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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翻译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等一系列文化悬疑小说。但实际上我不光是做文学翻译，还是一个教授，一个搞研究的人。我做研究和做翻译与许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始终是立足本土，打造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今天讲的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 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译介活动、翻译研究还是翻译教学，成绩都相当显著。但我们也同时发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一味地外译中，却殊少中译外；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做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文化，如何在译进时要忠实外来文本，如何在译出时要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却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的重心早已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美利坚”“大不列颠”，这样的翻译带有仰视意味 记得在几年前，我写过系列文章来探讨文化自信的问题。我认为，文化自信不是要和国外的文化体系对着干，而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东西。然而现实中，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有的时候过于膜拜了。 比方说过去的人，把“American”翻译成“美利坚”，我们知道这都是美化翻译，这种翻译包含了译者的文化认同，是一种膜拜式的仰视的翻译，意思是说这个国家美啊，船坚炮利。实际上，真正按照发音翻译的话，这个词应该翻译成“额卖利加”。同样，“Great Britain”按照音义结合的翻译方法，翻译成“大布里顿”就可以了，但却被翻译成“大不列颠”。这种译法的初衷恐怕就是让人们知道，这个国家真是太伟大了，永远不能颠覆。可见，在翻译时是把一些文化意象和文化认同都融进去了。至于“Middle East”，我们翻译成“中东”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使用“中东”这个词就有问题了。什么叫“中东”呢？它明明在我们的西边，怎么能把它说成“中东”？中东在欧洲的眼里是东部，离他们又不算远，当然是中东了。而对于我们而言，那显然是西边，在我们古人眼里那是西域。而“远东”（Far East）是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最东部地区的通称，他们以欧洲为中心，把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把西亚附近称为“中东”，把更远的东方称为“远东”。“远东”这个概念一般包括中国及今天的东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东南亚和南亚，即阿富汗、哈萨克以东，澳洲以北，太平洋以西，北冰洋以南的地区。所以我们在使用“近东”、“中东”和“远东”等基于西方人视角的词汇时，明显缺少对这些词汇内涵的深究，缺少了一种话语自觉，也缺少一种自我建构。再如，我们把“Christmas”翻译成“圣诞节”问题也很大。“Christmas”没有“圣”（saint）的意思，为什么要翻成“圣诞节”？如果是基督徒，把这个词翻译成“圣”，勉强说得过去。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原因翻译成“圣诞节”。过去，许多老人将它翻译成“耶诞节”，我倒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类似以西方为立足点进行的翻译还有很多，不仅仅是词语的翻译，还包括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不少译者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之心，对本国的文化有自卑心理，甚至羞于将自己国家的文学文化作品译出，羞于将本国文化介绍出去。这与我们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等先辈们的“豪杰译”比起来可就差得远了。 梁启超等众多现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译家们在彼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随着国情的变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愈加认识到了文学文化翻译的积极意义。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所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演绎到了极致。译家们绝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就都是从“感时忧国”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而从事文学翻译的。但这些先辈们从事翻译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我们当下的翻译活动中所缺失的。 中国的文化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文化典籍的翻译要忠实于传递原文的文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诗学特征和美学传统。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三字经》为例，对这样的经典文本进行翻译，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忠实才说得上是好的译本。《三字经》每行三个字，每一首四行，而且是韵体，翻译的时候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与之对应有一定困难，这也是《三字经》几百年的译介历程中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就翻译过《三字经》，后来俄国人、英美人、法国人相继迻译。这些译者大都把《三字经》的题目译作“每行三个词的经典（书）”，但并没有哪个译者严守这个“每行三个词”规则去翻，导致书名和内容严重脱节。另外，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家译的只是一种口水话式的解释，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离了原文，在深层的忠实上则差得更远，并没有做到简明扼要，保留原作的神韵、气质和风貌。至于一百多年前翟里斯的《三字经》译本则更是以解释说明为主，基本上不能叫翻译。当然，一百多年前的翻译活动，在当时的语境下，那样的翻译也是有其合理内涵的。可见，我们不能指望汉学家们完成我们真正满意的经典翻译，在充分发挥国外翻译力量的同时，我们还要培养有文化担当、有翻译自觉的自己的翻译人才和团队才行。 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那不是很正常吗 我们的英语老师经常批评我们的学生，说他们太Chinglish——Chinese English，也就是中式英语，动辄发音不对，语调不对，要不然就是单复数不对、时态不对、搭配不对，总之你就是不对。在我看来，我们的孩子们英语学不好讲不好，主要是因为老师没教好。英语讲不会是因为老师总是打断他。大家想一想，中国人不讲Chinese English，讲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那不是很正常吗？你讲得再地道，英语世界还缺一个讲地道英语的人吗？他们真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不仅会讲英语，而且有中国文化文学功底、有中国元素和这方面有积淀的人。而在我们的翻译界恰恰也缺少这样的人。我想特别指出一点，有些人经常批评中国学生或学者，希望他们要用英语思维。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think in English（用英语思维）?我们需要用英文写文章的话，肯定是用中文想，用英语写，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英语世界的人是想看到我们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们的思维，不一致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沟通交流的。 我们经常抱怨西方的许多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中的不忠实和不准确，殊不知他们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觉和他们的社会所需才那么做的，而我们却过多地从字面意思和机械对等诸方面去做简单的技术评判。译文越是忠实原文，我们就越能看出作品自身具有的魅力所在。当然，中国文化走出去绝不是一朝一夕、一厢情愿或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要承认和接受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逐渐积累中推动中国文学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在100多年前，像翟里斯那样对《三字经》的解释性的翻译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而现在，像赵彦春这样的中国教授逐字逐句对应着“硬译”、“直译”、真正的“豪杰译”在当下也是必要和适合的。试看一例：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翟里斯译： 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而当下的中国教授则翻译成： 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翟里斯的译本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抑或是在音节上还是在音韵上，都远离了原文，而中国学者的翻译显然在几方面都满足了要求，稍微有点中式英语更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和美学特色。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要考虑的是让优秀的文学作品优先走出去，但绝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要改头换面，要曲意逢迎，要削足适履，要委曲求全，要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绝不是卑躬屈膝地仰人鼻息，绝不是唯西人外人之马首是瞻。我们首先要推出那些有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的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 莫言作品走向世界是因为“随意增、改、删”的翻译？ 那么现在该如何做呢？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希望原汁原味地了解中国，这就是许多汉学家这些年做的工作中的一个部分。汉学家们的翻译理念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变化，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忠实原文，越来越多地保留陌生化效果。 许多人说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会列举不少原因。比如，有人说莫言的作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我认为，这个并不成立。莫言是很爱读书的一个人，他的确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在福克纳的研究方面也算是一个专家，如果说莫言模仿了福克纳的哪一个东西，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应该说，莫言很好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也学习了西方一些文学中的合理要素。还有人说，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葛浩文翻译得好。这点没错，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葛浩文是随意增、改、删的典范。增、改、删到什么程度？我们有一个著名作家说葛浩文把莫言的《丰乳肥臀》翻开，看完第一章之后合上，就开始写了。我做过一百多万字葛浩文翻译的对比，吃惊地发现，他更多的是非常忠实原文，甚至忠实到了逐字逐句这样一种程度。当然，有删有减，这是很正常的。 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的作品，这话主要是源于葛浩文给莫言的一封信。葛浩文在信中说，莫言先生，您的《丰乳肥臀》有的词我想删掉，有的要改一下，个别地方可能要采取增译的办法，你看行不行？莫言说，这和我没关系，你想怎么翻就怎么翻。结果，大家就把这个当作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作品的铁证。但是事实是，大家应该反过来看，由于葛浩文是个非常严谨的翻译家，他稍要增、改、删都要征求原作者的同意，而这说明什么？说明葛浩文非常严谨，轻易不增、改、删。 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的确，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价值的学术贡献。当然，中国文学走出去，要求译者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双语能力，还要具备深厚的双语基础和勇敢的社会担当。莫言向他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其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选择源语文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学文化要想走出去，译介什么和怎么译介应该同时考量才行。 中国作家要立足本土，但酒香也怕巷子深 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尤其是站在对外联络的码头边上的上海作家，积极主动大胆地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作家学习，并大胆地应用到创作实践中，并且绝对不乏立足本土、反应社会深层问题、关怀人的心灵深处的好作品。但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呈现出“集体低调”的现象。原因何在？批评界以西方理论为准绳和评判标准的话语导向肯定是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我们作家自己这些年来的话语惯性和自卑情结所致。 就像武林高手不说自己出自哪门哪派，就不容易被武林接受一样，作家们似乎也有这样的心理。莫言写了很多小说之后，到了美国，还要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的坟上烧上一炷香，说“你是我的老师”。这一方面说明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一方面也说明莫言的认门心理。可见，师出有门有派的心理对中国作家来说是多么严重。其实，从莫言的受教育情况来看，他肯定是先进入创作界，然后才较多地接触了福克纳等外国作家作品。而从他的阅读情况来分析，莫言阅读的中国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外国文学作品数量。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在全球化的今天肯定落伍了。莫言的作品如果还养在深闺，没有《红高粱》电影的强力推介，没有十几种外译本，没有媒体的深层报道，“酒”再香也还是储藏在高密乡的地窖里。 像莫言这样的“酒”，放眼全国恐怕不在少数。中国文学这些年向外走的工作做了一些，但误区也很大。一些作家还抱着刻意满足西方读者的单一口味的目的去书写，这显然是缘木求鱼，忘记西方读者同我们一样有着一定的审美追求。有的作家甚至抱着冲刺诺贝尔奖去写，就更是显得天真了些，他们连诺贝尔奖的评判标准和百年来评奖标准的起码嬗变都还没弄清楚。 十几年前《三体》连载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部作品会在世界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更想不到其英译本受到那么多西方读者青睐，还获得雨果、银河、克拉克等多种大奖。译作本身的质量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因素显然不容忽视，酒香也怕巷子深啊！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因素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也越来越大。要想使中国文学更快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恰当的宣传和正确的推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和环节。 麦家的《解密》（英译Decoded: A Novel，2014）能在海外迅速走红，与出版公司以及相关媒体等各方面对原作者及译作的大力宣传密不可分。在《解密》英译本出版前后，出版社及作家麦家对其做足了宣传，其英文版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UK)和美国法勒·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Farrar Straus and Giroux)联合出版，在英、美等35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出版不久就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在美国亚马逊世界文学的榜单上，这部作品曾位列第十，被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评选为年度优秀图书之一，成为迄今唯一一部入选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麦家也成为第一个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当代作家。 总之，我们的文学文化要走出去，就要翻译成英语等外语，但不是要一味地迎合西方，特别是不要一味地满足英语世界的表达和思维方式。其实国外读者，特别是西方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现在已经到了说我们自己的话，打造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时候了。我们要以自己的文化发展需求和国家交流为中心，从自身出发，用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简而言之，我们要做自己文学文化的主人，自觉自信自如自在地向外译介，平等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学文化进行交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日形成。 【思想者小传】
朱振武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及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委员会主任，《世界文学研究论坛》(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主编。已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3项，正在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一项，获得省部级项目及奖项多种。出版著作《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聊斋志异>的创作流变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美国小说：本土进程与多元谱系》《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爱伦·坡小说研究》等15部，编著50多种，译著30多种。主持译介的《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骗局》《数字城堡》《失落的秘符》等丹·布朗系列文化悬疑小说及相关研究书籍引起轰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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