天紧张奋战的场景。在他们的勤奋努力下，一条条宽阔的公路，一个个碧波荡漾的水库，还有一座座宏伟的桥梁建立起来了。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山河变了样。改善农村的贫穷落后，千条万条，组织起来，为共同的目标齐心奋斗可能是重要的一条。“人多力量大”，“人心齐，泰山移”嘛。 滴水如油
空气和水是所有人，不，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打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这是我们城市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七十年代我们去陕北农村下乡落户时，万万没想到的就是，那里缺水。滴水贵如油。 我们的小山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塬上。生活用水需要到几百米深的山沟里去取。深沟里，小溪随着季节和降雨而时有时无，时大时小。涓涓泉水从沟底的石缝里静静地渗出，流淌到一个三尺长两尺宽一尺半深的蓄水池中。村民每天吆喝着毛驴从塬上村里下到沟里，用木桶装满水，再返回塬上的村子里。 刚到村里，村民就教我们如何牵驴驮水的本事和窍门。两个木桶都装满水后要放得紧靠在脚边，你要稳住驴不动，举起一只七八十斤的水桶，放到驴背上的驮水架上，一只手扶住，再用另一只手提起另外一只水桶，放在驮水架的一侧，用身体顶住，再把驮水架顶上的水桶滑到驮水架的另一侧，用手拽住。腾出来的一只手迅速用牛皮绳将两只水桶固定在驴背的驮水架上。这里的关键是驴不能动，提水桶要稳，绑水桶要快。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需要重新开始。当然，驴有时被折腾得实在受不了了，愤而逃走的事也时而发生。 由于村里的驴有限，下沟驮一趟水几乎要花几个小时。因此，村里对各家用水有限制。我们八个大小伙子每天只能有两桶水。于是，节约用水就显得很重要，清水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首先是喝水和做饭用水，和面，做粥，下面条，还有蒸发糕。从地里冒着酷暑干活回来，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嗓子冒烟，迫不及待地抄起水瓢，咕咚咕咚灌上几大口水解渴。做饭没有油水，农活又重，大家自然吃的就多。八个人常常连汤带面要吃四大脸盆。这样下来，每天的两桶水就用去了一大半。剩下的水要洗菜，喂鸡，喂猪。于是，洗了菜的水经常被用做蒸锅水，反正用的是蒸汽，泥土都留在锅底了。 水贵如油，自然不能用来洗脸刷牙了。我们还因为省去了洗漱而得意了一番，没有了刷牙洗脸的麻烦。起床就下地，晚上倒头就睡。我们也明白了，村民头上羊肚子毛巾的用处之一就是干活出汗以后，用它来洗旱澡。所以，那些羊肚子毛巾都由白色变成灰黑色。妇女头上都戴着纺织女工样子的无沿帽，是因为她们长期不洗头头发太脏，遮挡一下。 日久天长，我们的脸上留下一道道汗痕，牙齿上结起厚厚的牙石。二十年后，我在美国第一次去做洁牙，一张嘴，白发老牙医惊叫起来，我的上帝！他让其他医生都来看，我嘴里的牙石结成了一片，已经分不清每颗牙齿了。他费了很长时间清除我嘴里的牙石，我还保留了一块绿豆大的牙石做纪念。 没水刷牙洗脸，当然就不能洗衣服了。可是我们有洗衣服的习惯。于是，当衣服实在太脏了，我们用筐担着一堆脏衣服，带上肥皂搓衣板，下到沟里的小溪旁去洗衣服。刚刚过了春节，天气还很冷。清澈见底的溪水刺骨冰凉。我们蹲在溪边，用手在溪水中洗衣服，冻的我们鼻涕眼泪止不住的一齐往下流。再加上深沟里寒风阵阵，吹得我们直打哆嗦。没洗多久，我们只好草草收工，结束了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洗衣服。 从此，衣服脏了，就放到窑洞后面的衣服堆里，然后再翻翻找一件看着比较干净些的衣服穿上。大家管这叫“衣服择优法”。我们的衣服和鞋上都布满了白花花的汗碱。有时，小牛犊小羊羔会兴致勃勃地用舌头在我们的衣服上舔来舔去。 一旦遇到下雨，下沟驮水的路又陡又滑。驴就不能去驮水了。我们只好把所有能盛水的盆盆罐罐都拿到院子里接雨水。冬天下雪就更糟糕了，积雪几天不化，土路泥泞。我们试着用大筐铲回积雪，放入做饭的大锅，烧火化雪。 可是，满满冒尖的一大锅雪，要烧掉很多柴才能化出半锅水。而柴也是很宝贵的，是从十几里外的山上辛辛苦苦打来的。于是，我们就组织了挑水突击队，冒着大雪，一人在前，挥着噘头刨出一个个脚窝，后面的人担着水桶，踩着脚窝，下沟里去担水。由于山路弯弯，一旦担上两只盛满水的水桶，挑水的人很难找到放下水桶休息的地方。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眼盯着脚下的路，踩稳脚窝，艰难地向塬上的村子慢慢地爬着走着。回到窑洞，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大家都感到这水是如此珍贵。 由于长期不能洗澡洗衣，村民无论男女身上都有虱子跳蚤。我们自然也不例外。虱子咬人是一串包，吸饱了血，肚子大的像个米粒，噘着屁股使劲往衣服缝里藏。跳蚤咬的包大，分布比较开，咬了人，吸了血就跳开了。我们身上被它们咬的包奇痒无比，经常在睡梦里不由自主地去挠。以至于手指甲都磨得不用剪了。
干活地头休息时，村民们经常在身上的衣服里翻找虱子。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这些害虫。虱子是藏在衣服缝里，我们就把衣服正穿一天，反穿一天。虱子想吸血就得爬着翻过衣服才能碰到我们的身体。每天睡觉时，我们会到离炕几米远的地方，把衣服脱下来，使劲抖上一抖，把跳蚤吓跑。它们要咬我们，必须要再跳过来。 每当秋收过后农闲时分，要回家了，我们会拆了被子，和床单脏衣服打成一个大包，千里迢迢带回城裡的家去洗。一进家门，面对笑脸相迎的亲人高声警告，我身上有虱子。家人立即行动起来，让我在门厅里脱光衣服，和带来的脏衣物一起进行处理。就这样，有时还会有几只漏网的陕北虱子出现在家人的衣服上，引起一阵大呼小叫和埋怨指责，我只有不停地赔不是。 我们那时经常想，如果有自来水，尽情地用，畅快地洗漱，那样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 几十年过去了。小山村引水上了塬。清澈的泉水通过水管直接进了村民的窑洞。大家的卫生条件因此也大大的改善了。家家户户不但有了水，还通了电，有了电视机，电冰箱。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前两年回到村里，看到村民家里水管中流出清亮的泉水，不禁回忆起当年滴水如油的经历，深深感到现在生活的幸福，那可能是现在城里很多人意识不到的幸福。 山路弯弯
我们七十年代到陕北下乡落户。那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说它偏僻，是因为它似乎是藏在一座大山下面的黄土塬上，几乎与外界隔离。说它闭塞，是因为村民们自给自足，很少出门，对外界知之不多。 小山村对外的联系只有两种路。有一条架子车路，一米多宽，两轮的架子车沿着路可以出村。架子车可以套驴来拉车，更多的时候是用人来拉车。架子车路上坡下坡，曲折婉转。拉车的人要使劲控制住架子车，上坡时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车拉上坡。下坡时要拼命蹬着地面，用架子车两根车辕的尾端拖在车后的地面，控制架子车下坡的速度。如果是下坡带拐弯，那更是要小心谨慎，一不留神就会人倒车翻。 村子对外更多的是一尺宽的山路。其实原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了一条路。这些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像是一条条淡淡的丝线洒在塬上坡下，连接着一块块农田，穿过一片片密林。平时下地干活，下沟驮水，走村串乡，主要是走这些山路。 春天，我们要担着筐把粪肥送到村外的地里；夏天，要收割地里的麦子，打捆担回村里；秋天，要将玉米，谷子，荞麦，红薯收割后用筐担回来。一年到头，我们在山路上奔忙着，洒下串串汗水，留下匆匆脚印，尝着劳动的艰辛，伴着收获的喜悦。
干农活，担担子，扁担很重要。有一根好扁担，会省不少力气，尤其是担着重担上坡下坡走很远的路。好的扁担会随着你的步伐上下弹动，你可以在它弹起的瞬间向前迈步，或者换一下担担子的肩膀。而我们刚开始干农活时用的是又硬又脆的杨木扁担，它死死地压在我的肩上，使我很难挪步或换肩。我曾经担断了三根扁担。很快，我们的肩头就压红出泡，痛得钻心，直到最后磨出了膙子。 小山村很闭塞。多少年来，村民们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穿的是用棉花纺线织布做的衣服，脚蹬自己纳的布鞋，住的自己掏的窑洞，盖的自己织布套进自产棉花做的被子，烧的从山上砍来的柴。他们对外界的需求就是食盐，灯油，农具和瓷器等有限的物品。 有一个村民当兵外出多年，他退伍回村时带回来一个电灯泡。在自家的窑洞里，他用一根线把灯泡挂起来，得意地招呼村民们来看，说是等到天一黑，灯泡就会亮起来，比煤油灯可亮多了。左等右等，天黑透了，灯泡也没亮。他的确不知道电灯需要通电才能发亮。在村民的嘲笑中，他只是抱怨，自己忘了把电灯开关也带回来了。 秋去冬来，地里的庄稼收完，打下的粮食入了库。寒风阵阵卷着树叶漫天飞舞，村民们开始添置新衣，打扫窑洞，准备过年。我们回北京探亲的心情越发浓烈。由于村中缺水，我们把脏兮兮的衣物打进行李，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兴冲冲地踏上了回北京的旅程。 那个年代，外出事事处处需要证明信。动身之前，我们要村里出具证明信以便用于住旅店买车票。村里办事从来都是按手印，没有公章，更没有开过什么证明信。我们灵机一动，用土豆刻了个公章，盖在自己起草的证明信上。 我们一大早出发，背着行囊，走了五十五里弯曲起伏的山路，翻了两座山，淌过了膝盖深的延河，傍晚来到了县城。我们先是发现，旅社住店需要公社，就是乡政府的证明信，我们用土豆刻印的村证明信不好使。更重要的是，每天从县里去延安的长途汽车只有一辆，三十八张票。而现在正是知青都要回家探亲的时候，买不到汽车票，就只有再等一天。归心似箭的我们立即决定在汽车站的候车室过夜，通宵排在售票窗口。 第二天，我们顺利地到了延安。虽然延安到铜川的长途汽车每天有三辆，可看到更多的回家知青，我们照旧在长途汽车站的售票窗口前通宵排队。初冬时节，候车室里寒气逼人，我们缩成一团，心里盼着天快点儿亮，希望能早日回家。 第三天，我们到了铜川。那时，铜川到西安的客车用的是拉货的铁皮闷罐车，每天只有一趟车。照例，由于没有证明信，我们只好冒着严寒在火车站过夜。有人告诉我们，要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必须有陕西省政府的证明信。我的天呀，已经是普通陕北农民的北京知青，到哪儿去得到省政府的证明信呀。难道要打道回村，在村里过春节吗？既然已经到这里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第四天，到了西安，我们心里七上八下地去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居然顺利买到了，看来是虚惊一场。什么时候缺什麽都不缺谣言。 第五天，我们登上火车，一路飞驰，一天一夜后，我们终于背着装满脏衣物的大包裹，见到了笑容满面许久未见的亲人们。 将近五十年过去了，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村里修通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村民们也走出了山村，年轻人到城里上学，工作。村里的苹果山货运进了城。化肥农药家用电器运进了村。我们前两年回村，原来两天的路，现在开汽车从延安城两个多小时就直接开进了村，一直开到我们原来住的窑洞边大槐树下。 在历经沧桑的大槐树下，我们和相识的村民们热烈地聊着村里的变化。小山村如今不再偏僻闭塞。山村在变，村民在变，我们也变化了。抚今追昔，我们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的不易。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不是光着脚的医生，也不是像人们印象里那些穿着白大褂，在医院或诊所里的医生。他们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农村，特别是偏远乡村的一批人。他们背着药箱，深入田头，走乡串户，为那里的农民送医送药，治病救人。 我们当年在陕北偏远小山村下乡落户的时候，那里各方面都贫穷落后，尤其是缺医少药，有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最近的医务所离山村有二十多里远。县医院更是在五十多里之外，要翻山越岭，淌过延河才能到达。更要命的是，由于贫穷，村民们没什么钱用来看病。有了病，只好硬撑着，听天由命。 村民们认为，生病的人是灵魂出了窍，找不到回来的路啦。于是，如果听到有人半夜喊哪个村民的名字，那就是他得病了，亲属们为他招魂呢。魂找回来了，病就好了。有时，村民还会请跳大神的为病人驱鬼。巫师说病人得病是鬼魂附身。他们手挥法器，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折腾一番后，蹭上顿饭，收取一点报酬。有时还会胡乱指出，像病人家厕所修错地方啦，等等毛病，然后拂袖而去。 当然，村民还有很多土方法治病疗伤。一次，我在用大锤砸钢钎取石板时，肚饿无力，挥动的大锤从钢钎头上滑落，正砸在我的大脚趾头上。指甲盖立刻被涌出的鲜血覆盖。虽是脚指头，也是十指连心，疼得我钻心，呲牙咧嘴喊疼不已。旁边的村民大喊，快往脚上尿尿。我想，尿可以冲洗伤口。于是，顾不上周围还有其他人，赶紧往受伤的大脚趾头上尿尿。虽然没有上药，也没有包扎，指甲盖后来也脱落了，幸运的是，伤口没有感染。 有的村民得了重病，就不那么幸运了。有一个村民病危昏迷。村民和我们一起把他放在架子车上，连夜往山下的医务所送。大家提着马灯，拉着架子车，在漆黑的夜里急匆匆地奔跑着。可是，那个村民没能挺多久，在路上就断了气。 面对山村的医疗困境，我们阅读带来的医书，学习基本的医学常识。大家练习针灸，先是在自己身上的穴位试着扎针，不方便的穴位就互相扎。遇到有人不舒服或得了病，我们都会热情地拿着银针前去施展新学到本领。 一次有个村民，胃疼得不行，愁眉苦脸地前来求助。我按医书上的一组穴位给他扎了针。经过一段时间留针，捻针，他的疼痛减轻了很多。 为了改善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各村设立了赤脚医生。小董同学被村里选中，当了赤脚医生。他背上漆有红十字的小药箱，精神抖擞地走家串户，为生病的村民们送药打针。他努力学习医药知识，练习治病的基本技能，帮助不少得病的村民解除了痛苦。 当然，给村民治病也有意外。一次，有位十几岁的姑娘需要打针。她满脸羞红地慢慢褪下一点儿裤子，露出一小片臀部。小董面对那块雪白的皮肤，用手拿棉签消毒时感到十分柔软。他的心砰砰地跳着，表面镇静的脸上浮起红晕。一针扎下去，姑娘没有任何感觉，小董却觉得手上刺痛，仔细一看，原来针筒没有打到姑娘的臀部，而是扎在了自己的手上。这事从此成了大家闲谈时的笑料。 赤脚医生们没有经过严格的学习和培训，没有学位和认证。他们是那个特殊时代为了改善偏远农村缺医少药而努力的特殊人群。几十年过去了，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收入提高得很快，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村民们都有了农村医疗保险，每年每人花不到200元人民币，就可以享受医保。村民有了病，可以到县医院，地区医院甚至北京的医院去治疗。而费用可以在医保中报销相当大的比例。只从医疗条件这点，就足以看出小山村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了。 陕北放羊
七十年代我们在陕北农村下乡落户时，曾经被生产队派去做羊倌，就是放羊。 说到放羊，很多人脑海里出现的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洁白的羊群像白云一样在绿油油的草原上慢慢地挪动，悠闲地吃着草。 陕北放羊可不是这样的。在陕北多数的羊是黑山羊。它们披着一身黑毛，四只羊蹄可以攀爬陡峭的山坡。与牛不同，羊的眼睛虽然很大，但瞳孔是长条形，大而无神。一个羊倌放的一群羊有七八十只。放羊说起来容易，这里头可有不少窍门。 首先是把羊群从羊圈里放出来。羊在里面憋了一夜，又饿又渴。羊圈门一开，它们都争先恐后地向外跑。羊倌要数清楚这群羊有多少只，心里有数，以便晚上回来时清点，防止羊只的丢失。可是怎么数呢？羊倌要把住羊圈的门，只留一只羊通过的缝隙。但是，羊群蜂拥而出，速度很快，羊倌要一眼看五只羊，嘴里数一个数，即五只一数。同时还要管住已经出圈的羊不要乱跑，最后查看圈里有没有剩下没出圈的羊。 等到羊群都出了圈，羊倌关好圈门。下一个问题是去哪儿放羊。塬上的平地和大块的坡地都种了庄稼。羊群不能祸害庄稼。放羊只能到陡峭的山沟坡上去。那里有的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草，有的长满了一人多高的灌木梢林。山羊天生就有在峭壁上攀爬的本领，它们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放羊的人没有这本事，只能在峭壁的边缘引导着羊群。 有时，羊群进了梢林，羊倌只见梢林的灌木晃动，看不到羊群。好在羊群里有头羊，其他羊都会跟着头羊走。羊倌要管住领头羊，又要督促落在后面的羊不要贪吃掉队。更重要的是，羊倌要尽量不让羊群散得太开，避免饿狼趁机叼走落单的羊。怎么管住头羊，引导羊群呢？羊倌用放羊铲，就是木棍的头上有一个小铁铲，铲下一小块土圪瘩，去打走错路的头羊，直到它走对路为止。还有，有经验的头羊也懂一些陕北话，特别是骂人的话。羊倌恶声恶气地大声喊出一连串脏话，问候了羊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头羊就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我们当年为了放羊，只好学着说陕北的脏话。我曾经看到一位当年被下放到农村的留美博士挥着鞭子放五六只绵羊，绵羊根本不理会他的吆喝，到处乱跑，他气急败坏地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大喊，“站住！站住！”可见，羊倌能说羊能懂的话十分重要。 当然，如果羊倌带上一只狗，它就能帮助把羊群拢住，同时尽早发现附近是不是有饿狼。所以，我们去放羊的时候，都会从村里带上一只狗一起去放羊。 羊群吃了草，要喝水。中午，羊倌把羊群赶到沟里的小河里喝水。由于塬上没有水，羊群回村后没水喝。所以，羊倌一定要让羊群中午把水喝饱。天热的时候，羊群喜欢躲在阴凉的地方而不去喝水。羊倌要把羊圈在河边有阳光的空地上，让它们晒太阳。羊群晒热了，就会去多喝水了。 趁这个机会，羊倌也会在河边烧点儿开水，吃些干粮。 如果是羊的产羔季节，一群羊会有十几只甚至更多的小羊出生。羊群白天去山沟吃草，小羊羔幼小不能去。放羊出圈时，要防止小羊羔随着羊群跑到圈外来。白天，小羊羔在圈里一声声奶声奶气地呼唤着羊妈妈。如果你把一只手伸进羊圈，伸开五指，会有五只小羊羔分别嘬着你的每一个手指头，嘬得你心里直痒痒。傍晚时分，羊群进村，羊妈妈们老远就咩咩地呼唤自己的孩子，小羊羔们也大声地回应着。羊群一进圈，羊妈妈便迫不及待地找到自己的孩子，小羊羔拼命地在妈妈的肚子下拱着羊妈妈涨得鼓鼓的乳房，使劲地嘬着奶，呈现一副动物母子情深的情景。 虽然羊圈的围栏扎得高而紧，又密密地绑了很多酸枣刺。饿狼有时还是能跳入羊圈。一旦饿狼入了羊圈，羊群就会拼命地向圈内挤压。每只羊都想逃避被狼咬死的厄运。由于羊圈围栏很高，饿狼无法把死羊带走，它只能咬死几只羊，喝了血，吃些内赃，然后只身跳出羊圈。但羊群里却可能会连踩带踏死十几只羊。山羊本来是准备长大卖掉羊换钱的。村里只好把死羊分给各家各户，来一顿意外的美餐。有时，我瞎想，羊圈最里面的山羊以为最安全，其实被踩死的危险最高。如果山羊不都是只顾自己的安危，而是几十只山羊一起冲向那只饿狼，被踩死的很可能就会是饿狼了。 几十年过去了，陕北的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塬上的平地种上了大片的苹果树，坡地上都是经济树林。由于山羊吃草时把草根都会拔出来吃掉，对植被不好。村里已经不允许山羊出圈，只能喂养。村民们生活条件好了，想吃肉时随时可以买到，纷纷不再养羊了。我们当羊倌的经历成了历史。当带着孙辈们在动物园来看到黑山羊，我不由自主就会和他们讲起当年做羊倌的经历。他们则瞪着大眼睛，彷佛听到的是神话故事。 当年养猪
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七十年代到偏远的小山村下乡落户之前，只知道猪肉喷喷香，不怎么了解猪是怎么养的。到了村里以后，发现这里的猪都是“走地猪”，即放养的猪。不是那种圆滚滚胖乎乎，走起路来一扭一晃的大肥猪，而是精干瘦小，不，是瘦骨嶙嶙的土猪。由于当时村民时常吃不饱，他们的猪不是养在猪圈里，而是满山遍野到处找食。土猪与村里的狗为伴，到处乱跑，窜得和狗一样快。只是到了傍晚，各家大声地呼唤自家的猪，在刷锅水里洒上几把磨面剩下的麸子，一边敲着喂猪盆，一边高声喊着，“喽喽喽…”，土猪们就从各处飞奔回家，享受每天这顿唯一的晚餐。 夜里，土猪们一般在各家窑洞前或院子里歇息。饿狼有时会进村觅食。村里的狗自然会与饿狼撕咬搏斗一番。就像人若有退路，一般不会拼力搏斗一样，看家护院的狗有谋生之道，如果没有村民起来呐喊或帮助，它们不会与狼拼死一搏。而饿狼则是背水之战，疯狂撕咬。所以搏斗中总是饿狼占上风。听到土猪被狼拖走吃掉了，我们很奇怪，这土猪虽瘦，也有几十斤，狼是如何拖着土猪，同时突破看家狗的围追堵截，逃出村子的呢?村民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当凶神恶煞的饿狼冲到土猪身边时，土猪已经吓破了胆。饿狼叼着土猪的耳朵，拽着土猪逃往村外。而土猪早就吓得六神无主，乖乖地跟着饿狼跑上不归之路。 当年在小山村，村民养猪多数都是为了卖钱，换来灯油和食盐。有的村民把养大的猪赶到山下的供销社卖掉以前，会在那里的小河边让猪美美地吃一顿，再喝上一肚子水，把肚子撑的圆圆的。这样就可以在猪过秤时多卖些钱。供销社收猪的人也不傻，他们把赶来的猪先关在猪栏里二三个小时后再过秤。那村民看着自己的猪又拉又撒，心疼地想，猪身上流出来的都是钱呀。 为了有肉吃，我们也养了一只小猪崽。那是一只“洋猪”，即品种优良的猪，而且是养在猪圈里，这样我们的菜园就有肥料了。这只小猪圆滚滚的，粉色的短鼻子向上噘着，竖着两只转来转去的小耳朵，一双黑亮亮的眼睛。只要有人走到猪圈边，它就会热情地仰着头跑过来，鼻子里不停地哼着，黑黑的小眼睛盯着你，彷佛在问，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 我们当时口粮很紧张，人都吃不饱，更不要提喂猪了。村民告诉我们可以用杏树叶喂猪。怪不得我们看到村里的老太太爬到树上撸树叶呢。有的同学还开玩笑说，陕西八大怪应该加上一条，“老太太上树比猴快”。 于是，我们轮流每天给小猪去撸杏树叶。勤快的人就撸的多一些，懒惰的人就撸的少一些。有一天，负责喂猪的人跑进窑洞，大喊，我们的猪不见了！原来，小猪再也不能忍受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奋力跳过半人高的猪圈墙，自己出去找吃的去了。 我们几人匆忙紧急出动，到处寻找那只半大猪崽，唯恐它成了饿狼的美餐。自从猪崽那次抗议以来，我们一方面加高了猪圈的围墙，一方面改善了猪崽的生活，以免好不容易辛苦养大，即将到口香喷喷的猪肉，成了饿狼的盘中餐。 忙完了秋收，金黄的落叶在秋风中飞舞，天气渐渐凉下来了。一天，我们决定杀猪享受美食。一个人借来长长的杀猪刀磨刀霍霍，另外几个人手拿绳索笑嘻嘻地走向猪圈。我不忍心看到这最后一幕，悄悄地走到院外，想着小猪崽翘着鼻子，嘴里哼着，眼睛亮亮地看着我的样子，心里有些不舍。不一会儿，传来猪撕心裂肺的嚎叫，想着它正在拼命地挣扎反抗，我心里默默地念着，猪呀猪呀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几十年过去了，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改种苹果树，村民的收入和生活都改善了很多。由于收入提高，村民手里都有了活钱，不但走地猪没有了，村民想吃猪肉就随时可以买到。我们养猪的经历也成为过去，变成饭后茶余的故事，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肥当家
肥，不是肥胖的肥，是肥料。也不是化肥，是农家肥。是“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农家肥，说好听了是有机肥，说白了，就是粪肥，即人或牲畜的粪便制成的肥料。 我们七十年代到农村下乡落户之前，很少接触到粪便。村里一开春，主要的农活就是掏粪，要把牛羊圈里积攒了一冬天的牛羊粪便掏出来，好在春耕播种时用。干这活，使我们深深体会了农民的艰辛。 首先，牛羊圈都是在窑洞里，攒了一冬天的粪便高过膝盖。窑洞里密不通风，臭气熏天，有时熏得眼睛直流泪。这还好说，在圈里干上一阵子，鼻子就慢慢适应而不那么难受了。 其次，在牛羊圈里掏粪，鞋上裤腿粘了稀煳煳的牛羊粪。我们的村庄在塬上，极其缺水，无法洗衣涮鞋。鞋子豁出去了，只好把裤腿卷得高高的，尽量少粘些粪便。而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牛羊圈里跳蚤极多，而且尖牙利齿，连厚厚的牛羊皮都能刺破吸血，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年青人的细皮嫩肉了。只要我们一踏进牛羊圈，跳蚤就蜂拥而至，扑上来狂吸我们这些城里学生的香血。我们的小腿上常常是黑黑一片跳蚤，一巴掌打下去能打死一片，手上满是自己的血，不一会又涌上一批。只好任其叮咬，收工后再涂药，想办法解除痛痒。 掏出来的粪便需要伴上土，沤上一段时间，才能成为粪肥。在春耕之后，我们要把粪肥送到田地里去。村里通往农田的道路都是一尺左右宽的羊肠小道，上上下下，弯弯曲曲。担着沉甸甸的粪肥，上坡下坡，我们累得汗流浃背。尤其是到了翻耕过的松软田地里，就像踩在棉花上，十分费力。但是呼吸着新鲜空气，没有了跳蚤的袭扰，我们心里已经感觉好多了。 播种了。陕北地广肥少，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于是，播种的人脖子上挂着一个三尺长，一尺宽，半尺深的笸箩。笸箩里装上粪肥之后再拌上种子，跟在掏坑或开沟的人后面，每走一步，就用手抓把掺了种子的粪肥撒下去。虽然粪肥已经不那么臭了，但手上，衣服上都粘了不少粪肥。 农村都是天刚蒙蒙亮，公鸡打鸣，就起床下地干活。早饭，甚至中饭都送到田头。而田头又无法洗手，饥肠辘辘的我们顾不上许多，只好用土擦去手上的粪肥，抓起早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至于有没有粪肥一起吃下去，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 自古以来，从掏粪到播种，再到除草，收割，陕北的农民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就是那样辛勤地忙碌着。当我们手捧香味扑鼻的大馒头的时候，真正体会了“没有粪肥臭，哪来饭菜香”。我们那时候吃的，可都是现在城里人崇尚的有机粮，有机菜，有机水果呀。 几十年过去了，落后的耕作方式早已不存在了。小山村里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享受丰盛的饭菜时，时常想起这些粮食蔬菜来之不易，都是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真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山村教师
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在七十年代是贫穷落后的。处处落后使贫穷像一块久不散去乌云，一张无形的网，罩在山村的上空，年年月月不肯离去。落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绝大多数村民不识字，没文化。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不少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信息闭塞，文化落后使村民陷于贫穷而无法自拔。 有位叫阿亮的村民，新婚不久就参了军。他随着部队南征北战，当了号兵班长。当年部队作战，没有无线电，电话线难通易断，很多时候只有靠号声来传达命令，报告情况。他告诉我们，打仗的时候，敌人专打号兵。吹号时，号兵要跑离指挥所，避免号声暴露指挥所的位置。同时，根本不像电影里那样站着吹号，而是躺在地上使劲地吹，再仔细地听回复的号音。 战争结束后，他随军驻扎在边疆。部队从陕北接来一批家属。他和战友们兴高采烈地到火车站去迎接。家属们到达之后，他热情地帮助别人找家属，也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婆姨。忙碌了一阵，很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家属。可是他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婆姨。这时，一位战友拿着一封信让他帮忙，说是不远处的一个陕北婆姨要找他的丈夫。他远远地看了一眼那个婆姨，只见她带着头巾，模样俊俏，随身带着两个大包袱。他似乎看着她有些面熟。他不认识信上的字，正好碰到连队的文化教员，赶忙拉住问，那婆姨信上的名字是谁。文化教员扫了一眼信，眼睛瞪得老大，大笑起来，这封信，就是阿亮托文化教员写给他婆姨的。那个俊俏的陕北女子就是他自己千寻百觅的婆姨。 在村里，稍微上了几天学的娃娃，就是村民眼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人啦。那里流传着一首学文化的歌，“黑咕隆冬的天上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光明。识了字，心里明。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可是，由于学校离山村很远，只有几个村民的孩子能去上学。那几个孩子昂着头，在衣衫前别上一支钢笔，炫耀着他们的与众不同。 我们到山村落户之后，虽然只读到初中一年级，村民们都认为我们是大知识分子。于是，村里办起了小学校。一个同学，老徐当上了学校里的教师。当然，他是土教师，没有工资，报酬按工分算。不过，教书，当孩子王只是动动嘴皮子，比下地干活可轻松多啦。 山村小学的条件是简陋的。教室在一孔窑洞里。课桌是村里木匠做的，没上漆的桌面被粗糙的桌腿支撑着。墙上挂着的黑板是炭黑涂的。老徐用起粉笔来非常节省，用得很短了也舍不得扔掉。他常常三个手指头捏着一个小粉笔头，困难地在黑板上写字。学生娃娃背着各种各样的兜子来上学。学生们的铅笔也是宝贵的，削短了就套个笔套，直到短得无法使用。课间休息，娃娃们玩自制的毽子，用破布做到球。老徐看着这些山里的学生娃娃，在这土得掉渣的教室里教书，不由地想到，城里的孩子们是多么幸福。 由于学生的年龄和文化水平不同，老徐同时要教多个年级的课。他常常给一个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然后给另一个年级上课。 山村里的孩子不但要上学，还要帮助家里干各种各样的活。家里又只有一盏油灯。所以，有些学生无法完成作业，学习成绩也不好。一次考试，学生们都考得不好，很多字写错或干脆不会写。老徐很生气。下学前，他要求学生们把写错和不会写的字每个写一百遍，不写完不许回家。 布置完，老徐就气哼哼地回自己住的窑洞去了。 吃完晚饭，天渐渐黑了。老徐一边往学校走，一边想，学生们会不会在自己离开以后，也纷纷回家了呢。等他转过土坡，远远看见窑洞教室门口，蹲着几个学生的家长，他们抽着旱烟，烟袋锅的火亮一闪一闪，在夜色中像是一只只萤火虫的闪亮。他走进教室，惊讶地看到，教室里点亮了几盏马灯，学生们静静地围着马灯还在做作业。 老徐以为村民家长们会为学生求情，甚至会责备他不让学生回家。没想到，村民们纷纷说，老师管的严好，娃娃们不做完功课，就不能吃晚饭。老徐这才注意到，村民们脚下摆着各家送饭的坛子。 老徐回来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大家都很感慨。我们民族渴望学习，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是扎根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的。贫穷限制了村民的能力，一旦可能，他们会尽力去学习文化，改变自己命运的。 几十年过去了。山村里的年轻人都上了学，走出了大山。不少到大城市打工，上学，有的还成了大学生。别支钢笔就是知识分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少村民的孩子还在城里安了家。我们几年前回小山村，年长的村民们还在报怨，给孩子们盖好了明亮宽敞的大石窑，而孩子们都在城市里安家不回来了。 时代变了，小山村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出恭之变化
据说出恭一词来自元代科举考试，考生如欲去厕所，需领“出恭”牌。由此，出恭变成了上厕所的另一种说法。人食五谷杂粮，自然要经常如厕。可是上厕所听起来似乎不雅，难于出口，于是就有了很多显得文雅的说法。出恭便是一例。 当然，民间还有方便一词代之。以至于让初学中文的外国人大为不解，入厕是内急去方便，那请在方便的时候聚一聚或吃顿便饭又如何解释呢。 六七十年代，我下乡到了陕北，才知道人们常说的狗吃屎是真的。那里的小孩子大便之后，大人会唤来狗舔干净小孩子的屁股。所以，村民们把拍马屁的人叫做舔腚的。 我们八个知识青年住在一起，只有一个蹲坑。晚上如果内急而蹲坑被占，只好趁着天黑到窑洞后面的果园里如厕。村里的狗经常闻味而至。更糟糕的是，那里的猪也吃屎，而且猪来之后，不像狗在一边静静地守候，而是不停地哼哼唧唧，彷佛是埋怨你方便得太慢。更有甚者，有的猪性急，你刚排出一块，它居然会把头伸到你的身下抢食。搞得你不得不赶紧换个地方继续方便，而那头猪在边上呱唧呱唧地享用着你的排出物。 后来随石油勘探队到苏北，那里的厕所是埋在地下的一口大缸，缸的上方架有一根碗口粗的木棍，上面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棚子。方便的人忍着下面的气味，或蹲或坐在那根木棍上。如厕的人需要很好地时时调整平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改革开放初期，如厕是来华外国人遇到的头疼事情之一。 根据中美学生交换协定，一个美国女学生到北京的一户普通人家，与中国女孩子一起学习生活两周。北京人家热情地欢迎了她。需要上厕所时，她看到里面的蹲坑，窘迫地哭了起来。她打电话告诉她妈妈，这里的厕所就是地上挖了个洞，根本不能方便，想回家去方便。经过她妈妈和随行老师的安慰，加上北京人家的热情照顾，这个女孩留了下来，而且和住家的女孩成了好朋友。 有一位不会讲中文的美国华裔专家到一个研究院讲课，课间休息时，他告诉陪同女翻译，他需要去洗澡间（bathroom）。女翻译很奇怪，才是上午十点多，他怎么就要洗澡呢。难道他在宾馆没洗好吗？她解释说，院里的澡堂要到周末才开，到时候可以安排他去洗澡间。专家一听就急了，说他等不到周末，必须尽快去。经过急迫的交流，女翻译终于搞明白，专家只是要去厕所方便一下。 在一家设计院工作时，我曾接待一位来院里安装软件的美国专家。他提出要上厕所，我领他到院里最好的厕所门口。没想到，他进去后，一个箭步就跑了出来，着急地对我说，厕所里没有手纸。那时候，大家如厕都是自带手纸，根本没想到接待外宾还要准备手纸。我自己用的是报纸。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我赶紧跑到附近街上的商店，买来最好的卫生纸，递给憋得满脸通红的美国专家。 当时我想，美国的厕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后来到了美国留学，我才知道美国学校里的厕所的确干净整洁，而且没有国内厕所那种正宗厕所气味。美式英语中厕所为休息室（restroom）,可能是高档饭店或办公楼的厕所外间配有休息室，里面有沙发，有的还摆上报纸杂志。也有很多人称厕所为洗澡间（bathroom），可能是住宅里的洗澡间内一般会有厕所。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都有了巨大的改善。家家户户厕所里都有了洗澡设备。很多公共卫生间里都提供手纸了。而且，原来厕所里的气味也消失或淡了很多。与美国不同的是，不少高档饭店，宾馆或会场的厕所不但打扫的干净，飘着淡香，还配有厕所管理员，他们为如厕后洗手的人递上毛巾，提供卫生服务。 出恭如厕是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从小到大，人们一日三餐，食用五谷杂粮，水果蔬菜，鸡鸭鱼肉，经过消化，不会全盘接受，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然要经常如厕，才会健康成长。由此引申，下至个人，公司或组织，上至地区或国家，面对外界海量先进的信息和经验，同样不能全面接受，而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使别人或别国成功经验，如果不适合本人或本国，也只能是被出恭处理。 出恭之变只是中国几十年巨变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引人联想，逗人发笑。 顺风耳
小时候看神话，经常有顺风耳的故事。相隔千山万水，神仙们借着风就能互相说话聊天。后来，听说现实生活中的顺风耳就是电话。一根线连着两个相距很远的电话匣子，你拨弄拨弄匣子上的转盘，拿起话筒，就能和远在天边的人通话。 读小学时，有个同学自豪地告诉我，他家里有电话。我好说歹说让他带我去看看电话是啥样儿的。进了他家，同学小心地揭起盖在电话上的红丝绒布，露出了下面的神秘黑色电话。我用手轻轻地抚摸闪亮的电话外壳，刚想拨拨上面的转盘，同学立即伸手挡住了我，怕我给弄坏了。这事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那时，只有大人物家里才有电话。普通百姓则是靠写信，急事打电报。改革开放刚开始那几年，电话慢慢普及开来。装电话要一大笔钱，每月的电话费也很贵。即使交了钱，还要等很久才能装上电话。老百姓大多还是用传呼电话。大院门口传达室的老大爷经常在院子里扯着喉咙喊，谁谁谁，快接电话。接电话的人急忙大呼小叫地答应着，兴奋地飞奔而来。传达室门口还有一景，打电话的人握着电话机，把话筒凑在脑袋边上，有的眉飞色舞在电话里与人聊天，有的捂着话筒，轻轻地说着悄悄话，眼睛不时地瞄瞄周围。而等着用电话的人则不耐烦地排在一边儿，盼着打电话的人快点儿结束。有时性急的人还会重重地咳嗽几声，或者指指手表。 要是打长途电话，那可就得跑到挺远的电信局去打电话。先是排队在柜台交上押金，填好通话单子。然后耐心地等着柜员叫你到几号电话亭去打电话。 八十年代中，我到美国留学。在家庭中厨房，卧室，客厅到处都可以安上电话。打电话是非常容易的事。可是电话费则不便宜。当时，与中国通长途电话，一分钟要五美元多。而一加仑牛奶只有七角美元，一磅鸡肉便宜时三角美元。因此，平时靠写信，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和家里通电话。 由于一封平信从美国到国内要走七到十天。国内家里没有电话，又有黑白颠倒的时差，太太先找到能打电话的地方，提前写信告诉我合适的通话时间和电话号码。家人带着孩子，早早地守在电话机旁。我提前算好时差，把电话号码和手表放在电话机旁，到了时间，兴奋又紧张地拨着那一串号码，长途号，国家号，城市号，再加上太太给的电话号码。拿着听筒的手微微冒汗，听着电话里的拨号音，心里砰砰直跳。当电话里传来太太那熟悉的声音，特别是孩子奶声奶气叫爸爸的时候，心里真像喝了蜜一样甜。虽然有千言万语想说，却常常语无伦次，不知如何说起。恨不得穿过这细细的电话线，跨过千山万水，到电话的那一头，紧紧地把家人抱在怀里。 我热切地和太太孩子还有父母说了几分钟话之后，旁边的手表不停地提示，通话时间超时了。它彷佛告诉我，一桶桶牛奶，一块块鸡肉沿着电话线消失了。万般无奈，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和家人在电话里告别。通话后的好几天，我常常会仔细地回忆通话的每个细节，回想着家人的声音，心里暖暖的，嘴角忍不住挂着幸福的微笑。 为了节省电话费，留学生们都有很多高招。与我们同住一间公寓的钱博士，他的太太在另一个城市。他们约定，周六晚上七点，他太太会给他打电话，他不接电话，电话铃响三声就挂断。他就知道他太太一切都好，而且由于电话未接通，不收费。如果万一有事，他太太则会打对方付费的电话，而他拒绝接听。挂了电话之后，他再打回给他太太，这样用到电话费要比对方付费的电话便宜很多。 钱博士的高招也有不灵的时候。他父亲来美国探亲，几个月后从纽约经旧金山回国。没想到，纽约起飞时，飞机晚点，没有赶上从旧金山回国的飞机。他老父亲怕他妈妈还按原航班到机场接机，灵机一动，请人帮忙，从旧金山机场给钱博士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的电话，想让他用国际电话通知他妈妈飞机航班的改动。没想到，钱博士一听话务员说是对方付费电话，下意识地就要拒绝接听。他的老父亲在电话里急得大叫起来，别不接呀，我是你爸爸！此事成为钱博士的笑柄，在朋友们之间流传了一段时间。
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国内电话早在平常人家普及了。而且智能手机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先不说用手机扫码付费，上网看赏电影听评书纵观天下大事，就说我们常用的视频电话，无论身在何处，不管什麽时间，都可以和远在天涯海角的亲朋好友通视频电话。看着手机上他们的音容笑貌，听着他们熟悉的声音，好象他们就在自己身边。这不比原来神话故事里的千里眼顺风耳还要棒吗。 作者梁林，笔名亮水珠，曾是陕北延安的知识青年，转战长庆和江苏油田的石油工人，电视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奖学金自费留学，当过大学老师，打过餐馆工，住过危险区，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美国公司里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 退休后开始写作，希望用笔来描述人生经历，所看所听所想，记录这一批人所走过曲折道路。很多作品在美国和中国网络，报纸，书籍发表，曾在征文中获奖，曾担任北美作协华盛顿特区分会理事。并先后在亚马逊书店出版了15本电子版和纸质版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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