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8月，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曾国荃心潮澎湃，全身的热血直冲头顶，数年的压力终于释放。
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自然是金银如山，珠宝成堆。早在入城之前,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眼中都满是贪婪的光，他们知道这是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大发横财的机会。在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
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
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
这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
关于曾国荃在此次抢劫中的收获,经过重重传说渲染,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一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灼烁,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于大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佬,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 此圆明园物也。”
这些传说有鼻了有眼,更有种种如同身见的细节,更增加了其流传的魅力。但是这类传说漏洞太多。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传说的道具,从和珅财宝到曾国荃赃物再到慈禧棺中,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野史的作者象力太差了些。
那么,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没有暴富呢？
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 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女子衣帛无所与也。”
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于伸向女子 衣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量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辩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污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山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
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征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
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 曾国荃“号有田百顷”。郭嵩焘在驳斥王闿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说曾国荃资财不及百万,乃是指一生创积蓄而言;曾国荃虽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他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潘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
围攻天京历时数年，如今胜利攻破，但曾国荃至此才看清了官兵们的真面目，原来湘军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而自己作为主帅，并没有过度贪婪，却被人污蔑为大贪特贪。曾国荃内心充满了悲凉，暗自感叹:上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