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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哲学导论》引论

 新用户5189P0ZJ 2021-09-04

引  论

“哲学导论”,顾名思义,是一门将大家引导到整个哲学课程体系的哲学课程。因此,正如对于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对于“哲学”这门学科,“导论”首须回答一些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应当包括:

1.什么是哲学?

2.为什么学习哲学?

3.怎样学习哲学?

我们将这样三个问题称之为“三W(What、why、How)问题”。“引论”回答的也就是“三W问题”。

什么是哲学

“哲学”是现代汉语的一个词。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有“哲”和“学”两个字,但却没有“哲学”这个词。19世纪日本学者西周首次用日语中的汉字——“哲”和“学”两个字来指称从西方引进日本的一门学科;1896年前后中国学者黄遵宪首次介绍这一表述,用来指称从西方引进中国的这门学科。此后,哲学这个词就在汉语中出现了。在汉语中,“哲”意指聪明、智慧;“哲人”意指聪明而具有智慧的人。中国上古典籍《尚书·皋陶谟》借用大禹名义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孔氏传》解释说:“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民则归之。”[1]这两句话简要勾勒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从哲学中开出政治、伦理,乃至宗教。总之,“哲学”意指聪明、智慧之学。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这种聪明、智慧主要是指伦理—政治的聪明和智慧。

表1  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中的哲学词源

哲学传统(语言)

语词

含义

中国古代(汉语)

道(术)、玄学、道学、理学

形而上

古印度(梵文拉丁化拼音)

1.darśana

2.anviksiki

1.见:见解、思想、观点及有助于解脱的学科

2.察:探究的学问及逻辑

古希腊(希腊文拉丁化拼音)

philosophia

爱智(慧)

关于哲学学科定位,与其作高深的、烦琐的系统理论论证,不如让我们回到哲学原初状态中去。朴素的理念往往具有不证自明而又清楚明白的特性。在哲学清澈的、透明的活水源头中,我们可以体认哲学的精神,领会哲学的力量。

在希腊哲学传统中,哲学称为“爱智慧”而不是“智慧”,哲学家称为“爱智者”而不是“智者”。

由于智者末流流于诡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智者看成是歪曲真理,玩弄似是而非的智慧的人,亦即诡辩论者。这是希腊哲学传统称哲学为“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称哲学家为“爱智者”而不是“智者”的根据所在。

关于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解释是“自知其无知”(即“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这一思想在其它哲学传统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3]这些话大致说的是一个意思。这就是说,人应当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人应当知道,与未知的海洋相比较,人们已知的点滴,不过沧海一粟。而任何个人知识又仅仅是人类知识总和的沧海一粟。哲学教导人们不满已知的此岸,引领人们向往未知的彼岸。

在德尔斐神庙的门匾上还刻写着另一行希腊文:“万勿过度”。这是亚里士多德“适度”原则的思想渊源。这一思想在其它哲学传统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孔子就提出了“中庸”原则;在印度哲学传统中,佛陀也提出了“中道”原则。

“德尔斐神庙的箴言”及其阐释,说明哲学作为“学问”和作为“修行”的二重属性。

哲学与其它学科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不是任何一种知识入门、知识大全或者至上知识,而是对于知识的批判和反思。这种批判和反思依靠人的智能和人的灵性。哲学通过开发人的智能,启发人的灵性,不断激发人的求知本能,培养人的爱智品格。

比如一座知识大厦,其它学科是用来建筑的,而哲学则是用来清场、奠基、检修的。如同建筑和拆迁都得使用脚手架一样,虽然哲学与其它学科使用类似的概念和原理、范畴和命题,但意义却根本不同。

研究哲学既不是对于各门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不是对于各门具体知识的评判和裁决,而是对于现有知识的批判和反思,在这种省思中不断表达人的智能的和灵性的诉求。如果非要说哲学是知识的话,那么,哲学是关于无知的“知识”或知识的无知。或者按照库萨的尼古拉的话说,“哲学是一种有学识的无知”:

谁对他本人的无知认识得越深,他的学识就会越多。[4]

为什么学习哲学

学习哲学的理由应当与人们研究哲学的理由是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哲学起源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哲学起源问题的最早解释。他说: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哲学并不是一门生产知识。这一点,即便从早期哲学家们的历史看,也是很明白的。因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们起初是对一些眼前的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一点前进,提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人感到诧异,感到困惑,是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爱神话的人就是爱智慧的人,因为神话也是由奇异的事情构成的。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因为只是在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东西有了保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类知识。所以很明显,我们追求这种知识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好处。我们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伺候别人而活着;哲学也是一样,它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5]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哲学首先根源于人的一种形而上学本能——“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世界是奇异的,人生是奇异的。人们是由于感到诧异,感到困惑,觉得自己无知才开始研究哲学。这是哲学发生的内在动因。其次,哲学根源于一种社会历史条件:“只是在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东西有了保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类知识。”因此,在一个大家为生计而奔波的时代和国度,人们是不会考虑哲学的。只有在文化(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和地方,才能产生哲学。这是哲学发生的外部条件。总之,研究哲学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求知是爱智的表现。只有获得闲暇的人们,才能发生哲学的兴趣。哲学是一门自由的学问。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哲学有什么用?我们的回答是:从实用层面说,哲学的确是“无用”的。学习哲学不仅无助于我们升官发财、争名夺利,甚至由于境界的提高、品位的上升,反而有害于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追求和获取。但是,用庄子的话说,“无用者,大用也”。[6]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角度来论证哲学所谓“大用”:一是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来看,哲学是一切具体科学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或基础。对于任一理论系统,至少存在一个理论原子是这个理论系统所无法证明的。这就是说,对于任一理论系统,至少存在一个假定性的或预设性的理论前提或基础。完成这一假定或预设的正是哲学。譬如,当人们具体地探讨事物某一因果关系时,必定已经一般地确立了因果关系的信念,即“凡事必有因果”;当人们具体地探讨世界某一规律时,必定已经一般地确立了规律的信念,即“凡事必有规律”。因此,归根结底,任一科学命题都蕴涵了至少一个哲学命题。二是从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来看,哲学是一切现实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或依据。从任一现实生活问题出发,寻根究底,都会这样那样归结到至少一个哲学问题。比如,当我们提出“为什么学习哲学”这一问题时,即使按照最低标准回答,如“为了考试通过……修满学分……毕业、获得学位……工作……生活”等,只要不断提出“为什么”,就能进入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对于“为什么要工作”这样一类问题,还能给予“为了生活”这样一种似乎比较确定的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为什么要生活”这样一类问题,就不能给予任何一种确定的回答了。这是一条界限:凡问题提到了无法回答的地步时,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回答相比较,哲学问题的回答必定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哲学对于具体科学和现实生活的诸如此类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它的“用处”所在。

怎样学习哲学

同样,学习哲学的方法应当与人们研究哲学的方法是一个问题。只有从根本上领会哲学的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学习以及研究哲学的方法。这又涉及到了哲学以及哲学历史发展问题。

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一部导言、《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他说:

哲学史上所表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罢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作为各个哲学体系的基础的特殊原则,只不过是同一思想整体的一些分支罢了。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

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出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它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面每一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的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

所以我们就常碰到对于哲学史的很普通的看法,认为它应当是对于一大堆在时间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哲学意见的罗列和陈述。像这类的材料,我们客气一点可以称之为意见;而在那些自信可以下比较彻底的判断的人,也许会干脆叫这种哲学史为无意识的东西的展览,或者至少是单纯沉溺在思想和概念中的人们所犯的许多错误的展览。这种说法我们不只是在那些自己承认不懂哲学的人那里可以听到(他们自己承认不懂哲学,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对于哲学的无知并不妨害他们对哲学随便下判断;正相反,他们每个人都自信能够对哲学的价值和性质下判断,虽说他们对于哲学毫无所知);而且从那些自己在写哲学史和曾经写过哲学史的人那里也同样可以听到。哲学史照这样说来,既是各式各样的意见的罗列,那么,它将变成一个无聊的好奇的东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博学的兴趣。因为所谓博学,主要地只是知道一大堆无用的东西,这就是说,除了对那些无用的东西具有一些知识之外,本身没有任何别的内在意义和价值。

然而有人却以为像这样学习别人的不同意见和思想也是有用的:有刺激思维能力、引起许多好的思想的好处,这就是说,有可以引起另一些意见的好处,于是哲学史这门学问的功用,就在于从一些意见引起另一些意见。

对于哲学努力之为无用的证明,可以直接从这种对于哲学史通常的肤浅看法引申出来:即认为哲学史的结果所昭示的,不过只是纷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的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似乎包含有可以把耶稣基督下面的一句话应用到哲学上面来的理由和必要:“让那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跟着我来。”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这里不是“跟着我走”,按照这里的意思倒必须说,“跟着自己走”。这就是说,坚持你自己的信念,不要改变你自己的意见。何必采纳别人的意见呢?

这样的情形当然就发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根据以前的许多经验,倒足以表明《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地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哲学,——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且看那要驳倒你并且代替你的哲学也不会很久不来,正如它对于其他的哲学也并不曾很久不去一样。

哲学史的事实并不是一些冒险的行为,一如世界的历史并不只是一些浪漫的活动,换言之,它们并不只是一些偶然的事实,迷途骑士漫游事迹之聚集:这些骑士各自为战,作无目的的挣扎,在他们的一切努力里,看不出任何效果。哲学史同样也不是在这里异想天开地想出一个东西,在那里又主观任性地想出另一个东西,而是在思维精神的运动里有本质上的联系的。精神的进展是合乎理性的,我们必须本着对于世界精神这样的信心去从事历史,特别是哲学史的研究。[7]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史上每一个体系都是哲学本身的一个环节。哲学史是所谓“圆圈的圆圈”。哲学史上的纷纭意见,其实都是精神进展中的合理环节。哲学或哲学史既不是一个思想的展览,也不是一个思想的战场,而是人类精神的进展。正如在人类史上,凡人必死(人都是要死的),任何个人作为个体是不会与世长存的,但他的某些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如遗传基因、遗产遗业、思想学说等)却通过后代得以在历史上保留、发扬一样,在哲学史上,任何理论作为体系是不会与世长存的,但它的某些因素却同样得以在历史上保留、发扬。

马克思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他说: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8]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历来是面对可能世界的,但却终将面对现实世界。哲学历来是一些特定的体系,但却终将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当代世界的哲学”。“哲学正在世界化”是说哲学正在干预现实世界,一种真正的世界哲学(不是各个体系的总和)正在形成,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则是说世界正在趋向哲学理想: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理性。

总之,我们研究哲学既不是为了卖弄自己的渊博,嘲弄别人的浮浅;也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一贯正确,证明别人的一概错误;而是参与一次精神历险。正如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人类的成长同样经历着童年、少年、青年等等的时段。今天,当我们学习和研究例如古代三大哲学传统或近代两大哲学传统时,我们就是在重新体验人类精神成长的历程。童年是幼稚的,但也是天真的。正如每一个人在成长中一样,人类在成长中同样获得了一些宝贵的东西而又丧失了另一些珍贵的东西。成熟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得到了理性,另一方面我们失去了激情。在无知时,我们充满了对于知识的兴趣;在拥有某些知识时,我们反而消解了对于知识的兴趣。哲学的精神是爱智、求知,其中,“爱”的热情、“求”的壮志比任何智慧、任何知识本身更重要;而对于智慧的兴趣、对于知识的兴趣比任何智慧、任何知识本身更根本。因此,我们必须不断重新体验个人和人类曾经的生命历程。只有在登上知识的颠峰,面临无知的深渊时,才是一派哲学境界。

论坛哲学、讲坛哲学、实践哲学

哲学从形态上可以分为论坛哲学、讲坛哲学、实践哲学三类。论坛哲学是指哲学家、哲学工作者以及哲学专业群体面向起码受过一定专门哲学训练的人们发表的哲学言论,主要是指哲学研究。实践哲学(非指与纯粹哲学相对应的,而指与论坛哲学、讲坛哲学相对应的)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奉行的哲学观念。讲坛哲学是哲学精英(哲学家、哲学工作者)面向大众(没有或者尚未受过哲学专门训练的人们)发表的哲学言论,主要是指哲学教学。三者之间无疑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毫无疑问,讲坛哲学构成论坛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中介。

实践哲学一直是“沉默”的。而讲坛哲学则似乎早于论坛哲学出现。孔子周游列国,“述而不作”,“化三千、七十二”,其哲学言论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结集为《论语》,成为儒门经典。苏格拉底经常在雅典街市上进行哲学谈话。其弟子柏拉图和其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均有一半著作为对话形式(柏拉图对话流传而论文失传,亚里士多德对话失传而论文流传)。前有学园遗风,后有逍遥余韵。可见当年哲学多半属于讲坛哲学,而且富有魅力。但是,随着书写工具和印刷工具的发明、改进,论坛哲学逐渐高过讲坛哲学。

作为论坛哲学,哲学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理论研究,二是哲学历史研究。前者是思想型的研究,具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后者是学术型的研究,具有价值中立和意义悬置的特点。当然,史论结合。哲学历史研究是哲学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哲学理论研究是哲学历史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作为讲坛哲学,哲学教学与哲学研究相对应,包括哲学理论教学、哲学历史教学两个方面,前者以概念、范畴、命题、原理为线索;后者以人物、著作、学派、思潮为线索,相辅相成。论坛哲学、讲坛哲学逐渐内化、积淀,形成文化形态内核。这也就是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哲学,尽管难登大雅之堂,毕竟浸透着大众世俗的心灵和日用的智慧,透露着传统文化的遗传信息和现代社会的环境信息;论坛哲学是“自言自语”的少数人的哲学工作游戏,尽管难出象牙塔,毕竟反映了哲学精英的思想创造,表达了他们的独立精神;而讲坛哲学则是哲学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

实践哲学主要受到大众的实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观念的驱动;论坛哲学主要受到哲学精英的智慧和人格的驱动;有两个重要因素支配着讲坛哲学: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二是教育体制因素。

讲坛哲学,尤其哲学教学与其它学科教学之间的关系在于:第一,在哲学教学中必须遵守学术规范,体现学术创新。哲学教学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关键在于传授学理,研究问题。第二,在哲学教学中应当注重哲学学科特点。哲学与其它学科是有关联的,但这一关联却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也就是说,其它学科是传授知识,以一种“正的方法”使人们现有的知识得到增进或扩展,而哲学则是省思知识,以一种“负的方法”使人们现有的知识得到合理性的追问或正当性的怀疑。同样,如果非要说讲坛哲学是传授知识的话,那么,讲坛哲学是传授关于无知的“知识”或知识的无知。

进一步阅读

智者·爱智者

当时在希腊雅典,有一批专门收徒取酬,传授辩论术的职业教师,号称“智者”,如普罗泰戈拉等,均是能言善辩之人。传说普罗泰戈拉有一个学生。两人约定在这个学生毕业时,由他支付一半学费,另一半则待他首次打赢官司时付清。但这个学生毕业后却不执行律师职务,并拖欠另一半学费。于是,普罗泰戈拉向法庭控告并向这个学生说:如果你败诉则你应据判决即刻付清学费,如果你胜诉则你应据合约即刻付清学费,因此无论你败诉或胜诉,你都应即刻付清学费。这个学生反驳说:如果我败诉则据合约不应即刻付清学费,如果我胜诉则据判决不应即刻付清学费,因此无论我败诉或胜诉,我都不应即刻付清学费。这是一个著名的二难推理的例子。辩论术就这样走向了诡辩术。

希腊文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合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是属神的,只有神才能称为“智者”;而属人的则是“爱智慧”,人只能称为“爱智者”。依照希腊文原义,作为“爱智慧”,哲学既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修行”。

德尔斐神庙的箴言

当时在希腊雅典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德尔斐,有一座神庙供奉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兼智慧神阿波罗。在德尔斐神庙的门匾上刻写着一行希腊文:“认识你自己”,史称“德尔斐神庙的箴言”。最终解释这一奥秘的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太阳神兼智慧神阿波罗·德尔菲神庙遗址

当时雅典的生活方式是:奴隶劳动,自由公民最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工作对于自由人是不光荣的。苏格拉底的专门职业是他的哲学讲授,或他的社交活动,——他的哲学的社交生活:闲逛,游荡,主要地是聊天。他申明自己宁愿听从神,而不听从人;只要一息尚存,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他教导、劝勉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劝说大家,敦促大家。这是对于道德问题的一系列无休止的讨论,这是一种道德说教,但却不是一种讲道、训诫、讲授或枯燥的道德说教。恰巧相反,苏格拉底不自以为是,不好为人师,不强人从己,充分保证并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避免一切粗暴无礼的态度。

这也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讽刺”,也称之为“接生术”(苏格拉底母亲是一位接生婆)。关于这一“著名的苏格拉底方法”,黑格尔指出:

苏格拉底的谈话(这种方法)具有一种特点:(一)他一有机会就引导人去思索自己的责任,不管这机会是自然产生的还是苏格拉底故意造成的。……接着(二)他就引导他们离开这种特殊事例去思索普遍的原则,引导他们思索、确信并认识什么是确定的正当的东西,什么是普遍的原则,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真和美。这种工作,他是用著名的苏格拉底方法来做的;……这个方法主要地有两方面:(一)从具体的事例发展到普遍的原则,并使潜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概念明确呈现出来;(二)使一般的东西,通常被认定的、已固定的、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并通过其自身与具体的事例使之发生混乱。这些就是苏格拉底方法的一般。[9]

阿里斯托芬的《云》

当时,著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了喜剧《云》,辛辣地讽刺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云》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因他的儿子赛马、玩马而负债累累。这位父亲走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请教一种赖帐的办法——辩论术。阿里斯托芬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描述为诡辩家们的俱乐部,他们收徒取酬,教人辩论。他们有两种说理,一种较好的说理,一种较坏的说理;一种叫正理,一种叫歪理。不论有理无理,后者都可以在辩论中取胜,都可以制胜前者,无理说出理来,也就是无理取闹。阿里斯托芬将苏格拉底描述为智者:“我在空中行走,思考太阳。”“云”便是他们所信仰的“神”:“不!她们是天上的云,是有闲人至大的神明,我们的聪明才智、诡辩歪理、以及欺诈奸邪全都由她们赋予。”“从今后除了我们所信仰的天空、云和舌头三者外,可不得再信仰什么旁的神!”位父亲没有全部学会,便让儿子去学。但是,仅仅自己所学得的部分,就足以打发所有债主了。然而,儿子学成,超过父亲,乃至儿子打了老子,竟然照样说出理来。最后这位父亲放火烧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10]显然,阿里斯托芬将苏格拉底混淆于一般所谓智者,将辩证法混淆于一般所谓辩论术。不仅如此,《云》对于苏格拉底的信仰、教育青年活动的讽刺,为后来审判苏格拉底作了一定的舆论准备。

苏格拉底之死

所谓“苏格拉底之死”,集中表现在柏拉图的三篇对话——《申辩》、《克里多》和《斐多》里。

当时,苏格拉底的一位朋友来到德尔斐求神谕: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对于这个神谕,苏格拉底认为: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另一方面,神不可能说谎。于是,他通过反证法解这个谜,也就是说: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比他智慧,那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提出异议了。他访问所有显得智慧的人如政界人士、诗人、工匠等,发现他们不管有无智慧,都不像他自己那样知道自己无知,因此是双倍的无知,而他则起码知道自己无知,在这一点上比其他人智慧。他由于这一查访活动树立了众多的敌人,得到了“最智慧的人”的称号,最后被起诉。罪名有两项:不尊敬旧神还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自我申辩说:

其实,公民们,只有神才是真正智慧的,那个神谕的用意是说,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看来他说的并不真是苏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当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

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11]

苏格拉底的申辩至此结束,大家投票。结果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二百二十票宣告有罪。苏格拉底既不愿意认罪,也不愿意赎罪。审判官去判决,结果判他死刑。苏格拉底警告他的敌人们说,他们将要因为这件可耻的罪行受到严重的惩罚。然后苏格拉底转向他的朋友们说,死是不应该怕的,死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死不过是睡一场连梦都没有的觉。死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但是,在从判决到执行中存在一个间隙。当时,一年一度由城邦派遣的一艘朝圣大船刚刚出发,按照习俗,在这艘大船返回前不能处死犯人。苏格拉底的许多朋友准备利用这一机会营救他出狱,帮助他逃离雅典,但是为他所拒绝。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对他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违反法律,置法律于不顾同样是不正确的。苏格拉底选择服从法律,饮鸩自尽——喝下毒药死去。后来,苏格拉底冤案被平反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是哲学家的人格化身。他的生平就是他的哲学。他以他的一生去实践了他的哲学。他留下的箴言是: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12]

关于著名的苏格拉底悲剧,黑格尔将道德与伦理区别开来,认为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将伦理推进为道德(道德是伦理与反思的结合)。黑格尔指出:

在真正悲剧性的事件中,必须有两个合法的、伦理的力量互相冲突;苏格拉底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他本人的个人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它不过是借此事件,借苏格拉底而表现出来而已。这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我们用抽象的方式可以把它称为客观的自由,伦理、宗教是人固有的本质,而另一方面这个本质又是自在自为的、真实的东西,而人是与其本质一致的。与此相反,另一个原则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主观的自由);这是那令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是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  

苏格拉底的原则造成了整个世界史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转捩点便是:个人精神的证明代替了神谕,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13]

苏格拉底之死  [法]雅克·路易·达维特(大卫)

柏拉图式的爱

所谓“柏拉图式的爱”,集中表现在柏拉图的两篇对话——《斐德若》和《会饮》里。

在前一篇,苏格拉底首先与斐德若一起讨论了莱什阿斯的一篇文章,说明没有爱情的人的长处。接着,苏格拉底戏拟了另一篇文章,说明有爱情的人的短处。最后,苏格拉底创作了第三篇文章,说明爱情的神圣,以及爱情与灵魂的关系。苏格拉底首先颂扬迷狂,认为迷狂包括预言的迷狂、宗教的迷狂、诗歌的迷狂以及爱情的迷狂;进而说明灵魂的本质和演变,灵魂的不朽,理智、意志和欲念,生命的经历、学问道德的修养,灵魂的轮回,灵魂的记忆;最后说明爱情的本质与表现,爱情就是当因美的感官印象而回忆美的理念时的心理紧张焕发状态。它就是哲学。

在后一篇,最初参加会饮的六人讨论的主题是爱情。前面五人各作一篇颂词,颂扬爱神。其中阿里斯托芬的颂词是:从前人类本来分成三种——男人、女人和“阴阳人”。他们的形体是一个圆团,每个器官各有两套。男人原来由太阳生出来,女人原来由大地生出来,阴阳人原来由月亮生出来。他们的体力和精力非常强壮,自高自大,乃至于图谋向诸神造反。宙斯把人截成两半。于是这一半想念那一半。男人的两半成为男同性恋,女人的两半成为女同性恋,只有阴阳人的两半成为异性恋。这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完整的,对于那种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谓爱情。

接着,轮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口述了第俄提玛关于哲学修养的启示:爱神是介乎美丑、善恶、有知与无知、神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灵。它是贫乏神和丰富神的结晶。它就是一个哲学家;爱情就是一种欲望,想把凡是好的永远归自己所有;爱情的目的在凭美来孕育生殖,追求不朽:生殖乃是以新替旧,种族与个人都时时刻刻在生灭流转中。这种生殖既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心灵的。爱情的深密教,也就是达到哲学极境的四大步骤:从个别美的形体到全体美的形体,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从美的学问知识到以美本身为对象的学问,彻悟美的本体。

最后,参加会饮的第七个人表达了对于苏格拉底的颂扬。苏格拉底是作为爱情和哲学的典范受到颂扬的。由颂爱情,颂哲学,到颂苏格拉底,这三者是统一的。

柏拉图的会饮  [德]安瑟尔姆·费尔巴哈

思考与讨论

何谓哲学?

[1] 《尚书》“虞书·皋陶谟”([汉]孔安国传)。

[2]《论语》“为政第二”。

[3]《老子》三十三、四十八、七十一章。

[4] [德]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尹大贻、朱新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第5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1页;《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19页。

[6] 参见《庄子》“人间世第四”。有一“大木”,“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但却全身保命,此为“大用”。这一典故散见《庄子》多处。

[7]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54~55、56页,《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16~17、17、21~22、22、2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20页。

[9]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第53页。

[10]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6)“阿里斯托芬喜剧”(上),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第250、257、267页。

[1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68、69页。

[12] [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50、55页。

[13]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44~4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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