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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云南道教的研究，向以史料缺乏而难治。明清时期修撰的云南志书虽载有一些道教在各地活动的资料，然其中多有后人添加附会的成份而颇显舛谬。徐霞客所撰《徐霞客游记》，中有《滇游日记》十二篇，“虽足迹所经，排日记载，未尝有意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1]而深具史料价值，尤对研究明代云南道教的存在状况有所补益。本文拟通过介绍《徐霞客游记》中有关道教的见闻来展示明代云南道教的存在状况和特点，唯求抛砖引玉，为研究云南道教的学者提供一些线索，并为《徐霞客游记》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个新视角。不妥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徐氏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后又更号为霞逸，系江阴梧塍里（在今江苏省）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卒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享年五十有六岁。传说其生之时，即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如陈函辉撰《徐霞客墓志铭》言其母“怀霞客弥月，以异梦诞生；（霞客）生而修干瑞眉，双颅峰起，绿晴炯炯，十二时不瞑，见者已目（之）为餐霞中人”。“餐霞”一词，素为道教神仙家用语，指以呼吸吐纳之功吸取自然之灵气；“餐霞中人”也因此多指道教修炼之士。徐霞客被目为“餐霞中人”，其生活环境中的道教氛围可想而知。然而，徐霞客又并非是一个纯粹的道教徒，他为人处事“皆以忠孝为准”[2]，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无疑。从《徐霞客游记》中所反映岀的徐氏与佛教僧侣的密切关系来看，他对佛教的感情也是很深的。这样一个兼受儒释道三教文化影响的人，对三教的态度应是无所褒贬的；加之明代以来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已普遍融合，故《徐霞客游记》中所记各地儒释道三教的情况也应是不存在取舍的。因此，《游记》中所反映出的云南道教活动情况应是比较客观的，这也是其史料价值之所在。 《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今云南省的昆明、大理、腾冲、保山、临沧、红河等地区的近二十个县市的道教活动，提及云南道教的宫观神祠近百处，展示了一幅明代云南道教存在的生动图象。下面，笔者分地区罗列徐氏所录，以此展现明代云南道教的存在状况。 1.昆明地区。昆明地区最著名的道教活动点是在今西山的三清阁建筑群。此地在元代为梁王的避暑行宫，又名“避暑台”。明初以来，相继有道士在此修宫筑观并供奉神灵。徐霞客来游时，曾见此处有吕祖楼、真武宫、关帝殿、灵宫殿等道教的宫观神祠，如其《游太华山记》载当时西山有佛教罗汉寺，寺南上方有一座“朝天桥”，“度桥而南，即为灵宫殿，殿门北向临桥；由殿东侧门下，攀崖蹑峻，愈上愈奇，而楼（供纯阳）、而殿（供元帝）、而阁（供玉皇）、而宫（名抱一），皆东向临海，嵌悬崖间”[3]。又载朝天桥下有“勺冷泉”，“南逾泉，即东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潆坪一缕若腰带，下悉隤板崩崖，直插海底；坪间梵宇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次第连缀”[4]。这里所提到的“灵宫”“纯阳”“元帝”“玉皇”“雷神”“关帝”“张仙”“真武”等皆是道教的神仙名。“灵官”即“王灵官”，系道教的护法监坛之神，传说曾得天帝授“三五火车雷公”之职。“纯阳”即吕岩（洞宾），本为唐末道士，传说后来经钟离权点化而得道成仙，元时得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元帝”即“玄帝”，又称“玄武”，本是中国古人对北方七宿之总称，后被道教奉为“玄天上帝”或称“玄武大帝”，宋时因避讳而改玄为真，故又称“真武大帝。”“玉皇”即“玉皇大帝”或“玉皇上帝”，系道教的最高之神，南朝陶弘景撰作《真灵位业图》时曾将其列在玉清境第一中位，《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卷上则说它乃是“总领宇宙主宰之君”。“雷神”即雷公，道教以为它能“主天之灾福，持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5]。“关帝”即三国时蜀将关羽，道教奉之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元震天尊关对帝君”。“张仙”即明时道士张三丰，曾得封为“通微显化真人”“韬光尚志真仙”等，《昆明县志》载其曾来云南修炼并传道，深得昆明百姓的敬仰。《徐霞客游记》中载西山上有这么多供奉道教神仙的宫观神祠，可见当时昆明百姓崇道之热。 今昆明市附近的嵩明、晋宁、安宁等郊县在明代也有道教活动。《徐霞客游记》载嵩明县有玉皇阁、城隍庙、元帝殿，“由（元帝）殿首东向下，历级甚峻。半里得玉虚殿，亦东向，仍道宫也，两旁危箐回合，其境甚幽”[6]。晋宁县金沙山中则有佛教金沙寺，“由寺后拾级而上，为玉皇阁，又上为真武殿，俱轩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阔之势”[7]。该县在明代曾上过一位道教名人邵以正，其父母明初“由苏州徙”[8]；此人后在昆明龙泉观（在今黑龙潭公园内）拜“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刘渊然为师，得刘渊然举荐而入京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左正一等职，又奉诏主持编修成《正统道藏》，“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禳祈，必命真人（邵以正）主之”[9]。安宁县在明代道教活动似乎并不兴盛，《徐霞客游记》记其城中仅有一座“城隍庙”。 2.大理地区。大理是云南道教活动最兴盛的地区。早在南诏、大理时期，此地即有道教活动。樊绰《云南志》载：南诏王异牟寻为求与唐王朝和好而“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判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之宫，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赵吕甫《云南志校释》本）。所谓“三宫”，乃是道教的三位大神，自五斗米道创立之时即在道教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大理府志》又言大理政权的建立与一位名叫董迦罗的道士有关，该志卷26《仙释》载：“（董迦罗）有禳赤雪、致风雨之术。晋天福二年，段思平兴师讨杨干贞。思平驻军关上，夜感之梦，以为不祥，疑惧不敢进；迦罗解之皆吉，思平乃决入关，逐杨氏而有其位，改号大理。”后来，董迦罗被尊为大理“国师”，大理国统治者还曾对佛、道教徒实行开科取士，如倪蜕《滇云历年传》载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大理国王段素英“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到了明代，大理地区的道教活动更是兴盛，这从《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可以得知。 《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大量的明代大理道教的活动情况，其中又以对今宾川、剑川、洱源、大理、漾濞等县市的道教活动记载较详。徐氏曾游宾川鸡足山，记当时此山有玉皇阁、玄武庙、真武阁等道教宫观，且见“参叩男女满阁山”[10]，又记载了一段有关安置鸡足山铜殿的争执。鸡足山铜殿（已毁于“文革”间）原置昆明鸣凤山，系明代云南巡抚陈用宾命人仿湖北武当山太和宫殿式样铸造而成。明末，统治云南的沐氏政权岌岌可危，于是有人以为是因为此铜殿属“五行”中能克木的金而对沐氏不利，建议将之拆迁至宾川鸡足山金顶；《徐霞客游记》则载“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谓鸡山为丽府之脉，丽江公亦姓木，忌金剋，将移师鸡山，今先杀其首事僧矣”[11]。“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本是中国古人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一种认识，后则多为道教鼓吹；明代云南人笃信此说，与道教的影响不无关系。过剑川时，徐霞客又记该地有关帝庙、玉皇阁、三清阁、玉虚亭、玉宸阁等道教宫观，还记剑川金华镇外有“天王石”，“石高三丈，东西平削，镌三大天王像于上；中像更大，上齐石顶，下踏崖脚，手托一塔”——此系道教的托塔天王像无疑，又言“土司士兵，必宰猪羊夜祭之，祭后牲俱乌有，战必有功”[12]——由此可见当地土人对道教的崇信程度。 在洱源、大理、漾濞等地，徐霞客也见到了不少道教宫观或仙迹。如洱源有关帝庙、文昌阁、龙王庙、玄武阁等，玄武阁建于迎碧湖中，“湖中有阜有悬，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龟。北有一回冈，高四丈，长十余丈，东突而昂其首，则蛇石也。龟与蛇交盘于一阜之间，四旁沸泉腾溢者九穴，而龟之口向东南，蛇之口向东北，皆张吻吐沸，交流环溢于重湖之内”[13]—龟蛇相缠乃是典型的“玄武”之相，湖中小岛的百余家人能知此而立玄武阁，表明该地人民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大理则有关帝庙、玉皇阁道院等，苍山“路旁北崖削壁无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条缘崖架空，度为栈道者四五丈，是名'阳桥’，亦曰'仙桥’”[14]——以仙为阳也是道教的一种说法，所谓“纯阴而无阳者，鬼也；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杂者，人也”[15]。此外，《徐霞客游记》还记漾濞县有玉皇阁，“阁东有台，下临绝壑，其下有洞，为二道静修处”[16]；又记祥云县水盆铺“西北上有关帝庙”，而云南驿则有“玉皇阁”[17]。 3.腾冲地区。明代云南各地的佛教多盛于道教，唯腾冲地区的道教势力可与佛教抗衡，甚至压过佛教，这从《徐霞客游记》中可以看出。《游记》载腾冲尖峰、雅乌山、宝峰山皆有道士活动。如雅乌山“顶东西长五丈，南北阔半之，中盖玉皇阁……南北夹阁为侧楼，半悬空中；北祠真武，下临北峡而两头悬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临南峡而中敞为斋堂”[18]。宝峰山上的道教香火更是兴旺，“其南一峰高耸，凭空揖瀑，是为龙关台，上建关帝……下一里，转殿角之右则三清殿也。前有虚亭三楹，东揽一川之胜，而其下亭阁缀悬崖间，隔箐回坡，咫尺缥缈。殿西房为二黄冠所栖……余先随箐下，半里右顾崖间，一亭飞缀，八角重极，高倚悬崖之上，乃参府关君（蜀人，名荩臣）新建以祀纯阳者……其下新构一轩跨路，貌灵宫于中。南瓣侧有尖特耸，夹级为门，其下玉皇阁倚之。环腾多土山，独是崖纯石，危穹夹箐之间，觉耳目顿异。玉皇阁南亦悬箐无路，灵宫轩北为凿崖为梯，嵌夹石间。北下数丈，有石坊当其前，大书曰'太极悬崖’。从此北度东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余，则宝峰寺当峰而踞，高与玉皇阁等，而玉皇阁东向，此寺南向，寺东龙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阁当环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颇寥落，有尼居之，此昔摩伽陀（按指印度僧人）修道处”；故徐霞客叹曰：“他处皆释盛于道，而此独反之！”[19] 4.保山地区、临沧地区及红河州。今保山地区、临沧地区及红河州在明代也有道教的活动。如《徐霞客游记》载保山城有东岳庙、龙王祠、玉皇阁和会真楼等道教神祠，又记其在城中遇一位“以箕仙行术”[20]的邱姓方士，还得城中名士俞禹锡“出其岳闪太翁降乩语相示”[21]。所谓“箕仙行术”，系民间盛行的一种道教方术，其法以箕盛面粉等颗粒类物品而以手持笔置箕中，托言神仙附体而书字于面粉上，以此得知吉凶悔吝。“降乩”也属道教的一种方术，其法与前述“箕术”大致相同。保山城中有邱方士及闪太翁这类人物活动，表明道教在该地民间是有一定“市场”的。《徐霞客游记》所记明代临沧地区的道教活动只在云县，该县有东山寺一座，“正殿前以楼为门，而后有层阁，阁上层奉玉帝”[22]；东山寺目前仍然存在且有道士住持。今临沧地区道教徒多已不知该教在其地的传播时间，或以为是始于清初，如临沧县道教协会秘书长丁朝猷撰《地区宗教志·道教篇》（手稿）即称该地道教的发展时间“计有二百六十多年了”。阅《徐霞客游记》，则可知当地在明时即有道教活动，至少已有近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了。此外，红河州泸西县有山名发果，明代此山“前有玉皇阁，东为城隍庙”[23]，徐霞客入玉皇阁，见“阁颇宏丽，中乃铜像，而两虎塑群仙像，极有生气，正殿四壁，画亦精工”[24]；由此不仅可知该地有道教活动，而且可知其对道教神仙雕塑、绘画的创作能力也是很发达的。 《徐霞客游记》所记以上各地，恰是今天云南道教活动的热点地区。今云南省道教的活动也集中在昆明、大理、腾冲、保山、临沧，及红河等地区，其活动历史至少可追溯至明代；其在今天的活动之所以较其他各地兴盛，与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徐霞客游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明代云南道教的存在状况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分布范围较为广泛。这种广泛是相对于明以前的云南道教传播范围而言的。明以前的云南道教活动只集中于大理、昆明等少数地区，而徐氏来云南时已见腾冲、保山、临沧及红河等地区多有道教的活动。这种现象与明代大批汉民入滇有关；《滇略》谓明时云南“土著者少，寄籍者多”，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亦言明万历年间云南汉族人口已达47万余人，而这必然会促进本为汉族所奉的道教在云南的广泛传播。 二是多与儒释二教融合。明代以来，中国的儒释道之教已普遍融合，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是如此。《徐霞客游记》所记的云南各地道观多与佛教的寺院及儒家的文庙等交夹相处而难分彼此的属地。如昆明西山有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及真武宫等“梵宇仙宫”“次第连缀”[25]；大理崇圣寺后有净土庵，“庵为玉皇阁道院”[26]；洱源西山有佛教护明寺，“寺之南为文昌阁，又南为文庙”[27]；腾冲雅乌山“中盖玉皇阁，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三教圣人””[28]。宾川鸡足山上的佛道相融现象更是突出，如《徐霞客游记》载该山的佛教圣峰寺、观音龛、兜率宫与道教的玉皇阁、真武阁、玄武庙等杂相安处，碧云寺僧人的住所竟名为“真武阁”[29]，悉檀寺僧人所研读和撰著的书既有《禅宗赞颂》，又有《老子元览》[30]。此外，《游记》还载漾濞县玉皇阁初创于朱、史二道人，后来则“有僧三贤扩而大之”[31]。以上种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云南道教与儒释二教相融的情况。 三是与儒释二教相比势力较弱。明代云南儒释道教虽多相融合，但各自依然保持着其独立性，相互的区别还是存在的。道教与儒释二教相比，势力显得较弱。儒家素为中原统治者推崇，明代其在云南的崇高地位不言自明。佛教在南诏、大理政权的扶持下，曾在云南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明代其在云南的影响仍然很大。《徐霞客游记》所载云南佛教寺院及僧人的活动远比道教为多，徐氏在云南境内的食宿也多由佛教僧人接待。与儒释二教相比，云南道教的影响明显要小得多；明末云南的很多道观无人住持，甚至为佛教僧人或儒家文人侵占，如徐氏所过大理玉皇阁道院“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圮，令人怅然”[32]；过剑川时，“有道宫倚西山下，亦东向；其内左偏有何氏书馆，何乡绅之子读书其中；宫中焚修者非黄冠，乃瞿昙也”[33]。是故，当徐氏见腾冲宝峰山上道观多于佛寺时，他才会感叹：“他处皆释盛于道，而此独反之！”[34] 总之，从《徐霞客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云南道教的大致存在状况。通过研究《徐霞客游记》，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关云南道教的宝贵材料，并可依此而结合其他资料来对云南道教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从而更好地认识云南文化。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徐霞客游记》。 [2] 陈函辉撰《徐霞客墓志铭》，见朱惠荣撰《徐霞客游记校注》附录。 [3][4][6][7][8][10][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 见《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第715页、第716页、第795页、第312页、第817页、第885页、第888页、弟955页，第965—966页、第687页、第1002页、第876—877页、第1048页、第1038—1039页、第1084页、第1122页、第1151页、第729页、第731页、第716页、第993页、第966页、第1048页、第885页、第910页、第1000页、第993页、第953页、第1039页。朱惠荣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 [5] 《天上九宵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正统道藏》本。 [9] 《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碑存今昆明市黑龙谭公园碑亭。 [15]《钟吕传道集·论真仙》，《正统道藏》本。 原载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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