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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食指：“相信未来”与“热爱生命” （二）北岛：“我不相信”与“我只想做一个人” （三）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与“理想使痛苦光辉” （四）顾城：顾城三部曲及其他 （五）海子：海子三部曲及其他 ◆诗人档案： 食指，男，原名郭路生，1948年生于山东。…… 北岛，男，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 舒婷，女，原名龚佩瑜，1952年生于福建。…… 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1993年死于新西兰激流岛。 海子，男，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1989年死于河北山海关。 ▼▼▼ （三） ▲诗人舒婷 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跟我来”）与“理想使痛苦光辉” 在朦胧诗中，北岛构成了其中的阳刚一极，而舒婷则构成了其中的阴柔一极。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二者对于“爱”的观念上：“爱”对于北岛来说是派生的、依附的和第二性的，是“战斗”的陪衬、调节；而它对于舒婷来说则是本原的、终极的和第一性的。“爱”的主题贯穿于舒婷几乎全部诗作中，尤其在代表舒婷诗歌最高成就的赠答诗和爱情诗中表现最为充分，形成一种基调。这里有对友人的友爱（《赠》、《春夜》、《秋夜送友》、《兄弟，我在这儿》），有对恋人的情爱（《中秋夜》、《心愿》、《致橡树》、《自画像》、《双桅船》、《赠别》、《礁石与灯标》、《“？。！”》），有对母亲的亲爱（《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妈妈》），还有对家乡的热爱（《还乡》）、对土地的热爱（《馈赠》）和对祖国的热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以及一部爱的合唱（《会唱歌的鸢尾花》）等等。 舒婷对于“爱”的理解是纯粹女性的。爱是生命的完全奉献，它是纯粹的自我牺牲： 尽管明白， 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 留多少给自己， 就有多少忧愁。 （《中秋夜》） 因爱而牺牲，为爱而牺牲，生命只有在走向死亡时才能变得更加美感、更加诗意： 现在，让他们 向我射击吧 我将从容地穿过开阔地 走向你，走向你 风扬起纷飞的长发 我是你骤雨中的百合花 （《“？。！”》） 把我叫做你的“桦树苗儿” 你的“蔚蓝的小星星”吧，妈妈 如果子弹飞来 就先把我打中 我微笑着，眼睛分外清明地 从母亲的肩头慢漫滑下 不要哭泣了，红花草 血，在你的浪尖上燃烧 （《会唱歌的鸢尾花》） 这种自我牺牲走向了一种心甘情愿的受苦受难。这里，诗人甚至把自己想象为诗歌的耶稣基督和普罗米修斯，自愿为人类承担一切苦难： 我钉在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任合唱似的欢呼 星雨一般落在我的身旁 任天谴似的神鹰 天天啄食我的五脏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妈妈》） “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 跟我来” （《会唱歌的鸢尾花》） 由“爱”而走向“牺牲”，由“牺牲”而走向“受难”，这正是舒婷的诗歌创作路径。最终的结果是：诗人已经接近宗教但却尚未达到宗教。她的“宗教”仍然是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不过是一种“爱”的宗教而已。在“大救星”的光芒已经黯淡的八十年代前期，“救世主”的意识尚未重新涌现。北岛、舒婷等人当时都是以所谓“大写的人”相标榜（北岛是一位“挑战者”，而舒婷则是一位“受难者”）。崇拜某个救世主或者以自己为救世主让别人来崇拜，对于舒婷来说是勉为其难的。但是，舒婷毕竟意识到了：即使对于“大写的人”来说，理想依然是疗治人生创伤的膏药，是抚慰人生痛苦的光辉： 理想使痛苦光辉 这是我嘱托橄榄树 留给你的 最后一句话 （《会唱歌的鸢尾花》） 为美而爱，为爱而死。为此，诗人必须拒绝一切干预自己生活的权威和大众，哪怕他们以“幸福”的名义来计划人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专制。我们不能为获得所谓幸福而转让自由，不能为获得所谓自由而放弃尊严。尊严优先于自由，而自由则优先于幸福。 在一些诗作（如《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和《会唱歌的鸢尾花》等），我们可以感受和体会诗人的这样一种高贵： 向 将要做出最高裁决的天空 我扬起脸 风啊，你可以把我带去 但我还有为自己的心 承认不当幸福者的权利 （《会唱歌的鸢尾花》） 但是，与其他朦胧诗人（例如北岛等等）相比较，舒婷诗歌是最为正统的，也就是说，是与主流意识形态最为相符合的。在一系列赠答诗和爱情诗中，诗人总在鼓励人们向前，激励人们向上。正像顾城所描述的，舒婷总像一个善良的大姐姐一样，不断哄着不满的和顽皮的小弟弟：“会有的”，“还会有的”，“会有的，会的”（顾城《希望的回归——赠舒婷》）。如果把舒婷的《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和《也许？——答一位作者的寂寞》）与北岛的《一切》比较，那么，后者似乎是消极的、悲观的和“反动”的，而前者则似乎是积极的、乐观的和“革命”的。舒婷诗歌的基本格调是“健康”的，因而她的某些诗作被褒扬、赞赏，甚至被某些课本采纳（被认为是表达健康爱情的《致橡树》和被认为是表达爱国主义崇高感情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均被作为课文），以至于起到了“教育下一代”的作用。这是她的幸运，也是她的不幸。其幸运在于，她较早地和较快地被大众承认了；其不幸在于，她更早地和更快地丧失了诗人的个性。 终于，“舒婷再也没有跃出过她自己的地平线”。[1]她没有走向颓废，而是走向沉沦——沉沦于日常生活中。后来舒婷几乎不再写诗，改为散文写作。舒婷散文是典型的“小女人散文”。 一个人是写诗还是写散文，当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究竟是“诗性”地写作，还是“散文化”地写作。舒婷的转变表明了，她的“诗性”创作变成了“散文化”创作。这是舒婷从一种有个性有深度的生活进入到一种大众化平面化的生活的写照，也是一般普通诗人走向“死亡”的普遍正常途径。 [1]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第17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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