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年，我们飞赴罗马破解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底层逻辑，驰骋西北还原中原与草原的互构，坐拥西安复盘周秦汉唐的兴衰与更迭。
这一次，我们再次邀你与学者们同行，把目光转回“自身的自身”，沿湖南-江西-陕北这条你熟悉又陌生的路线，重入中国共产党破解现代中国种种难题的历史现场，回答星星之火何以燎原，探寻现代中国何以起源。
01.历史叙事：现代化抑或革命？
从1840到1949的百年，是“现代”中国的开端。提及如何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如何看待近代运动的屡“战”屡败，一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西方的探索史。从购置洋枪洋炮，到建立共和制度，再到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渐次深入。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彼时中国的必然之路、补课之路、追赶之路。只不过囿于中国传统内在的痼疾，路程分外艰难曲折。另一派则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更是一部沉重的屈辱史与斗争史。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独踞东方、辉煌灿烂，实因西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无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因此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中国走入历史的新纪元。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交替缠绕地塑造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但用社会学的观点看，这仍是一个“停在表面”的理解。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实质在于：作为后发国家，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是“旧”已破而“新”又未能妥当建立的“总体性危机”。政治方面，对外无主权之独立，对内难抑军阀之割据；经济方面，小农经济破产、工业化进程缓慢；社会方面，传统组织几近解体，新的组织形态尚未成型；思想方面，旧观念（帝制、家长制）被打破，然而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个体意识觉醒并没有带来国家富强，不仅如此，整个社会陷入到观念冲突的迷茫状态，道统不再，人心失序。解决这个“总体性危机”，需要一个系统性方案。近代以来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与知识精英都曾经给出自己的方案，而中国共产党的方案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总体性危机。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革命的道路，最终成功解决和应对了中国亘古之未见的系统性危机。由此，系统性危机的解法，造就了现代的中国，造就了现代的我们，也就成了我们今天生存与生活的默认条件和逻辑，是我们“自身的自身”。重新理解它，才能真正理解现在的中国和现在的我们。我们很容易在历史书上找到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答案，但须知这个最终版本的答案，其形成也历经百转千回。它在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复杂的中国社会结构，它有着以科学的理论与意识形态为指引，同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乡土社会根基之中，并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渐渐发展成为一套系统性方案。这一方案发源在湖南，在苏区时期（闽粤赣地区）开始了最初的实验，最终在延安时期臻于成熟。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创立之初，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历史局面？维新派、洋务派和改良派均没能取得完全意义上的“成功”，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提出了应对之策？国民党从未有能力动员起底层民众，中国共产党如何形成了自身的组织模式，以动员起底层人民的力量？蒋介石集团内部各路军阀派系尾大不掉，共产党又是如何做到内部的统一领导的？
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考察中，去一一发现其答案。
什么是“星火”？一百多年前，面对着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到了支离破碎的系统性危机之中。不同的政治力量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但终究陷入到未完成的“现代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最终给出了应对总体性危机的系统解法。其实所谓星火，就是理解“系统解法的发生学”。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现代中国的星火。对“星火何以燎原”的回答，不是做知识上的补白，而是在我们理解自己，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究竟从何而来。做一个整全的中国人，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这是必须面对与回答的问题。在此次学术考察中，孟庆延、李筠两位学者将与所有同行者一起回到中共早期革命实践的历史现场，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面对系统性危机时给出的解法与应对之道。探索构建现代中国的尝试，在湖南发源，在江西初步实践，并最终在延安走向成熟。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社会系统性危机的尝试中，湖湘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将“经世致用”的思想进行了阐发并具体落实，李鸿章继承了他的思想，以“中体西用”为路径尝试进行清末改革，而毛泽东等一大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湖湘革命者更是以政党的方式开启了社会革命与政治变革。
重新回到湖湘之地的历史现场，了解湖湘革命者如何认识这场系统性危机的，又是如何在最初尝试以“组织”的方式重构国家与社会的，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起源的开端。
从朱毛红军会师开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始进入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以毛泽东、朱德为核心的红四军在闽粤赣地区开创了有着相对稳固边界的苏区政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围剿”，并初步建立了有着严明纪律的组织系统，通过推进土地革命进行着革命的大众动员，实践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尝试。
那么，当时的毛泽东等革命者，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在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势力以及党内不同路线的诸多压力之下，展开革命斗争，并逐步形成了应对总体性危机的系统性解法的呢？理解1927-1934年的苏区革命实践，是我们理解“道术如何一统，星火何以燎原”的重要历史场景。
在延安时期，经历了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全力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征程中，另一方面也开始系统化地总结过去革命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解决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一系列做法开始系统化与制度化，并通过一系列的组织机制将理论纲领与意识形态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与内心深处，完成了革命的大众动员。这一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亦是一个成熟的政党系统地解决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的实践过程。
充分认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日臻成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何以可能”的关键一环。
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及组建新民学会期间，曾于岳麓山下读书学习，常与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在爱晚亭聚会，纵谈国家大事，探讨革命真理，寻求救国方略。1925年，他从广州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时，重游橘子洲，写下了《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是我国唯一一座全面介绍毛泽东生平业绩的纪念馆。东山书院则是毛泽东、谭政、陈赓等多位革命英年才俊的母校。新中国工会事业开创者李立三故居、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左权将军故居“左家老屋”活动发起人希望，参与考察的同行人，不一定要有相关领域的学养，但一定要有敏锐的常识感，有想要理解中国和世界的深切渴望。
学养带来知识，但知识只是对世界的意义和事实的特定对待，必有其自身难以克服乃至难以察觉的盲区。你在相关学养上的“无”，也许恰恰能够洞见到发起人的“有”的盲区，只要你能提出好问题，对发起人和同行者形成思想上的激发，就能产生属于大家的新的“有”。新的知识就在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来。冲击旧“有”，发现新“无”，共创新“有”，我们一起探索，一起发现，一起追究，一起积淀。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社会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近年来围绕近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转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著有《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的中世纪起源》、《西方史纲》、《罗马史纲》，另有论文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