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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顾彬走入了中国文学界的视野。 他自1974年起就开始涉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且已在中国活跃了十多年，受聘在许多中国高校讲座。 作为外国研究者，他用外在的视角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见解。  早在2007年，顾彬就在我国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了中国图书的最高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意味着，其意见的价值被我们认可和倾听。 因此，当他又出人意料地评价：余华和莫言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我们最好停下来，思考一下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01 顾彬与文学据说，某位中国记者初次与顾彬见面时，称他为汉学家时，被纠正为“请叫我诗人顾彬。” 可见，在文学各种体裁中，顾彬首先对诗歌情有独钟，对自己诗人的身份定位最为认同。 顾彬与中国唐诗的缘分源自他的大学生涯。当时，他遇到了一个唐诗专家，并跟随对方学习唐诗和宋词。  在唐朝诗人中，顾彬很欣赏杜牧，他觉得杜牧虽然比不上李白，但也是才华横溢。 1973年，顾彬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获得波恩大学的汉学博士学位。 顾彬钟情于中国诗歌，他说，与德国出现第一位诗人的时间相比，中国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时间早了两千多年。 而且，德国诗歌发展了数个世纪后，德国才出现了可以与中国诗人相提并论的大家。 除了诗人，顾彬还是一位翻译家。因为在翻译领域的突出成就，他于2013年荣获德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译奖。  论及德国译者和中国译者的区别，他评价，中国译者大都很年轻，而德国译者普遍在50岁以上。 在他看来，语言水平与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年轻时一个人的语言水平往往有很大的局限。 另外，他指出，中国总是将作者和译者区分开来，这两个身份很少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 但是在德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和学者，而且，德国翻译协会的成员，基本都是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作家。 顾彬的第三重身份是波恩大学汉学系的教授，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  顾彬的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尤其是花费5年时间独立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奠定了顾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权威地位。 总结而言，顾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标准和参照系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以欧洲经典作品为中心的世界性参照系。 二是作家的外语水平，这决定了作家能不能吸收外文作品的优势为己所用。 三是作家的语言驾驭能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顾彬显然对前者的评价更高。他将两者分别喻为“五粮液”和“二锅头”。 他赞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媲美，但1949年到1979年的水平则急剧下降。 在顾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多是作为医治“病人”的形象出现的。 鲁迅等一批伟大的作家，同当时的时代现象理性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反思。 他坦率地指出，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没有能够超越鲁迅、沈从文的人，或许因为怒其不争，他总是以一个犀利的批评者形象出现，引起了人们的颇多误解。  当他的“垃圾论”言论引发巨大反响时，他遗憾又无奈地表示：“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中国文学之中，而这些在'垃圾论’的讨论中好像从没有人提及。” 因为喜欢中国文学，他才采取批评态度。 顾彬诚恳地建议中国现代作家：持续提高汉语和外语水平，小说的语言比故事更重要。 不要被政治、市场、奖项等外部因素影响，而应该秉持文学创作的初心，为语言、艺术、美学而服务，将关注重心置于作品本身。 甚至对于诺贝尔文学奖，顾彬也颇有些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一奖项的颁发往往跟政治因素有关，并不那么纯粹，他不想因此而干扰自己的文学追求。 总之，“爱之深，责之切”大概可以贴切地形容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心境吧。  02 落后的作家翻译后引入德国市场的中国小说并不少。顾彬解释，德国读者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中国现代文学，再是中国当代文学。 目前，在德语国家中莫言与余华的小说卖得最好。 另外，所谓的“美女作家”的书，当年在德国卖得也不错。 但是，顾彬认为，这是其目标读者素质较低所致——普通德国读者喜欢阅读讲故事的美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并不能说明书的质量。 甚至，对于余华、格非这些在中国较为知名的作家，顾彬也认为他们是落后的——因为他们的小说仍然在讲故事。  顾彬认为，这些“故事”在德国属于通俗文学而非严肃文学，仅提供乐趣而思想性不足。 在现代这个信息社会，我们有无数的渠道获知各种各样的故事，甚至现实生活可以产生各种匪夷所思、意料之外的故事。 因此，顾彬认为，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作家提供故事，而需要他们揭示本质。 例如，比起讲述一个人突然自杀的故事，我们更希望作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比起描写人们颓废的生活状态，我们更希望作家启示我们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这些才能真正体现作家的思想。  在他看来，文学不是消费文字，不是供人娱乐的故事，而是对生活的另一半的揭示，恰如陌生的空气，引领着我们的精神和生活。 顾彬批评说，许多现代中国作家在写作时过分考虑了经济因素。 为了多赚稿费，他们偏向于增加作品的字数，能简洁地表达的，也往往忍不住要多写一点。 这自然难以兼顾语言之美。顾彬更耿直地抱怨，这导致中国的小说都太冗长了，在被翻译成德语时大多被删减。 为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不少作家还会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这又使得作品的质量大打折扣。  另外，在人物的描写上，顾彬着重提出，领先的欧洲作家往往深入写一个人，关注人物的内心。 中国小说家很少只在作品中写一个人，而且容易流于表象，没有深入人物内心。 顾彬进一步阐释，余华与莫言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而更是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者说是按模式创造出来的人物。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余华、莫言等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顾彬还批评中国不少作家并不了解女性，在作品中将女性当作单纯的肉体。这样的态度是顾彬无法接受的，会逼他直接抛下书本不读。 
顾彬并不完全反对作家描写性，如果这种描写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为了表达思想主题，那么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只是，比起肉体，他更加关注女性的精神与灵魂。他大概也希望作家们也如此。 顾彬心中最欣赏的中国当代作家是鲁迅，他认为，鲁迅的思想、个体精神穿透力、语言功底和形式塑造力都是非凡的。 而且，鲁迅的作品具有批判性，而当代中国作家则更多地展现国家的强大。 总体而言，顾彬的这些意见都是严肃而审慎的，他的建议是基于大量的阅读和研究给出的，并不草率随意，对于这样的意见，我们应该倾听。 03 中国文学的出路最初，顾彬的“垃圾论”言论触发了国人心中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焦虑。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起跑点本就是落后的，文学前进的方向也一直对标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我们急切地想得到外国的认可和褒扬。当听到外国学者如此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时，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就不难想象。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西方国家是希望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可为他们所用的价值的。 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们的写作，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那么，我们又如何向他们输出独属于我们的价值呢？ 是的，让外国作家或学者魂牵梦萦、心心念念的，很可能不是现今黯淡的中国文学，而是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古典文学。 例如，将顾彬吸引到中国文学研究中来的，是唐诗，是宋词，是老庄哲学。 在面对是否“厚古薄今”的提问时，顾彬也大方承认他就是如此。 他提出，中国现在的文学作品无法跟杜甫比，无法跟《红楼梦》比，也很难在中国找到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家，一定要找，就只能找古人。 他们是希望异域文化为他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以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 毕竟，有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应该重视在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挖掘我们对世界文化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顾彬还多次提出，一个作家如果能超越他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能通过写作来影响其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 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书写者，例如歌德和李白。 在他看来，世界文学书写者关注的是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或者人类的共同问题，他们的视野和格局是更大的。 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学会分辨并吸纳中肯的、有价值的建议。 虽然多次批判过莫言，但顾彬特别赞扬莫言十分虚心谦逊，莫言请顾彬日后继续批判自己。 莫言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中国作家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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