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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故乡 杨毅 我的梦中时常出现一个村子，瘦小而可爱。村子如一幅画，秀丽铺展；村子如一杯陈酿，恒久弥香；村子如一部乐曲，优美动听。有时很清晰，有时又有点模糊。有时很近，触手可及，有时又很远，仔细看都看不清。 是一幅画。挂在寂静的角落，没人欣赏，也没人注意，只有雨滴雪花白云驻足留恋，鸟儿大声争论。在一个清晨，嘈杂的鸟鸣唤醒我的梦，睁开朦胧的眼睛才意识到画的存在，画的优美。 是一杯陈酿。窖藏着，透出丝丝醇香，不用喝，只一闻就让人沉醉，尤其是漂泊的脚步，醉得踉踉跄跄，泪如泉涌。 是一部乐曲。优美动听，无人知晓，也无人听懂。鸡鸣狗吠鸟叫，一个劲儿扯着嗓子叫板，亲切熟悉。 那就是我的故乡，散花镇石桥村杨家塆，生我养我的地方。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普通得如同一位老农，多少年蹲在那儿，抽着卷烟，喝杯老酒，沉默寡言，波澜不惊，皱纹在一层层加码也不曾惊觉。就像一棵古树，就算是大风吹过，也只是轻轻摇晃，漫不经心。 我的故乡杨家塆，在石桥村最南端，东边隔着一条小河是新庙村，西边是祭仓塆，北边隔着庙儿山是桑树塆。南边是社山、王祠堂、大虎垴一字排开。全塆并非清一色杨姓，还有几户陈、李、夏等小姓。全塆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地图上压根没有任何标注。朝迎早霞，晚送夕阳，袅袅炊烟如梦似幻，鸡鸣狗叫，孩子们的欢笑，时常覆盖着它。瘦弱的它一天天盼望着春风吹拂，风景优美，五谷丰登。贫瘠的日子里把远眺的目光一年年凝固成一条曲折的小路，每个走远的人都在一步三回头再看看它，看看它，眼泪布满路两头的天空，拉成一根线，放飞着希望。 据1948年编修的《杨氏宗谱》记载，我们杨氏这一支人，是兄弟二人在清代中叶从汪岗杨祠迁移来的。传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有12代了。先人们首先落脚在桑树塆背后的杨高山下。当地，潘姓为豪门大户。我们可以想象，祖先兄弟二人，几间茅草屋，租种潘家的田地。兄弟二人是怎样的艰难度日。小时候，听老人们说，直到民国时期，杨家人丁兴旺。潘氏家族驱赶我们。我二爹到杨祠请来我们杨氏的族长和潘氏的族长交涉，我们杨家才搬迁到这庙儿山脚下。前年，我们兄弟四人为祖母迁坟，让祖母与祖父安葬在一起。姑姑八十多岁了，她回来参加我们兄弟为祖母的迁坟活动，姑姑忧伤地说：“我爷（父亲）民国37年走的，走的时候50多岁，是用五担谷买的墓地安葬的。” 我看到，每年清明节，塆里人拿着祭品，带着子孙，到处找寻自己的先人的墓地标山。那时穷啊，没有自己的祖坟山。 老人们说，庙儿山脚下原来是鄢各塆，民国二十几年，鄢家搬走了，我们杨家买下了塆基，土改时，均田叔他们两兄弟从陈家大嘴搬来，守和爹他们两兄弟家是从王祠堂搬来的。 我小时候，我们杨家塆只有坐北朝南的两排房子。前面一排东头是松平叔家，他家兄弟多，填了一个高岸做了一连房子。西头是少春叔家。后一排东头是陈东明家，也是人多，填了高岸，在瓦屋旁做了一连茅草屋。西头是四太的家。我家在后排中间，我家的前面是小队的保管屋。听我大姐说，我家在解放前一直寄住在外祖父家，1954年才搬回。我父辈弟兄三人，分家时，我家分得一连房子，只能从后门进出。老人说，全塆是1958年才开始做的。前排中间是九爷家与十爷家，两家房子留下一个两三尺宽的过道，夏天的穿堂风，格外凉爽。那可是我儿时的乐园。 我们这个家族是杨家塆最大的家族，我的父辈有堂兄弟11人，按年龄大小排行，我们晚辈称呼他们“三爷”、“六爷”、“九爷”等。我小时候起，就没见过五爷、八爷二人。清明祭祖标山时才发现曾祖的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塆的人很和睦，不管是否杨姓，年龄相近的以平辈兄弟相称，与父辈同龄的，我们都以叔相称。哪家有什么难事，大家都踊跃帮助。 塆门前一口很大的水塘，西边几米高的上塆、竹塆各有一个小水塘。大塘角岸边有一棵杨树，仿佛是我塆的一个标志，所以有人称呼我们塆为“杨树塆”。春天，高低错落的三口水塘蓄积了满塘清水，像三面镜子，倒影塆前塆后的绿树，灌溉农田，耕牛喝水，全塆人洗菜、洗衣服等生活用水，全靠它。清晨，母亲和婶娘们早起洗菜、洗衣服；捣衣声、女人欢笑声，仿佛是乡村和谐的晨曲。傍晚，叔叔们牵着耕牛在塘边洗脚、耕牛喝水，一幅幅恬静乡村图景。 塆的东边有一个山岗，叫桐梓岗，零星的长着桐梓树、桃树和李子树。塆的正面叫社山，也零星有几棵桃树、李子树。西边小山岗叫梁瓦径。在社山与梁瓦径之间的岗地上，零星的有几棵梨树。塆后的庙儿山，满山的松树，梁瓦径满山的杉树，南边的大虎垴满山的松树、枫树和野栗树。春天，杨家塆掩映在一片碧绿之中。放眼望去，红的桃花，白的梨花，金黄的油菜花，空气里带着一股甜味儿。 秋天，我们一些小孩带着竹筢子、竹篓子，到庙儿山、大虎垴去筢丛茅丝（松针），还时不时的采到蘑菇。我们用茅草把采到的蘑菇穿成一串串。我们还采摘野栗树的果实，大人们将野栗果实打成粉，做成褐色的栗粉干，浅一看，像是娇嫩的豆腐，吃起来有些涩。蘑菇的香甜，栗粉干的涩味，那纯天然的味道，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塆的东面，桐梓岗西边下面一垄田，王祠堂和大虎垴各有几块稻田，那是全塆人的命根子，无论强弱，都在奋力驱赶饥饿。一代又一代人的耕种，贫瘠的土地肥沃了，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杨家塆人。 社山正处在全塆田地的中心位置。在大集体年代，半山腰上建了一大一小两个打谷场。那也是孩子们的乐园。收获的季节，半大的孩子帮助大人打谷，小孩子们见到脱粒机看稀奇，在柔软的稻草上玩耍嬉戏。 我从读初中起，每个星期天、寒暑假、农忙假，都和塆里的大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初中时，每天2.5分，到高中时已经涨到9分，几乎接近一个男劳力的工分了。和我一起读书的还有冬青、东明、少文。故乡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儿时的记忆，留下了我少年时的汗水和足迹。 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除了将最好的稻谷上交公粮，所剩无几。我记得小时候大队书记先德细爹，他是我们的本家，住在桑树塆，他偶尔回来开社员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宁可低头求土，莫抬头求人。”我们全塆人在队长松平叔的带领下，在土地上做文章，精耕细作，提高粮食单产，见缝插针，每块田的田岸上都种上了吊岸豆。荒边荒角种上了高粱和红苕。改造荒地，水能流到的地方，改造为农田。桐梓岗、社山窝的金盆地、梁瓦径等荒地，经过几年的耕种，都变成了一块块熟地，种上了小麦、油菜、棉花。 附近塆的一位老人给我讲述了一个关于我们杨家人的故事： 古时，杨家有个叫杨贵武的人，某年开春时，背着行囊外出做茶叶生意，临行时告诉母亲，我赚了钱，就回家成亲，再买点田地。可是，第一年过去了，没有音信；第二年又过去了，依旧没有音信；十年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第十二年春上，杨家塆的天空飞来一只鸟，不断的盘旋，不停地叫着“贵武，贵武。”母亲高兴地告诉塆里人：“我家贵武有消息了。”果然到了年关，贵武发财回来了。据说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成家，也不是自己卖田卖地，贵武感念乡亲们对母亲的照顾，造了一栋一进三重的大瓦房，让杨氏所有人拆掉茅草屋住进大瓦房。 我无法考证这个故事的真伪。但我确信我们杨家人的勤劳善良、淳朴恋家、知恩图报。 听老人说，1949年以前，我们杨家住的是一进两重的瓦房，青砖灌肚的墙，一个大门进出，前面是大厅，中间是天井，左右两边是住着一排排人家，密密匝匝的。1958年冬天，全塆人借住在祭仓塆，全塆进行整体重建，一家由原来的一间屋子变成三间。 1974年冬天到1975年春上，在驻队的大队干部少清叔的策划下，全塆从原来的大塘边上全部往上搬迁到现在的地方，在上塆塘的南北两边，一撇一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八”字。 地少人多，劳动力富裕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弟弟、堂弟国良、堂弟冬青、族弟杨骏等一干年青人纷纷外出打工，他们继承着杨家塆先辈的勤劳善良品德，打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回馈家乡，堂弟冬青、族叔少利为主要出资人，全塆人出力出钱，绕着庙儿山修了两条进湾的水泥路。塆里的二层、三层小楼赶趟儿似的立起来了；像比赛似的，家家一台台小汽车开回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成为过去，享受着互联网的方便、快捷。庙儿山下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八”字塆，更是让散布在祖国各地杨家塆子弟们魂牵梦绕。族弟杨骏建了一个家乡群，一百多个乡亲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杨家塆。 杨家塆是风水宝地，各类人才层出不穷。先德细爹从1961年起，就开始担任大队书记，一直到1984年才离开岗位。几十年兢兢业业的工作，嬴得了乡亲们的尊重。我的父亲是方圆十几里赫赫有名的“博士”（木匠），至今人们提起他精湛的手艺，无不啧啧称赞。老人们说“穷莫丢书，富莫丢猪。”在我父辈那一代，穷，请不起私塾老师。王祠堂里有一个私塾，那是富家子弟读书的地方。直到土改时，父辈们才从扫盲班里学会了几个字，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了。塆里第一代真正读书人是少清叔和我堂兄荣华大哥了。少清叔初中毕业，就到麻城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后来成为国家干部。荣华大哥从黄高高中毕业，高考时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他是黄州中学的高级教师。我嫂子是黄冈水利设计院的院长。陈先平是我塆改革开放后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堂弟冬青、族弟杨骏、族叔少利，艰苦创业，成为杨家塆乃至石桥村的首屈一指的佼佼者。近年来，杨家塆的子弟们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十年寒窗，陆续从杨家塆走进了高等学府，走向了广阔的天地。 少小离家四十载，家乡美景入梦来。我回到杨家塆，我看见已淤积得很厉害的上塆塘、竹塆塘，淤泥清理干净了，塘扩宽了。走在熟悉而陌生的塆里，我脚步轻轻，话语轻轻，我怕惊醒了安睡于地下多年的母亲。 那年 那路 那车 临下班，调皮的雨水迫不及待要跟你亲密接触。好在学校离家不远。伞上雨点高低错落，奏出一串串水灵灵的音符。我走在街上，此时的心情像是闲散的旅人。想起了那些年那些车行过的那些路。 一晃进入了花甲之年，回望五十多年的从石桥杨家塆，到快活小集镇，再到散花老街的亲身经历，感到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是在快活中学读的小学五年级。快活中学在天然公社所在地——快活小集镇，因此也叫天然中学。学校背靠一个小山包，水渠在山包下蜿蜒向西，那是白莲河东干渠的一条支渠。学校东边原来是一块低洼地，1958年修水渠，填了十几米高的土方，修了一条200多米长、四五十米宽的送水堤。送水堤的西头是学校，东头是天然公社所在地。送水堤北边有粮站、食品组、供销社。供销合作社的门前，有一条公路，那就是老浠散公路，快活小集镇正好在老浠散路的中点。 我到快活中学读书，第一次看到公路，第一次看到公路上跑着的汽车。中午放学后，我们借故去合作社买东西，实际上是为了看车。老师反复叮嘱，千万别到马路上去玩，危险。我很疑惑，明明是汽车跑的路，为什么叫马路呢？ 我家离快活有六七里地，我上学时，先经过桑树塆或流血山走一两里的田埂到星光大队（现在为月畈村）才能走上大路，道路是泥土路，雨天一路泥浆。那时上学全靠两条腿，雨后道路坑坑洼洼，泥浆裹着雨水，一步三滑，蜗步难移。上下学全身湿漉漉的。 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叫我和弟弟挑几十斤小麦到浠水城关去换面，冬青他父亲也叫他去，我们三人刚好同行。弟弟才十岁，我们攥着各自父亲给的五元钱，挑着小麦走到快活。冬青说，我们搭车去吧。我在前两个月，跟几个婶娘一起去换过面，根本搭不上车。我建议还是走去，回来再说。冬青说，远路无轻担。我说，慢慢走吧。过了造册桥，还好，弟弟没抱怨。到了方郭，弟弟说，我有点累了，等车吧。我叫弟弟匀点小麦给我，我们边走边等车。走过丁司垱，一直走到分流铺，没看见客车经过。到了芦河，我们就看到县城了，仿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走到土门面粉加工厂，换了面，我们三个孩子瘫坐在地上。弟弟说，我确实走不动了。我叫弟弟在土门守着，我和冬青去车站买票，车站里人山人海，每个售票窗口，密密匝匝的等着买票的，队伍站到了车站售票大厅的门外，我们沮丧地返回土门。我们每人吃了一碗面，喝了点水，休息了个把小时，冬青说，我们还是走吧。我们挑着面走过芦河，刚过分流铺碰上了冬青家的一个亲戚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我们连人带面，带回到了快活。 五年后，我回到了快活中学教书，从塆里到快活修了一条土路。父亲帮我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周六放假回家，周日上学，我可以骑自行车了。路况有了很大的好转，路面上铺上了石子，不算很平坦，至少不是泥泞，只是时间久了，就会被逐渐多了的车辆轧出大大小小的坑，骑术再好，也无法做到从容前行。有了自行车，乐得屁颠屁颠的，星期天，骑上飞鸽去浠水县城，去黄石购物，当然以书籍居多。假期，跑得最远的地方，到过黄州，也到过白莲河水库，飞鸽伴我来回。 那年秋天，父亲病了，叫我带他到黄石一家医院去看医生。我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和父亲到快活搭车去黄石。我和父亲走到快活合作社门前等车，等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到了一辆客车，我和父亲拼命的挤上了仿佛浓缩了的铁皮箱里，沿途的乘客挤上挤下，满满一铁皮箱，挤得人无法动弹。到了散花，我和父亲从铁皮箱出来乘船过江，到上窑找到了黄石一医院。医院里很冷静，我让父亲坐下休息，我去挂号，挂号的冷冷地说，医生下班了，下午休息，明天再来吧。父亲很失望：“你明天要上课，你回去吧，我到你尚尔姑家去歇，明天再来看病。”我知道，尚尔姑是我大伯父的妹妹，姑爷姓王，老家郭畈王家塆的，是1958年来黄石当工人的，他们家就住在上窑一医院附近。中午，我就在医院旁边的餐馆里要了两菜一汤吃了中饭，父亲很高兴。他说，那盘蒜苔炒肉片是他吃过最好的菜。 1984年国庆节前，父亲的病了，胸口闷。二姐夫、二姐和弟弟、大妹用板车把父亲送到马垅卫生院住院。大概过了五六天，父亲的病加重了，胸口闷得慌，我和大姐、二姐商量，叫了一辆救护车，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急救。临行时嘱咐弟弟第二天送住院的生活用品。在医院里挂号，我用我唯一值钱的手表抵押，父亲在急救室呆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中午，医生神色凝重的告诉我，你还是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回到学校，东借西挪400元钱，结清了医疗费，换回我的手表。我骑车，弟弟坐在后架上，提着带来准备父亲住院的煤油炉子、面条等用品，回到塆里，在塆里找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叫上司机，叫了几个劳动力，准备一张竹床做担架，去把奄奄一息的父亲接回。经过一番折腾，父亲竟然奇迹般的活过来了，直到1985年9月10日才去世。 后来，每当放假回到家里，就发现塆里的小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乡下的别墅在这头，城里的公寓在那头，连接两头的是那一辆辆汽车，城里的道路自不必说，花木扶疏，路灯林立；村庄里也修起了水泥路，安装了路灯，我们再也不望路兴叹，望车兴叹了！ 那时 那人 那学堂 1966年元宵节刚过，父亲就把我送进了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在星光大队与凤凰大队（后又叫朝阳大队）之间的荒山上的一栋土砖房。这个学校严格来说称不上个学校。没有操场没有校门，更没有围墙。这栋土砖房，坐西朝东，房子前面一块空场，空场下面是一块农田，农田下方有一口水塘。房子背后是一个小山岗，长满了茂密的杉树，其余三面被农田包围着，水塘往东隔着一垅的水田，有一条向南流的小河。大人们说，这个地方叫林祖。 学校离家不很远，走过桐梓岗，过了石桥，顺着小河上游的田畈走一两里地就到了。学校东边与天然公社只隔着一垅田。那时，我们听说什么“革联”呀，什么“八一八”呀，什么造反派呀，什么保皇派呀，偶尔也听到很大的声音，高年级同学说那是打枪，也听说某某书记被造反派抓住了，公社的电话员吴长青被八一八的用枪打死了。 《浠水县志》载，1965年全县有公办小学130所。我小时候读书的这所学校是不是这130所小学其中之一，不得而知。今天，我猜想，我们这个学校很可能是董河小学的一个教学点。 学校有三间教室，分小学低年级三个年级。教室里课桌摆成三列，每列四排。中间一列，两边靠墙各一列，中间是学生的两个过道。教室后面还有一大片空地，对于当时大多数瘦削的孩子来说显得很空旷。 教室前后有两个门，后面墙上有两个小小的窗户，不管春夏秋冬都敞开着，那时连一块塑料布都难找，更不用说装上玻璃了。屋顶是青瓦盖的，到了夏天，教室后面空地的屋上破了一片瓦，雨滴落在教室里，有些光着小脚丫干脆玩起来泥巴。 我们没有课间喝水的习惯，也没有人从家里带水，确实口渴了，就到教室前面的水塘里捧两口水喝。老师大声喊叫：“别落塘里了。” 学校有两位老师，一位叫董凤山，一位叫李光西。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在我的印象中，董老师好像年纪大点，显得苍老，李老师比较年轻。他们的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那好像是文化人的标配，当然了，那时只要上过几年学，也能自称读过书的人。那时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一天三节语文课、两节算术课，上下午轮流着。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一年级开头的几篇课文分别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李老师在黑板画着小鸭子教我们数数。我们的作业在学校当堂完成了。到了1968年秋天，父亲在家做了一个小黑板，大姐夫正在天然寺林高读书，每周带回白粉笔和彩色粉笔，父亲叫我写字。父亲是博士（木工），每天出去做上工，晚上回来叫我帮他记账。哪天在哪家干什么，到年终好与人家结账。我认字不多，确实不会写的字父亲叫我画圈。我想到同音的字，就用同音字代替。那年，我堂兄荣华大哥黄高毕业了，就在学校里教高年级。我每天上下学要从石桥经过，那时石桥破损严重，一孔上有两根红砂石条，另一孔上只有一根。大哥带着我上下学，总是照看着我安全过石桥。 1970年春天，我读四年级，大哥就把我们带回了新建大队的学校，在大队的油面坊里上课。这里更不能说是学校。我塆后的庙儿山北边是大队部，大队部的油面房就是我们的教室。 《浠水县志》载，1969年全县128所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到生产大队办。新建大队的老师只有我大哥一人，有四个年级的学生。 我们三四年级教室是进油坊旁边的一间揉面的作坊里，三四年级的学生围坐在宽大的揉面板两边，三年级五个学生，四年级四个学生，没有一个女生。我大哥笑着说“你们八大金刚多一个，十大元帅少一个”，油面坊正屋是一二年级。还是语文、算术两门课。我大哥先安顿好一二年级小孩，再给三年级上课，布置了三年级学生作业，然后给我们四年级上课，把我们三四年级都安排好了，再分别给一二年级上课。那时没有课程表，也没有时间表。没有上下课的钟声，时间全凭老师自己掌握。老师和学生配合得很默契，似乎互不干扰。我大哥性格和蔼，喜欢说幽默的笑话。学生们上课有点小动作，开点小差，作业做错了，书背不了，他从来不生气，不打骂，只是偶尔扬起手做要“啄栗包”的样子，但手从未落下。大家上课的时候一直处于一种放松和愉悦的状态。大队部门前有一块空地，大哥指导我们三四年级学生开出一块菜地，大哥教我们种上了白菜。有个星期天，大哥带着我到官塘大队的潘家细祠堂去看官塘大队的小学。 我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多年了，每当感到自己工作压力大，我就想起着那个时候的大哥，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就像一台不需要加油的机器。大哥的辛劳，让全大队几十个孩子摆脱了文盲的命运。 那时候要是能有一个军绿色的军用书包是值得炫耀的。我们大多数都是家里做衣服多出的布料缝成的。我的书包是用军绿色布料做的，我大姐用红绒线在书包盖上绣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书包里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书，二姐帮我找了一个装葡萄糖针剂盒子，给我做文具盒，装着钢笔、铅笔、削笔刀和橡皮擦。四年级要学珠算，三姐夫带我到福主街上买了一把算盘。我天天上下学，背着书包和算盘，一跑起来，算盘和书包不断撞击声响。 大哥在给一二年级上课时，我旁边的一个潘姓同学很神秘的告诉我，他说他去快活中学去玩，发现老师教了一个字，就是括号背靠背，他边说边用笔在纸上写着，说这叫“爱克斯”。 放学路上，我问大哥中国字有几多，大哥说你去买本字典看看就知道。我问哪里有卖的，大哥说彭思的书店有。晚上我向父亲要来两块钱，星期天一大早，我准备出门，大姐笑着问我，你找不找得到彭思？父亲说路在嘴上。我攥着父亲给的两块钱从家里出门了，走过桐梓岗，走过石桥，进入了新民大队，刚好遇上了一个人，我怯生生地问：“同志，到彭思桥么走？”那人问了我父亲的名号，他说，你不能叫我同志，应该叫我表叔，他说他也去彭思桥买东西，刚好带我去。我问表叔到彭思有多远，表叔说有十五六里路。表叔带着我从董河过了界岭，就进入了蕲春地界，表叔说界岭一个塆分两县，一边是浠水的，一边是蕲春的，还说到了彭思的来历。 过了彭思桥，到了彭思老街，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逼仄的一条古街，石板路，路的两旁密密匝匝的商铺，商铺前面卖柴的、卖菜的沿着石板路两边一字排开。表叔帮我找到了书店。他告诉我，自己要回不去，等他事儿办完了再说。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一块一。我看还有钱多，买了一本《现代汉语小词典》，七角。又买了两个本子，刚好两块钱花完了。 我没有找到到表叔，一个人按原路独自返回，来回走了三十多里的路一点也不觉得累。大哥教我查字典的方法，什么部首查字法，什么笔画查字法。那时候没有学习汉语拼音，不知道音序查字。大哥说，你查到一个字，上下字读音差不多。我在大哥家里找到了一本《毛主席诗词》，依靠字典，我能背诵毛主席的十七首诗词了。帮父亲记账再也不画圈了。 我回到家里，把字典从头找到尾，也没有找出那个括号背靠背的“爱克斯”。这两本工具书一直伴随我高中毕业。 
杨毅，男，浠水县散花镇初级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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