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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洎之死的疑云，笼罩在贞观末年的大唐天空，一千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刘洎是自魏征之后，又一位敢言直谏的大臣，此人性格刚烈，身负侠气，言行疏阔，不拘小节，所以他的谏言火药味一点不比魏征弱。 李世民对刘洎也非常赏识，一路将他提拔为宰相。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高句丽，特地留刘洎与高士廉辅佐太子李治监国。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李世民从辽东返回，走到河北定州时病倒了。刘洎与另一位宰相马周入行宫侍疾，出来后在门口遇到褚遂良。褚遂良询问皇帝的状况，刘洎流着泪说：“皇帝得了痈疽，实在令人担忧。”  刘洎前脚走，褚遂良后脚进宫，对李世民说：刚刚刘洎口出悖逆之言，他说没什么好担忧的，我们正好奉少主行伊、霍之事，大臣如果有异心的，就杀了他们（国家不足虑，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异者，诛之）。 伊，是指伊尹，商朝辅政大臣，曾经废商王太甲；霍，是指霍光，西汉辅政大臣，曾经废汉废帝刘贺，因此后人将“伊霍”比作可以废立皇帝的权臣。 李世民身患重病，大臣不为主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当辅政大臣了，一副喜滋滋的神态，恨不得皇帝早点崩了。就算当辅政大臣，你怎么也得给自己粉饰一下嘛，比如以周公自比，聊表忠诚，居然赤裸裸地要做伊霍，刘洎啊刘洎，你要造反呐！  褚遂良的诬告可谓恶毒，短短二十个字把刘洎推上不归路。 李世民强忍怒火，等身体好转，立刻召刘洎质问。刘洎懵了，坚决不承认。好在还有第三个人在场，于是刘洎请李世民召马周作旁证。马周证实，刘洎没有撒谎，可褚遂良一口咬定自己说的是实话，意思是马周做了伪证。 李世民被褚遂良迷惑，令刘洎自尽。 高宗李治即位后，刘洎的儿子刘弘业替父鸣冤，李义府等人一致表态，确实是褚遂良诬告刘洎，应予平反，只有给事中乐彦玮表示反对：“这么做岂不是说先帝错了？”于是李治只好按下不问。  武则天临朝时，刘弘业旧事重提，这一次获得了女皇的支持，刘洎得以昭雪，被恢复名誉和官爵，褚遂良则成了一个可耻的诬告者。 褚遂良为何要诬告刘洎，而且以下死手的方式？《新唐书》只记载了三个字——不相中，意思是相互看不上眼，除此而外不见任何二人的实际冲突点。 从唐朝到五代，没有人对这个案件提出异议，北宋司马光、苏轼等站出来替褚遂良鸣冤，他们认为以褚遂良的品行，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苏轼认为，刘洎此人一贯“褊忿”，很可能一不小心确实说过“伊霍之事”这样的话，否则话，李世民为何只处置刘洎，却不追究马周做伪证的罪行？  苏轼还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所谓马周证明褚遂良撒谎的记载，很可能是许敬宗和李义府篡改了《起居注》，后来史官也搞不清真假了。 司马光持同样观点，他认为褚遂良为人忠直，一生“素无怨仇”，没理由跟刘洎交恶到这种程度。倒是许敬宗一直对褚遂良心怀怨恨，应该就是他篡改了历史。 苏轼和司马光都提到了许敬宗，他是何方神圣？又为何成了嫌疑人呢？ 这位许敬宗跟李义府一样，都是武则天的大红人，当初他们二人靠支持武则天登临后位作出了大贡献，又在编撰《姓氏录》，打压豪门集团上，紧紧地绑定在了武氏战车上。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就是他们的死敌。  以上是许敬宗的作案动机，可是他有作案的方便条件吗？有。 原来，在太宗朝，许敬宗和褚遂良一样，都是编撰《起居注》的史官。有一次李世民向褚遂良索要《起居注》，褚遂良以不合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李世民不甘心，试探性地问：“我万一有不好的言行，你真的会如实记录吗？”褚遂良回答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 一旁的刘洎还给褚遂良帮腔：“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住的！” 由此可见，历史是否真实，完全取决于史官的职业操守，而许敬宗就是个没有道德底线的小人。 据《旧唐书》记载，许敬宗利用职务之便，按个人的好恶大肆修改历史。比如他的儿子娶了尉迟敬德的曾孙女，他就删掉了尉迟敬德过失的记录。再比如他的女儿嫁给了左监门将军钱九陇，他就替钱九陇编造功绩，将他提拔到与刘文静同等的地位。又比如他收受了庞孝泰的贿赂，将一个懦弱的败军之将塑造成了屡战屡胜的勇士。  如此毫无顾忌地篡改历史，终于遭到了举报。后来朝廷令刘仁轨等人重新修订国史，将被篡改的部分又修订过来，但不排除某些史料已经不辨真伪了。 许敬宗死后，按规定要给他赠谥号，有人干脆建议给他一个“缪”字恶谥，可见这是一个多么遭人恨的无耻小人。 这么一分析，许敬宗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条件，还有前科，那是不是就能坐实所谓褚遂良诬告案不实呢？恐怕还不能。 又有一批学者认为，褚遂良诬告应该是事实，吕思勉先生和汪篯先生等很多史学大家，都持这个观点。  他们认为，许敬宗虽然有条件篡改历史，但不能篡改所有历史，比如发生刘洎之死的贞观十九年的《实录》，就不是许敬宗所修，他没条件篡改这段历史。 至于褚遂良为何要诬告刘洎，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褚遂良诬告刘洎，是为了迎合李世民的意图，是李世民想除掉刘洎！ 这个观点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也不是没道理，所有的玄机在一个人身上——太子李治。 贞观十七年，随着李承乾被废，空缺出来的太子之位引发了新一轮的斗争，大臣们围绕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分成两派，在李泰众多的拥趸中就有刘洎。  褚遂良恰恰是李治的拥护者，他尖锐地指出，李泰所谓杀子传位于李治的承诺不可信，而且一旦李泰即位，李治必然遭殃。正是他这一席振聋发聩的话，说哭了李世民，也振醒了李世民，他立刻决定立李治为太子，而将李泰贬黜。 问题是，就算刘洎“投资失误”，就该遭到李世民清算吗？他究竟做啥得罪了李世民呢？除了刘洎一直对李治不感冒的立场外，他的性格最终害了他。 刘洎这个人性格太直率，为人大大咧咧，说话办事有点粗线条，不大注意场合和方式。可是他命好，碰上一个虚心纳谏的皇帝，每每还因为直言不讳受到表扬，这更加剧了他的无所顾忌。  讲两个故事，你就能知道刘洎的性格特点有多害人了。有一次，李世民给大臣们现场赐字。李世民的书法造诣很深，尤其是模仿王羲之的行楷和飞白书，大臣们当然会以得到赏赐为荣。 因为是现场写，所以速度有点慢，大臣们难免争抢，但谁也想不到，堂堂大宰相刘洎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突然跳上御座，从李世民身后探出手，一把抢走了刚刚写完的字。 在场的人都瞠目结舌，当即就有人不干了：刘洎踩踏御座，罪当死，请立刻将他交付司法部门审讯！ 假如刘洎真的因此丧命，恐怕除了惋惜以外，人们只能讥讽他的轻狂，太不值得了！好在李世民大度，且处理得很技巧，他哈哈一笑：“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婕妤是指汉成帝的嫔妃班婕妤，有一次外出，汉成帝让班婕妤跟他同乘一辇，班婕妤拒绝了：“明君身边从来都是贤臣，只有昏君身边才是媵妾。”李世民意思是你这家伙还不如班婕妤一个女人贤惠优雅呢！表面是批评，其实是用戏谑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帮刘洎解了围。 另一件事发生在李世民征高句丽前，他对刘洎叮嘱了一番：留你辅佐太子监国，事关社稷安危，你要体察朕的心思。 搞不清楚刘洎是不是喝大了，他一拍胸脯：“陛下不用担心，假如有哪位大臣敢犯罪，臣就宰了他。” 辅政千头万绪，在刘洎心目中最重要的居然就是生杀予夺。这个大权本来属于皇帝，作为辅政大臣虽然有这个权限，但凡是心有君威的大臣都不敢使用，即便有野心也绝对不敢说，更不敢对皇帝说。但我们这位可爱的刘洎，就这么直不楞登地说了，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往轻里说这叫轻狂不自爱，往重里说这叫野心勃勃，目无君长。 李世民当即就生气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败。”这话很重，已经在警告刘洎，你当心因为自己的性格缺陷丢掉性命！ 这两件事都清晰地呈现出一个政治不成熟，又乖僻轻狂的刘洎。这种人说出“伊霍之事”意外吗？一点不意外吧，或许他自己说这话的时候都一脸大义凛然：太子懦弱，大臣不“行伊霍”，国家怎么治理？ 作为皇帝听了会咋样？一定浑身哆嗦，一定杀气顿生！即便刘洎没说过，李世民也情愿相信他有这种心思。贞观十九年离李世民驾崩只有四年时间了，晚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太子，为了江山社稷，提前扫雷恐怕就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课。 在这一点上，褚遂良和李世民是一致的，他也希望借李世民的手除掉这个隐患，因此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一个公然诬告，一个借机开刀。 这就是当今史学界主流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古代史学家集体替褚遂良鸣冤，现代史学家却一致认为就是褚遂良诬告，如此按时间划分泾渭分明，其中有什么蹊跷呢？ 很简单，古人的评判标准有问题，他们恪守君臣之道，一切道德至上，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更愿意用“忠和奸”这种黑白分明的方式评判历史人物，以彰显自己的立场。所以古人评价历史，往往够辣，却多失之偏颇。 现如今我们没了帝制历史环境对我们的束缚，史学家可以跳出“三界外”，以自由的视角审视历史人物，也就更客观公正。 以褚遂良为例，不否认他的道德品行，但作为政治家，他会被道德捆住手脚，不顾国家利益吗？当他认为刘洎将来会成为“伊霍”时，他还会在意自己的羽毛吗？诚如是，褚遂良就算不得真正的忠臣。 因此，我个人认为吕思勉先生等人的观点更靠谱，只是这些都基于推理分析，而不是事实。所以吕先生的观点也未必全然靠得住，我就有几个疑问： 刘洎虽然反对过李治，但那是尘埃落定之前，李世民敢让刘洎辅佐李治，说明刘洎已经接受了李泰的失败。也就是说，刘洎没有必死的理由。 刘洎虽然也是宰相，但肯定比不了长孙无忌、褚遂良，他哪来实力做“伊霍”？李世民能宽容他爬龙椅，就不能容忍他嘴上跑火车？ 力挺李泰的何止刘洎一人，从数量上说，站在李泰身边的人，比李治的拥趸还要多，李世民忌惮得过来吗？ 刘洎此人轻狂不羁，但李世民应该能抓得住他最重要的特质——忠心耿直。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刘洎分明就是个无害的任性大男孩嘛，有必要对这样的人大开杀戒吗？晾一边就行了嘛。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个无解的公案，您觉得褚遂良是黑是白呢？刘洎到底冤不冤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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