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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惊蛰之变，一个群体的惊蛰之醒，一个倔强少年的抗争与救赎”，作家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以二十世纪70年代末的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为背景，讲述了少年凌云青历经十年苦难，却不堕青云之志，以知识改变命运，最终完成了自己成长的故事。时代的列车承载着沉重的过去，无可阻挡地奔向未来。小说最初刊登于《十月》杂志2020年第6期，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7月7日，“杜阳林《惊蛰》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作为杜阳林的同时代人，我阅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沧海桑田，过去40多年中国社会乃至于我们中国人基本的生命经验在我们身上走过去了，也正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来不及甚至也想不起来去保存、去审视我们的经验。杜阳林的《惊蜇》，实际上是写出了那一代人非常独特的、带有强烈地方性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是有价值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惊蛰》体现了作者处于伟大的现代进程中一个直觉的感受和直觉的关照，这种朴素的、直觉的力量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将《惊蛰》看作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杜阳林差不多就是书里那个腿害了病、肚子吃不饱、受尽欺负、没怎么上学但最后居然考上大学的那个人物，他就是凌云青。”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杜阳林以一种有意味的写法来写作这本自叙传，“小说的三个部分都是坐在绿皮车上回忆过去，列车载着凌云青、也载着杜阳林往回追溯。他坐在这个车上，似乎成为了一个隐喻。惊蛰是隐喻，绿皮车也是隐喻。” 以评论家梁鸿鹰的阅读体验，《惊蛰》写普通的人与事，但读完后却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既有感官的冲击，也有思想的冲击，这是因为杜阳林择取了一段让人五味杂陈的时代来进行书写。“这个时期，正在冲破旧的束缚走向新生，有矛盾又有突破，对于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对他的生活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洗礼。”凌云青遭受的苦难是非常大的，生活中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他身上交汇了，但他的身上也凝聚和概括了这一代人的坚忍不拔、对文化的向往以及对自己命运的争取。 在作家刘庆邦看来，中国人曾经饱经苦难，那么该如何面对？“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要生活下来，所以写我们个人的经历，其实也是写整个中华民族的经历，正是在苦难中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和生存智慧，《惊蛰》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杜阳林将这个苦难写得真实。“小说写了一个乡村青年的苦难成长史和求学之路，很多细节写得很生动，让我们直面底层特别真实的一面。”但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因为具有自叙传的特点，要将真实的经历表现出来，那么会不会过于拘泥于写实，“小说思维是要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现实，以这个新的现实表达作者对世界的认知。” 评论家陈福民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杜阳林没有通过艺术的想象再造一个新的世界，他坚持按自己的经验处理一个写实的事件，这是另一条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疑惑，究竟是我们面对的客观事件更重要还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我们的想法更重要，其实这也是考量一个作者不同分野的方式。像杜阳林这样朴素地、执着地处理他心灵中真实的乡土世界的方式，可能显得更加可贵。” 评论家张学昕将其归结为，杜阳林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凌空虚蹈的东西，就是一种“试图还原”。“现在回过头来写1976-1986年十年间中国乡村的状态，肯定会有一些陌生感的东西。作者将零乱的、破碎的、粗粝的生活，和当时人们的精神、灵魂、世俗情感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出来，似乎是要回到一个生活的原点、一个叙事的原点，写贫穷的环境里人性的变化和挣扎。这个小说是对大叙事的祛魅，它的结构、叙事、语言还带有本色的品质，小说中那些看起来粗糙的毛面可能更接近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生活本身。” 评论家刘琼表示，杜阳林显示了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他善于讲故事，故事性很强，矛盾性极强，命运感也很强，写出了一种毛茸茸的、有质感的、原生态的生活。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要写什么样的生活？当然，在文学的整体形态下这种写实是需要的，这个写实里折射出很强的文化底色如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传统中国人对命运的理解等。但我们同时需要思考的是，在写实之上需不需要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存在？回望三四十年前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选择一个适宜的取景框？” 在评论家何平看来，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如何去回忆”的问题。“与职业作家相比，杜阳林的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混杂的、不清晰的东西，而它们对杜阳林的写作恰恰是重要的。他的乡村经验，不是通过知识获得的，而是建立在自己身体在场的肉身经验上，他的写作是多年后对自己身体记忆和心理记忆的一种回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小说的结构是建立在个人记忆之上的，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对个人记忆过于依赖，在写作的时候就会产生捍卫个人记忆与反思个人记忆之间的平衡问题。杜阳林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写作者如何去处理个人记忆的方式。” 《惊蛰》将个人命运和时代紧密结合，个人经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国历史巨变的一个缩影。同时，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也是新时期乡村青年人生书写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持续闪现，如《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惊蛰》则是书写这一主题的最新版本。孟繁华认为，凌云青正是高加林式的青年，他们受现代启蒙奔赴到城市，“读过书的底层青年到城市中来，是一种朴素的想法，他们不是要出人头地，而是为了活得有点尊严感。”这同时也会引出一个重要的话题：青年们进城后怎么样了？“城市是现代化的一个符号表征，许多人前仆后继地奔赴城市，我关心的是，凌云青进城后他和高加林们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同，这是值得继续书写的。” 评论家王春林由此梳理了凌云青这个人物身上呈现的文学谱系。“尽管凌云青处于困境之中，他仍然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想方设法一直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是小说主人公看到了《人生》这本小说，所以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就构成了杜阳林文学谱系的一个方面。同时，他的小说还有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自传三部曲的部分，通过自学的方式，以知识改变命运。这也是杜阳林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相信知识的力量。” 研讨会中，杜阳林对评论家们的评论和建议进行了回应，“在写作《惊蛰》的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过往和现实农村中的生活，无数次的回望与追溯；我也跟我们那个年代以及现在的乡村青年进行过很多次的邂逅，甚至一些碰撞；对广大的乡村发展到底该怎么走，我也进行了一些思考。正因为这样，我完成了这部作品，我想通过乡村的生活和时代的风云，体现了人性光辉。” 活动由《十月》杂志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由《十月》杂志社主编陈东捷主持。杨庆祥、张莉、刘大先、李云雷、饶翔、杨青、虞文军、曹元勇等评论家参与研讨。 文学报记者 何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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