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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茶入藏，直接影响了四川边茶的销售。嘉庆年间，行打箭炉的边引十万零四千四百余张；到光绪十九年后，减至八万张，即从年销一千二百多万斤，减到九百多万斤。 赵尔丰是清末经营川边的得力干员。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他奉派平乱，后任川滇边务大臣。 赵早有为朝庭筹边的远大抱负，留心结识驻藏官员，十分注意边疆情势，具有丰富的康藏知识。为固西陲，他曾上“平康三策”， 主张设置西三省，“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 巴塘平定，他即大刀阔斧“改土归流”。 赵经营川边，正是在英帝大军侵藏之后，英印商品、尤其是印茶不断倾销西藏之际。他即把整饬边茶，抵制印茶销藏，作为经边的重要措施之一。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六月十五日，他将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为抵制印茶致外务部的电报，札建昌道转令邛州等县茶商，要其筹商抵制印茶办法。 张荫棠的电报说：“英人要求印茶入藏，旧约所许，新约更难抵制。现闻印商大集公司，仿制炉茶运藏零售。三埠既准通商，不准运茶，实难措辞。印茶无税，路捷；炉茶运难，本重，万难相敌，炉税将日绌。且川民岁失茶利数百万，商上（即西藏地方政府）岁放茶商债有千万，藏亦不愿印茶搀夺，然苦无法禁阻。再川素禁茶种入藏，藏亦不知自种，因得垄断居奇。今商战交通，物穷必反，藏人赴印度、汉口等处均能运购川茶，幸现仍喜嗜川茶，若设法利运，零售便民,庶炉茶数百万之利，或有可保。并准茶种入藏，教其自种，亦免利权外溢。”在转发这通电报时，他告戒茶商们：“印茶入藏销售，载在十九年藏印条约......现照新约开埠通商，再行阻用印茶，势难做到。惟炉茶受损，究应如何设法维持之处，希速统筹。茶为川商大利，一经印茶充斥，商民必致交困危急虑。……应如和设法措办，方足以资抵制而挽利权，并速禀复。” 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七月二十三日《赵尔丰电复外务部拟设立公司以抵制印茶》中，又指出：“炉茶入藏，为川省商务大宗。近年以采制不精，且多搀伪，行销已减色。……现在印茶既经照约通商，万难阻止，事机逾迫，抵制尤不宜迟。…….拟先设立公司，招商集股，如尚不足，助以官帑。其整顿维持之法，则以精采制、禁搀（掺）假、轻成本、便运道、革正税以外之一切陋规杂费，暨布种入藏，联络主持茶务之商上为要点。” 不难看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面对这严峻的情势，有种强烈的紧迫感。他指出：“茶行销西藏，为川省一大利源。而印茶种植之繁, 焙制之精，运输之便，立一绝大公司，论商智，团商力，以困我茶商，夺我茶利，若不设法抵制，势且侵侵东下，不独失我西藏之大销埸，亦将摇我炉边之根据地。” 在坚决抵制印茶，以保川省大利的思想指导之下，赵尔丰推出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改革举措。 他认为“商战时代，非公司无以为竞争，而组织公司又非股分无以为基本”。面对这严酷的商战， 首先采取了以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抗的策略。由雅安茶商李万成、名山茶商王恒开领头，联合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州五县茶商，从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二月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积资三十三万五千两（计划五十万两），于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四月，在雅安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商办的“边茶股分有限公司”，并在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昌都）、界姑（青海玉树）设立了五个售茶分号；又在邛州、天全、荥经、名山等地设立了制茶处；在清溪（今汉源）县的坭头设立了转运处；在嘉定（乐山）、宜宾等地设立了采配处。 官府也给“公司”以大力支持。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就咨边务大臣：“公司现甫成立，力尚薄弱， 主办虽由商人，保护尤赖官力。以后颁引缴课，概归公司直接，不由各州县颁发，俾免索费用，轻成本，而利行销。”给予不少优惠政策。 在筹建公司的同时，赵尔丰即派巡检郭士材于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十月起程赴印、藏考查茶务，了解印茶输藏及川茶销售情况。指出：“此次派员出关前赴印、藏调查茶务，关系边茶公司全局。其调查必以慎秘精细，不惮艰险,务得其情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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