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 醉酒现象学

   本文刊发于《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俊，男，浙江临海人，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作为人类历史中最为常见的精神活性物质，酒所引发的醉酒状态导致了如下经验：首先，醉酒状态是一种身体与心灵重新弥合的状态；其次，醉酒状态是超越理性和日常规则、突破个体的忘我状态；最后，醉酒状态是个体与他者和世界的融合状态。由此，醉酒状态就具备了批判性特征，既是对技术理性和现代社会机械化生活节奏的批判，也是对技术时代单线进步观下永恒时间的克服。基于这种批判，醉酒状态作为生命的消极面向和个体创造力的源泉，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均衡力量。

关键词：醉酒；狄奥尼索斯；现象学；均衡

一、中西文化中的醉酒

醉酒是人类纷繁复杂的意识现象中极为奇特的一种类型。由于酒精类饮品在人类历史中长久存在而且极易获得，因此醉酒成为古往今来极为普遍的意识现象。尽管醉酒状态的消极性面向人所共知，比如引起个体极大的不适感，呕吐、头痛、意识模糊，并且时常引发按日常眼光看属于否定性的行为，比如酒后作乱、酒后乱性等。但同时，酒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常见的精神活性物质，由醉酒而引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面向长久以来也为人所称道。在文学作品、历史故事中，醉酒被大费笔墨的描写，而且往往构成关键性的环节，比如在《水浒传》中，每一章节均有酒的出现，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吴用智取生辰纲、武松景阳冈打虎和血溅鸳鸯楼、宋江浔阳楼题反诗等多个脍炙人口的著名章节中，酒以及人物的醉酒状态均起到了关键的推进故事情节的媒介作用；换句话说，在这些故事中，主人翁均是在醉酒状态下行事的，才造就了这样让读者惊叹称道的情节事迹。而在诗词中，无论是欧阳修的“一片笙歌醉里归”，辛弃疾的“醉里吴音相媚好”，还是李清照的“沉醉不知归路”，苏东坡的“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都赋予醉酒状态最美好的浪漫主义意味。

由于酒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被广泛需求的日常饮品，因此醉酒也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日常状态，就如北宋《酒经》所言：“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乡射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之，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无一可以缺此。投闲自放，攘襟露腹，便然酣卧于江湖之上，扶头解酲，忽然而醒。”

汉字“醉”是个会意字，从酉从卒，“酉”即“酒”，“卒”表示“极点”“极端”，因此“醉”的本意就是酒喝到极端，失去正常神智的状态。由“醉”所指的“饮酒过量，神志不清”的本意，又引申出沉迷、过分爱好、醉心、沉醉、陶醉的意思，比如很满意地沉浸在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沉浸意味着敞开自身、全身心的投入。因此，醉酒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摄入酒精过度的生理层次；其次是酒后意志不清的意识层次；再次是敞开自身的主体层次；最后是沉醉于世界之中的万物一体的存在论层次。

众所周知，传统西方哲学旨在探寻人类的普遍理性，因此哲学的讨论对象首先需要有健全的知性能力和思维能力，如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所谈的对象明确限定在“理性存在者”，因此在传统哲学中，诸如病态癫狂者、心智不健全者、未成年的儿童、醉酒状态等始终无法成为中心议题。醉酒状态始终作为一种随附性现象，只在传统哲学的框架边缘被谈及。比如，柏拉图赞许一种类似于醉酒的迷狂状态，亦即“绽出”的状态，他认为这种迷狂状态可以使得心灵脱离身体得到提升，最终洞悉神圣的理念世界。康德在《从实用角度看人类学》一文中直接谈及过醉酒，在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框架下，他将醉酒归于一种非自然的、人为的状态，认为醉酒是“一种跟自然相对的状态，无法根据经验法则来协调感官表征，此状态是过度消费某种饮品的结果”，“发酵的饮料，如葡萄酒或啤酒，或者提炼的精华，如烧酒，这些物质都跟自然对立，是人造的”，仅此而已。

随着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传统哲学中的理性范畴被颠覆，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现象学一派开始，前意识的欲望、肉身、病态、梦境、醉酒这些原本不纳入传统哲学思考范畴的话题逐渐进入哲学家的视野。用锤子从事哲学的尼采是其中的先锋，他对于酒神精神的称颂也人所共知。在他早年的一篇作品《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中，尼采说道：“人在两种状态下能够达致生存的狂喜状态，梦境和醉酒。”而且梦境和醉酒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进路，前者是日神，后者是酒神。

尼采认为，我们经历过宗教时代、科学时代，未来是艺术时代，而艺术时代所能依靠的美学价值，是出于两个原则的融合，这两个原则分别由日神阿波罗（Apollo）与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所代表。狄奥尼索斯象征动态的生命之流，它不受任何约束和阻碍，力图冲破一切限制。以狄奥尼索斯崇拜为核心的奥尔弗斯宗教源自小亚细亚地区，后来逐渐成为古希腊最为重要的宗教形态，这个信仰提出了身体和心灵的二分，主张弃绝身体，因此对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图(Plato)等人影响深远。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尼采相信，酒神崇拜源自人们身上的酒神激情（Dionysische Regungen），这种激情通常在春天复苏。在春天举行的宗教祭典中，狄奥尼索斯的崇拜者由于醉酒会陷入迷狂，在宗教仪式中失去个体自我的主体统一性，导致“自身遗忘状态”亦即“个体化原则的崩溃”，其结果是人和人的重新团结，自然与人类的和解。这就是酒神和醉酒的特性。尼采说：用醉来加以类比是最能让我们理解它的。无论是通过所有原始人类和原始民族在颂歌中所讲的烈酒的影响，还是在使整个自然欣欣向荣的春天强有力的脚步声中，那种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都苏醒过来了，而在激情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

在这里，酒这种精神活性物质来自粮食，因此代表着大地和丰收，洋溢着生命力。崇拜者在群体性的宗教祭典中通过醉酒，个体性被吸纳进了生命力量更大的实在，也就是尼采所说的“生命海洋”，个体与宏大的生命在放纵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人与自然合一。与之相对的，阿波罗神则是秩序、节制和形式的象征，他代表着“个性化的原则”，这种力量控制和约束着生命的动态过程，以便创造出有形的艺术作品或得到控制的人格特征。如果说狄奥尼索斯的态度在某些类型的音乐中使这种放纵的激情得到最好的表现；那么，阿波罗这种赋形的力量则在古希腊的雕塑中找到了它的最高表现。

酒神占据着生命之流，他就是个体化的时间，只有他才能将一切更新。在酒神的魔力下，在醉酒状态中，人的日常界限与规则被毁坏，主体性敞开自身，与他人和世界融为一体。如果离开了酒神，日神就会越来越教条化，所以二者必须结合。酒神是艺术的原动力，日神是调整它的形式。尼采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否定生命的宗教信仰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对人类命运的洞见，而古希腊的这个方案，也就是美学方案，能够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

可以说，尼采以诗意语言描述的酒神形象，赋予了醉酒状态一种无与伦比的思想意义，具有强大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可以从我们的直接经验中得到验证，醉酒状态首先令主体与原先亲熟的人和事拉开距离，由此具备了一种出离日常经验的姿态，这是批判的前提。酒神意向和醉酒状态的具体内涵至少包含了如下三点：1.醉酒状态是心灵超出身体、脱离身体的精神状态；2.醉酒状态是超越理性和日常规则、突破个体的忘我状态；3.醉酒状态是个体与他者和世界的融合状态。

二、作为意识现象的醉酒

醉酒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意识状态，我们接下来尝试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对醉酒这一意识现象进行描述和重构。所谓现象学描述，就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言，“接受在现象中的现实可直观到的东西，如其自身给予的那样，诚实地描述它，而不是转释它”，以达到“真正的被给予性”。作为一种主观经验的醉酒状态，是主体独特的经验，不可被还原为第三人称的单纯信息，因此也只能用现象学方法加以描述。我们将通过这种描述，来说明醉酒现象如何与尼采的酒神意向呼应，以及醉酒如何能成为一种批判姿态。

(埃德蒙德·胡塞尔)

首先，醉酒状态是一种与清醒意识相对的意识状态，即不清醒意识状态的典型案例。在胡塞尔那里，“在清醒的意识中，世界总是这样地被意识到，这样地借助于作为普遍的地平线之有效性被意识到的，知觉只与现在有关” ，而相对于此，不清醒意识则意味着“在这个现在的后面有一个无限的过去，在它的前面有一个敞开的未来” ，也就是说，清醒意识指向一个“在这里”的当下的对象，而不清醒意识则是一种“完全不再被直观却仍被意识的东西的连续性” ，既包括“前摄的连续性” ，也包括“滞留的连续性”，是时间之流。因此，包括醉酒在内的不清醒状态为意识的清醒状态奠基，清醒状态像孤岛矗立在像海洋一样广袤无边的不清醒意识的大海之中。

如果说清醒意识状态下个体意识是独立的、当下的自我先于他者，那么不清醒意识状态下个体意识则被敉平。醉酒引发的不清醒状态让主体可以打开封闭的自我、超出身体界限、放下日常里的理性矜持，以一种更为奔放的状态自我表达，与他人和事物融为一体。因此，醉酒是一种打开和释放自我的状态，那个孤立的与外部世界对立的自我被酒冲破，主体敞开而充满了可能性，醉酒状态把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相关性坦诚地联系到一起。所以，在我们的直接经验中，醉酒状态下日常的人际关系等级和距离感被模糊，人与人变得没有阻隔，更容易交流，个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减弱或者完全消失，平日里不易表露的情感和情绪得以直接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醉酒的状态是一种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意义上的“绽出”（Ek-stase）状态。更有甚者，醉酒状态下的“绽出”甚至不仅仅面对他人，也面对整个世界，把世界万物都当场自身敞开的对话者，辛弃疾就曾在醉酒的状态下与松树互动：“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西江月·遣兴》）

醉酒状态引发的“绽出”和自我释放最终导致一种忘我的状态，刘伶忘我于天地间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从固定的、封闭的个体过渡到主体的遗忘状态，忘记理性自我，也忘记身体，全身心地投入和融入世界之中，这正是一种酒神所象征着的神秘论的自然状态，是“通于大和”的状态。并且这一状态并不是通过有意识的计算或有次第的进阶提升实现的，而是“惛若纯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淮南子》卷六·览冥训），从而“纯温以沦，钝闷以终”（《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圆融无碍，不着人工痕迹。这种忘我和融入导致了一种情感宣泄和主体创造性的高度发挥（李白斗酒诗百篇），想像力得到最有力的刺激，创造能力无意识的自然显现。因此，醉酒是对主体理性的否定，从而一种超理性的自然状态或者创造性得以发挥，这正是以狄奥尼索斯精神驱动的艺术创作活动。

从肯定性方面看，醉酒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向世界和向他人敞开自身、暴露自身的做法，由于醉酒状态，我们勇于离开惯常的习惯和态度，与熟悉的姿态分离，袒露于陌生之物和他者面前。由此，自我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生活更为丰富的意义面向方得呈现，这根本上就是现象学所重视的“他者性”的呈现。因而，一种接受和学习的状态才有可能，我们才能加深自我理解，与世界和他人和解。就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所言：离开。走出去、让你自由有一天被吸引。变成多样的自己，勇敢面对外面的世界，与另一个地方分离。这是三种不同的事物，他者性的三种变式，暴露自己的三种基本手段。因为，没有暴露、没有经常身处险境、没有面对他者，就没有学习。我将永远不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哪里，要经过哪些地方。我暴露于他者，暴露于陌生的事物。

(米歇尔·塞尔)

从主体经验上看，醉酒是一种离家状态，离家以达致他者和世界。酒精让我们以极富挑战性的姿态与他者相遇，离开惯常思维的秩序与目的，对世界和他者做出与惯常状态不同的选择、理解和行为决断。存在的偶然性在醉酒状态下被充分地放大了，离家状态有助于我们克服惯常的狭窄思维习惯，恢复了情境的多样性，主体侧的情感和意义可能性随时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得以释放、转化为现实。醉酒状态将主体变成丰富的片段式经验，暴露原本生存姿态的局限，展现每个个体多样的独一姿态，因此醉酒本质上是一种勇敢的思想实践。

醉酒状态令主体脱离了统一的主体，呈现为片段式的经验，这是一种“独一的”差异、瞬间的意义，优先于自我和他者的人格统一性，这也是世界原初的性质。按照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看法，这种独一的差异是“个体之外的”（Infraindividual），个体置身于其中，比如生存的具体状态、情绪等。而这些作为个体之基础的片段式经验及其差异在清醒的理性状态下是被置于个体的统摄下的，只有在醉酒状态下，个体自我被敉平，他人和世界的这些丰富片段才得以充分呈现，“本真状态”才得以展现。醉酒的状态带领主体进入一种“陌生性”和“独一性”，这种独一的差异是挑战性的，是“通向世界的另一个通道”，而在平常状态下，这条通道则是被隐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醉酒状态下的主体向着世界和他者开放自身、呈现自身。

三、醉酒的批判性维度

醉酒状态的独特性体现了其与日常状态的疏离，因此醉酒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维度，主要表现在对现代社会机械化个体生活节奏和生存方式的调整和均衡。现代社会盛行所谓的“苟活经济”（Ökonomiedes Überlebens），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每个人都是不知疲倦、自我压抑的劳动主体，被庞大的经济体系和信息体系所支配和压制，都是“单向度的人”。我们无时无刻不被担忧无法苟活下去的焦虑所支配，只能以机械化的方式不断向前，就像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里那艘荷兰船只，没有航向，但也不能停泊靠岸，也无法保持静止，只能在茫茫大海上不停航行。

然而，从技术和效率上看，这个压抑主体、单向进步的社会反而被视为积极而高效的社会，生命中的欲望和情绪、个体的差异等“消极”面向被边缘化，理性的日常、对效率的追求被视为主流，并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反过来形塑个体生存。在这个价值取向下，可复制、可替代的工业产品式的存在物成为这个时代理想的模型，而脆弱且有死的人则只能怀着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所言的“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生存。同时在这样一个流水线式的现代社会中，带着羞愧的个体总是被一种涣散的注意力所充斥，我们不得不在碎片式的多个任务、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筋疲力尽。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飘忽即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长久持存，连相对固定的关注都越来越难实现。与技术时代和工业产品的永恒相对，人类生活和世界都是短暂的，缺乏长久持存之物，这就是现代生活中的“存在”的匮乏，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由此转换成了个体的存在焦虑。如果我们回忆下海德格尔对于古希腊人“求知”的分析，对“存在”和世界本质的追问是要缓解人类面对无常命运的焦虑；那么今天当我们的生活变得碎片化而短暂易逝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被紧张情绪和烦躁不安所支配，这也变得很容易理解。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去魅作用，宗教再也无法平息我们的焦虑。在此，醉酒似乎是暂时消解焦虑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醉酒，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人与世界的融合给了个体一种安全感。因此，“死生惊惧不入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庄子·达生》），从而“醉者神全” （《庄子·达生》）、“心和神全曰醉”（《康熙字典》）。从这个意义上说，狄奥尼索斯精神与海德格尔哲学中那种作为基调的英雄的行动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和纠偏的力量。

除了缓解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存在焦虑之外，醉酒作为生命中的创造力之源，更有对抗技术时代中麻木涣散状态的力量。如韩炳哲所言：“生命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有积极面的生命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消极对于保持生命力至关重要。”醉酒状态就是现代社会中这样一种保持消极的面向，是对积极状态下涣散的注意力的克服。醉酒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身体和精神放松的方式，就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深度无聊”。一味地忙碌只是在流水线的重复，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的成果，而深度无聊的状态则是精神放松的终极形式，是个体脱离时代流水线、建构生活意义的过程。

对于一个理性人而言，作为精神放松形式的醉酒是一种偶然性的间歇，清醒和醉酒成为日常生活中应当交替出现的状态。用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的话来说，这二者的交替也构成了他视之为身体节奏之根本的“狭窄与宽广的对话”。有了醉酒的衬托，清醒和理性的状态才更有深度，才有紧张与松弛之间的交替和对话，这样的人被欧阳修描述为“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醉翁亭记》）。

(赫伯特·马尔库塞)

醉酒的另外一层批判性意义在于对日常时间的克服。在日常生活中，主体保持着理性的清醒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日常意味着日复一日的按照一种众人接受的模式和习惯思考、行动，忽略个体差异和独一性，这种日常的时间是无差别的、匿名的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在现代技术单向进步观的支配下，时间也是永恒均质地往前延伸的。这样一种日常状态是排斥死亡的，海德格尔称之为“沉沦”，此在的“向死而生”是对这种永恒技术时间的最终克服。而醉酒尽管没有“死亡”那样对生存有着绝然的巨大压力，但同样是对沉沦的日常生活和技术时间的挑战和背离，是一种回归个体生命的律动。它并不顺从日常中我们要面对的时间节奏和生存压力，与增量、增值、增长的压力无关，甚至要与不断增速的生活对抗，用一种身体状态捍卫个性。醉酒带给我们的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的“感官的革命”或者“新的感官系统”，狄奥尼索斯对于线性时间模式下的致力于无限增加的现代技术生活而言是毁灭性的。正是在这种背离和毁灭中艺术式的创造性光辉得以展现，从这一点上看，醉酒才让我们回归个体生存的本真时间，构成另一种本真意义上“向死的力量”。而且，由于醉酒是可重复的，这种对抗可以被一再施行，构成一种对于技术生活的均衡力量而非彻底毁灭。毕竟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均衡而非死亡，才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和积极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模仿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句式来结束本文：

“所谓醉酒，可以说是对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