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扬个性，发《诗经》所未发。《诗经》中少有抒发个体情感的作品，到了屈原手中，个体的感受迸发突进，虽也多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表现个人悲愤激烈的情感，但不可否认其中所体现出的诗人的精神与气质，较之《诗经》有了长足进步。 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说，屈原所属的长江流域文明，因为自然环境与资源较北方丰富，生存压力不大，因而人们不会过度的崇群体而抑个体，所以独舒个性的文风得意体现。各种风格直接被李白所承接，为我国文学增添了个性的万千气象。 第二，描写中凸显文学审美的意蕴。在屈原的作品中，不管是在《招魂》中对四方恐怖境遇的描写，还是对现世美好生活的描绘，都更加着重了文辞的重章叠华，因而文学的审美性得以体现。这是《诗经》所谓的“美刺”所忽略的地方，单方面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的劝喻，因而审美性发展不足。 屈原作品的审美性直接影响了汉初体物大赋的形式与内容，文辞之铺陈，辞章之华丽，皆因审美功能的提出而起。 第三，继承了《诗经》，象征、比喻、对比的手法，并有发展。我们说《楚辞》是楚地方文化为主，黄河流域文化为助的文化结晶，尤其是《诗经》的文学手法，得到了屈原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主要体现在象征及对比的深度增加，加强了情感的表达。 第四，作楚声，体现楚地文化特色。《楚辞》毕竟首先是楚地文化的产物，因而它不可避免带有楚文化的特点，巫祝文化的背景，不同于诗经四言体的楚辞体，更加张扬的个性等，无疑为中国文学的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言诗的出现，文学审美性的凸显，无一不与此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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