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万历二十二年，刑部给事中杨东明上疏明神宗朱翊钧，描绘河南地区的发生的灾荒情况，《河南通志》有载： ......经大雨数旬，平地水深三尺，麦禾既已朽烂，秋苗亦复残伤，且河决堤溃，冲舍漂声，沃野变为江湖......民乃既无充腹之资，又鲜安身之地，于是扶老携幼，东走西奔，饥饿不前，流离万状，夫妻不能相顾，割爱离分，母子不能两全，绝裾抛弃，老羸弱方行而辙什项刻身亡。......投河者葬身鱼腹，自缒者弃命园林，凡此皆臣居乡时闻且见者也。  洪灾场景 万历二十二年，中原灾荒万历二十一年，河南大部，山东，江苏局部，因黄河决口，遭受洪涝灾害，中原地区变成一片泽国。万历二十二年，水灾之后，随着民房的损坏，粮食作物的绝收，中原地区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饥荒。 中原地区各府州县纷纷向朝廷上疏，请求帝国中枢立刻着手赈灾。杨东明甚至还另作了《饥民图》御呈于上。神宗在看完画作之后，为之动容，下令朝廷全面动员救济中原灾民。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灾害较为严重的王朝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万历朝，就发生过大小水灾156次，旱灾85次，地震183次，雹灾45次，瘟疫42次。  旱灾 河南地区，因为坐拥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水系，故而洪灾频发。仅万历朝，河南地区黄河决口就达十次之多。 洪灾之后，往往就是随之而来的饥荒。大批饥民流离失所，去他乡乞食。因为食物的短缺，又引发了人道主义灾害。事实上，万历二十二年的这场饥荒，在大明朝廷开始重视起来之前，灾民中已经出现了“割死尸，杀生人而食”的可怕现象，穷苦灾民典卖妻女，只求换取几升斗米的事，更是时刻都在上演。 “人相食”和大批饥民饿殍的出现，还导致了公共卫生问题，致使灾区出现了瘟疫流行之迹象。又有大批没有出路的灾民，为了求存，不得不聚众落草，占山为匪，打家劫舍，甚至演为民变，严重破坏了灾区的社会秩序。  民变场景 万历二十二年的中原地区灾荒，是由洪灾引发，而导致的流民饥民遍地，饿殍遍野，瘟疫流行，民变频生的重大政治社会事件。 自古以来，河南因为靠近京畿，为天下安危之所系。如果中原地区一旦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势必会波及京畿地区，甚至直接切断王朝的生命线——漕运，演变成一次足以摧毁大明统治的农民运动。 救灾，刻不容缓。 钟化民救灾——明代教科书式的救灾典范钟化民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比较陌生。《明史》有钟化民传，其最大的功绩，就是代表大明朝廷主持了这场中原的救灾。 朝史暮想写了明代众多的帝王将相，封疆大吏，却很少从一名基层官员的视角，去解读那些每天沉在一线，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的官吏。而钟化民卓有成效的救灾工作，堪称晚明最经典，最成功的一次政府救灾行为。  明代官员 钟化民以光禄寺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身份，赶赴河南，主持救灾工作。《赈豫纪略》记载： 公去仪从，选捷骑，素服驰巡，昼夜寝食鞍马间，随行止精力胥吏六人。不两月，巡历各州县，所至止食厂粥，禁供给，不坐公署。随地问民疾苦。 钟化民带着六个精干的官员，在两个月时间里，身影出现在灾区各地，在一线指挥救灾。我们一起看看钟化民做了什么。
立厂施粥是古代救灾时，在钱粮有限的情况下，耗损最低，受益面最广的应急措施。此举能够直接解决灾民的温饱问题，保证基本限度的生命安全。 钟化民设立粥厂，每天施粥两次，每次每位灾民大概得到两勺量的粥。为了防止灾民重复领取，钟化民为每个前来的领粥的灾民登记造册，做成身份标牌，写明其籍贯，姓名和具体的领粥点。 对于受灾较重地区的灾民，钟化民要求粥厂设立的时间足够持久，以保证灾民能够熬到麦熟之时；对于受灾相对较轻地区的灾民，钟化民在短暂地设立粥厂之后，便发钱赈救，希望他们能够尽早回到家乡，重建家园。  老照片 灾区粥厂 在粥厂的选址上，钟化民针对各个地区的受灾程度和灾民的分布，提出“宁移官就民,勿劳民以就官”的观点，即宁可让官吏辛苦些，也要尽量减轻灾民的劳顿。 粥厂的管理人员，全都是从乡民中选出的“富而好义者”，并由各地州府隆重地颁发聘书。如此保证了粥厂管理人员选拔的高标准，也加强了其荣誉感和责任感。 施粥之举，在第一时间挽救了挣扎在垂死边缘的大批灾民。
所谓赈银，就是发银子，发钱给灾民。 对于那些离家乞食的灾民，钟化民鼓励其回家重建家园，并且给予“散银”。对于不方便来粥厂的灾民，亦同样给予钱财上的救助。 灾区有读书人。很多读书人秉持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顽固思想，把自己去粥厂领粥视为奇耻大辱。所以他们居然愿意饿死在家里，也不去粥厂。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非常可笑的一套理论，在当时却被读书人视为关乎生死的”气节“。 钟化民也是读书人，他明代这些书呆子的想法。于是，钟化民就让当地主政官员，或者自己亲自上门，送上赈银。而且还得强调这是当今天子的赏赐。打小被忠孝思想熏陶的读书人，一听是皇帝的赏赐，感动得痛哭流涕，并且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赈银。 受灾的，除了这些百姓，还有一批宗室。大明朱家，经过两百余年的繁衍，已经发展出了庞大的宗室群体。从明代中期开始，由于财政的困难，和宗藩人数的迅速增大，国家财政已经无力保证一些“远亲”能够体面地生活。  朱元璋 像 而朱元璋规定，这些宗室子弟是不允许当官或者从事其他职业的。于是在这次荒灾中，有大量受灾的贫困宗室子弟受灾，并且生活无着。《赈豫纪略》记载了钟化民给明神宗关于此事的上疏： 臣入中府,宗室一万四千六百余位皆称贫乏。臣仰体皇上笃厚同宗之仁,分别贩济。共散过银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六两二钱九分。 这么看起来，这些宗室也是真的可怜，拢共也就拿到两万多两银子。要知道后来神宗的幼子福王就藩的时候，几乎是搬空了一半的国库。 散赈银作为设厂施粥的配套手段，提高了赈灾物资款银的利用率，体现了救灾手段的灵活性。
每当有大的灾害发生，对于灾民的登记管理工作便显得非常重要。一则，对灾民的分类审查，可以最大限度地对灾民进行统一管理；二则，可以得到最真实的一手信息；三则，可以预防一些游手好闲之人，混入灾民队伍，造成救灾物资的浪费，和救灾秩序的破坏。  老照片 清末灾民 钟化民命令各地州县一把手，亲自走访审查灾民受灾情况，以受灾等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并且根据灾民的具体情况，在救灾中分别对待，做到了物尽其用，充分利用了救灾物资，同时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秩序。
大灾之时，灾区人心必定浮动，社会秩序也肯定受到冲击。而封建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安全，往往会加强刑罚的管理，甚至发生很多不必要，可以规避的误会。 钟化民在灾区强调宽刑罚，对于受灾的中下贫苦百姓给以多一点理解和体谅。 对于在灾区发生的一些小的治安案件，政府就直接不予授理。不要觉得这个做法破坏法治。要知道，在政府机构所有部门都忙着救灾的时候，一些微小的，没有引起大骚乱和舆情的案件，在诉讼上进行限制，能够显著节省行政资源，提高救灾效率。而明代一些严苛的刑罚，往往都会有连坐，从而引发更加繁杂的诉讼。  古代衙门 诉讼大堂 大规模的灾荒容易导致那些生活无着的灾民发生民变。很多灾民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其初衷绝大多数也不过是为了一口饱饭。钟化民非常理解这些灾民的苦衷，对于这些沦为匪寇的灾民，以安抚遣散为主。钟化民曾经几次单独前往“匪巢”，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知其朝廷的救灾政策，且强调既往不咎的态度，成功地让这批“灾匪”放下武器，就地解散还乡。
大灾之年，往往伴随着重大的疫情发生。 为了防止出现不可控的重大疫情，钟化民首先收殓了大批暴尸荒野无人理会的灾民尸骸。接着利用在各地设立的惠民药局（官办药局），对灾民进行诊治。并且专门从救灾款里拨出一部分，用以医务人员的招聘和药品的采买。此举大大保证了灾区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对于大批灾民的聚散地，钟化民提倡小股分散安置，避免因为灾民的大量聚集，而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  老照片 灾民
明代政府规定禁止人口买卖。但是在大灾之年，很多灾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变典妻卖女，朝廷也知道无法杜绝此类现象。 但此举势必造成家庭的人伦悲剧和社会混乱。钟化民曾经形容过这样亲人骨肉分离的场景： 中州割人食肉，至亲不能相保。苟图活命，贱瓷他人，妻季跟随后夫，寸肠割断，子女飘零异域。五内倾颓,原非少恩,实出无奈。 字字揪心，句句悲情。被卖的妻子跟在买主身后亦步亦趋，三步一回头地望着原先的丈夫；子女被买走后，自此天各一方，无望再见。 钟化民提出以官府赎买的形式，把被典卖的人口赎回，送归其家。一方面，发动政府的力量，寻找被贩人口下落；一方面，从救灾款项里拨款专门用于赎买；同时，鼓励民间富户善心者，集资赎买。  灾民 剧照 在钟化民的努力下，于这次大灾中，共赎回四千多被典卖的人口，使其回归家庭，为灾民家庭的圆满，消除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灾区的秩序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钟化民明白，不论是散发钱款，还是设厂施粥，都只是一时应急之策。要想让灾民长久无忧，灾区彻底恢复稳定，就必须让灾民今后的生计有着落，不论是迁居他乡还是重归故土，灾后的重建，发展生产是重中之重。 钟化民以“工赈”的方式，一面救灾，一面着手重建工作。钟化民让灾民参加朝廷的公共建设工程，如灾区的修城，筑堤，建桥，疏河等。既可以让灾民获得报酬，解决了灾后的生计问题，又能完成公共工程，可谓一举两得。 钟化民专门采买了一批种子和耕牛，用于灾后农耕生产的恢复；在得知部分灾区缺少创收项目时，钟化民经过亲自实地调研，从纺织造衣，到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从派遣技术指导，到终端销路的帮扶，钟化民俨然是当时大明最杰出的“扶贫达人”。  经济作物 棉花 除以上之外，钟化民于救灾期间，在官员队伍进行肃贪惩腐，从防灾救灾角度对仓储制度进行革新完善，利用经济杠杆平抑米价，教化灾民等方面，都颇有建树。 毫不客气地说，因为钟化民一系列适当，及时且富有成效的举措，极大地保护了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缓解了灾区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亦为灾后重建，民风的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钟化民这次对中原灾荒的一系列救灾举措，堪称晚明时期最成功的救灾典范，亦为后世留下了积极的借鉴意义，影响深远。 大明最后一次富有卓效的救灾之举在我们对钟化民救万千民众于水火的举措投去敬仰的目光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救灾的卓有成效，是建立在大量物质基础之上的。 白银 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对中原地区的救灾，是晚明最后一次成功的救灾？ 其一，明代对于防灾救灾体制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 其二，此后，大明帝国因为各种内忧外患问题，在遇到大灾之时，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撑类似的救灾项目。 事实上，这次的救灾，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财政问题。明神宗初期对于河南灾情的不予理睬，除了其长期的习惯性怠政外，亦深知当时国库空虚，文官集团势必要求其从内库出资补贴政府的救灾项目。 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的确如此。在看到杨东明的《饥民图》之后，神宗意识到灾情的严重，决定救灾。当时神宗已经在通过向全国派遣矿监税使圈钱，他内库的情况相对而言比国库要好一点。但为了应对中原这次的荒灾，亦要鼓励后宫女眷捐资。 明神宗 朱翊钧 像 当时两宫太后捐资三万两，郑贵妃捐资五千两，其他女眷亦有所捐赠。时人内阁首辅的申时行，更好带头捐献俸禄，并且号召同僚踊跃捐款。 朝史暮想由此可判两点： 第一，此次对中原地区的救灾，整个大明朝堂都众志成城，竭力救灾。 第二，此时的大明帝国，财政状况已经非常糟糕。 所以，万历二十二年，朝廷对中原地区的积极救灾，也如同大明朝的国运般，是消逝前最后一次的闪耀。 结言万历二十二年的这场中原荒灾，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害，但在应对上，却是明代晚期最为成功的一次救灾。 此次救灾，共惠及灾民四千六百五十余万，极大地稳定了万历朝的社会秩序。毫不夸张地说，因为神宗及整个朝廷中央对此次灾荒的重视和上下齐心，竭力地提供大量粮款保障，再有如钟化民等官员在一线主持，始才没有酿成大祸，避免了类似崇祯朝时流寇四起，足以覆灭整个王朝的巨大社会动荡。 崇祯朝 李自成 画作 但，明朝灾害频发，俨为历代之最。其特点为数量多，影响大，频率高，严重损害了大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加重了大明的财政压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亦为明朝最后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尽管对于这场灾荒，朝廷应对得法，但依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进一步掏空了本就拮据的国库，其对明朝之后的朝局，亦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而后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除了对灾民悲惨遭遇的同情外，也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珍惜现在安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借鉴先贤在防灾，救灾上的积极经验，更要记住那些在危难来临之际，为了底层民众劳苦奔走的英雄和奉献者。 朝史暮想认为，我们读历史，看的是我们民族的过去，思考的是民族的未来，指引的是我们当下。 参考资料：《明史》，《赈豫纪略》等。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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