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中看到：“某某被查，被查前三天，他在某某会议上，还在强调干部要率先垂范，清正廉洁。”这些带有讽刺意味报道一遍一遍地演绎着腐败分子的荒诞。有人会把这种荒诞解读成试图用响亮的口号吹散已然发生的罪恶，或者是终极审判前最后的道德狂飙。不过，当你听到他们在会议上对道德情操精辟解读，以及情感真挚、掷地有声的讲话，连我这酷爱玩味文字的人也会沉浸其中。你很难把贪官和眼前的人画上等号，若说是在演戏，也绝对可以拿个什么鸡呀花呀的。
走入会场前，剧本早已确定。会议的发言稿已经写好，会议的主题决定了演讲者要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调，优秀的主持人在邀请发言人时已经做了充分的人设铺陈，听众仰起头把目光聚焦于发言席（至少从主席台的角度看是这样的），就连服务员也穿着正式的服装用标准的动作规范给嘉宾倒水……你会发现，周围的情境已经决定了你今天要说什么话，怎样说话，说话中间是否要喝水，喝几口水等等。一个从基层刚刚上来的领导第一次发表讲话时会很生涩，行为处事的风格还留有很多草根的印记。那些多次参加会议的人员一眼就看到他的动作略显僵硬，听出声音在颤抖。领导就应该有个领导的样子，社会既然给你挂上了这个标签，你就学着坦然接受。特别是下属，眼里一定要有领导，与领导说话、甚至眼神中都会恪守本分，符合角色脚本。久而久之，新领导不自觉地应了这个圈子里对他的期待，自然而然地具备了领导的气质。我在做老师之前，立志要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所以衣着打扮和学生无异，如今，我上课居然也是标准的白衬衫和皮鞋，有时还会打领带。社会犹如一场戏剧，在你上场之前，你的角色已经被确定，你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入戏深浅而已。一个人的角色以及角色的价值，是在社会关系中界定的，自我和社会就是硬币的正反面。角色期待又可以向自身反馈，让自己真的成为剧中人。《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居然分不清戏里戏外了。周恩来的饰演者刘劲说到，在反复扮演周恩来的过程中，他本人和周恩来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融合。“塑造周恩来总理的过程中，我也时刻被他的精神所感染。”他说曾在梦中与总理对话，那对话很难分清楚是在与总理闲聊，还是他的自言自语。如果人就一辈子专注于一个角色，那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演员、好领导、一个好老师。但是，一个人却要在不同的悲喜剧里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公司你需要成为一个有远见善决策的好老板；在家里，你需要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当家人；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有需要做一个的好儿子；在孩子们面前，要成为一个温和而慈祥好爸爸；开家长会时你要成为一个善于沟通的好家长；同学聚会时，你又需要扮演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同学……在现代社会，一个人进入的场合越多，需要扮演的角色就越多，自然会面对一个不同人格转换的过程。“我是谁”，“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越来越不好回答，或者说，人格越来越变成一个流动的属性，在不同的场合，你就是不同的人。但是，从人的本质来讲，却需要一个稳定的、永恒的、能够作为墓志铭的一贯形象。用社会学家彼得·伯格的话讲：“要求整体形象保持一致的内部压力也是存在的，这些压力的基础大概是深刻的心理需求，人总是需要感觉自己是一个整体。当代都市里的面具人可能会在不同的生活领域里扮演彼此难以调和的角色。”伯格也许没有预想到的是，这种人格的一致性不仅是内部的心理需求，如今，也成为外部社会的人设规定。大多数人和精神治疗领域所谓“多重人格”困扰的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区别。尤其令人痛苦的是，一个在生意场上雷厉风行的人一旦走进家门就要变成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同时具备两种相反的人格属性，如果没有高超的切换技巧，会引起一阵角色混乱，以至于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一种荒谬。柴可夫斯基和图灵，始终无法调和基督徒和同性恋者这两个水火不容的角色，在享受同性快乐的时候旁边还有个基督徒怒目谴责，他们索性以自杀的方式把二者全干掉了（从这里你能看出宗教里残酷的一面，甚至连自杀都是非法的）。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为了避免人格不一致的焦虑，常常把自己的意识和行为分隔开来”。他在会场里讲话的时候，就彻底把好父亲、好同学这样的角色遗忘掉，专心于眼前的活动。在会场上，他不是要扮演一个清官，而是本来就是一个清官。当然，当他走到另一个黑暗的戏园子中里，他就是一个贪官，又把清官角色屏蔽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些顶着道德光环的人，一旦走入灰暗地带，言行举止令人刮目相看——“生活上极度腐化奢靡”、“肆无忌惮追求个人享乐”、"人生观严重扭曲"、“道德败坏”等等，简直比人渣还渣。在具体的情境中，他很诚实，装腔作势是很难的，因为一个人在同一时刻不可能既是贪官又是清官。这种OR切换最极端的例子是：纳粹集中营的司令官给孩子的家信中充满慈祥和感伤。那么，没有高超的角色切换技巧，又不愿意以死解脱，人又该如何应对角色的冲突？我妻子总是在提醒我，别把你当老师的那一套带到家里来。但是，这何其难？人的真实性就在于人格的一致性，有学生曾经说我像一个父亲一样，一个临近退休的老师说因为我很真实愿意和我说真心话，我想主要的原因不是我在老师、父亲、同事的角色之间自如跳转，而是我努力找到父亲、老师、同事甚至儿子几种角色的共性。反思一下，在非上课时间里，我会和保洁、保安以及当地的学生说方言，服装也和家里一样，反而在走出校园在随意的同学聚会上，我反而有时会穿得体面一些。（顺便说句悄悄话，夏天我会在书包里装一条长裤，去学校的行政部门办事的时候直接套上）。我实在不是一个符合脚本的标准的父亲、标准的老师和标准的同事。你看有一种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些女老师回家后，像是仍然处在工作状态，把自己的老公和儿子当成学生对待，把餐桌当成讲桌，简直是家庭的噩梦，但是从一致性来说，她比我要做的更好、更真实。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我在篝火旁边跳了一段非常风骚的舞蹈，这让我的同学们很惊愕，有人都把那段视频珍藏起来。我警告他们，切勿把这段视频转发，否则让我的学生看到可就惨了。但现在想来，学生看到也无妨，因为我早就给他们打了预防针。我毫不避讳地和他们说过：”你眼前的这个家伙，一旦走出校门，经常脏话连篇，并且会做一些奇葩的事情。”他们也能看到，我日常的教学中，不自觉地会带出一种猴性和匪气，你可以说那是本性侧漏，也可以说成是我适当地放开本性的出口。现代社会，不仅舞台众多，而且作为集体意识的价值观念也非常多样化。不同的活动，就是有不一样的价值准绳。当你走进KTV，就是要放开手脚嗨起来，气质淑女、斯文老师在那里格格不入的。所以，那种演技比较差、不善于角色切换或角色融合的人，去上一次，就不再去了，因为装腔作势太难了。你去KTV里，是该追求歌唱技巧，还是该声嘶力竭地纵情？个人价值的多样化，在具体活动中经常会出现价值冲突，到底以哪个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这经常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要把这些价值内化到个人品格中，想必也要求人有高超的调和技巧。我们普通人看落马的官员是一种荒谬，然而对他本人来说，这确实是真实的角色扮演。当他身陷囹圄，剧场不再变化了，再没有机会扮演曾经熟悉的角色了，这才找到自己真实的、一致的人格属性。看到自己曾经的一幕一幕，也会觉得荒诞吧！所以说，知与行的分离，是就不一样的场景而言的。在同一个场景中，他一定是一个道德模范。如果这个道德模范一直呆在需要模范的温室里，那真就可以一直模范下去。麻烦的是，他不小心走入了另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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