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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上通常会把皇帝说成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尽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残酷压榨剥削农民阶级。这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在说，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在说。 学习中国古代史，始终要牢记一个重要的前提——都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私产，这一家一姓要治理好私产，不光需要依赖各级官员，还要依赖广大百姓。理想的状态是君主圣明，官员忠诚廉洁，百姓勤劳本分。比如唐太宗时期。 古代士人、百姓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制度合不合理，法律健不健全，士人只希望遇到个明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百姓只希望遇到个清官，能为民做主。 理论上说，全天下的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子民过上好日子的君父呢？起码每一个皇帝都会说自己“爱民如子”，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皇帝们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为了不让自己的舟被覆，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稳定好载舟的水，也就是怎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起来造反。历代皇帝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都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其中，明朝创始人朱元璋为了明朝的万年基业，就为稳定百姓的事操心最多。因为这种操心，他设计出一系列的制度，使明朝成为古代皇权固若金汤的朝代，最专制、最黑暗、最邪恶的朝代。 更为讽刺的是他设计出的一系列制度，不光没有给百姓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使历朝历代都猪狗不如的百姓更加猪狗不如。最终造成民不聊生，流民遍地，民变四起，直接导致明朝灭亡。 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是怎么做的，下面的每一个话题都很大，没办法长篇大论，只就主要的点到为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逐个话题地去研究发现。 一、固民。 固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固定地方。用户帖制（户籍管理）、黄图册（户口加土地）、鱼鳞图册（土地位置和形状）、里甲制（连坐）等相互结合，将一户人家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准随意迁移，要外出办事，必须得到官方同意，发给路引（路条、介绍信）才行。 二是固定职业。将百姓分为民户、匠户、军户、灶户四大类（还有许多小类），民户务农，匠户做工，军户从军，灶户制盐，全部世袭，不得更改。 通过固民，每家每户有多少人、多少土地、从事什么职业，朝廷都清清楚楚。朝廷的任何旨意都能够通过这种管理体制下达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在明朝是不存在的。 这种管理细致到百姓穿什么衣服都有规定。汉学家称这种管理方式称为网格化蜂窝式管理。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孩子生下来就被牢牢地限制在一个地方一个职业，要想改变的话就只有一条路，科举，还得是在允许参加科举的户籍内。 二、固教。 固教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统一教材。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批注的四书五经为标准。一种是统一学校。以官学为准，禁止私学。 要参加科举，必须先获得“生员”资格，而这个资格只能在官学里才能获得。明代的书院要到明中后期管理松弛时才慢慢出现，经历了兴起又禁毁，又兴起又禁毁的过程，一直到崇祯时皇权衰弱管不过来了，才出现遍地书院，私学勃兴的局面。 通过固教，对将来会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管理社会的读书人进行统一的思想教育和灌输，僵化其思想，固化其思维，避免滋生或者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 然后通过尽量公平的科举，把这些人读书人吸纳进官僚集团里管理社会。相对公平的科举，也防止了豪门世族的出现，减少了一个威胁皇权的因素。 三、虐官。 朱元璋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其十分痛恨官吏。在他眼里，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是贪官污吏，都必须加以戒备和警醒，因此，他对官吏的管束十分严厉。 官员收入低，俸禄低得几乎不能养家糊口；惩罚重，稍有贪腐，就会受到重刑，甚至剥皮楦草。（将人皮活剥下来做成口袋，在里面充实干草悬挂在衙门或土地面前示众） 明朝有些官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恐怖而奇特的景象，门前悬挂摇晃着前任官员装满干草的皮囊，衙门里办公的现任则套着枷锁脚镣。两个都是贪官，但没有多余的官员可用，就让贪腐罪行轻一点的官员戴罪办公。 朱元璋也鄙视儒生，对科举出身的官员（明朝绝大部分官员是科举出身）也很厌恶。古代的读书人（士），特别是拥有功名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在明朝以前，都享有一些社会特权和司法特权，皇帝通常会对他们以礼相待，最起码也要保持表面的尊重，维持他们起码的尊严。 但在明朝则没有了，朱元璋设计了个廷杖制度，不管你学富五车，还是高官显贵，只要违反了相关规定，就当众扒下你裤子，用板子打屁股。让你斯文扫地，尊严全无。 古代士人，可杀不可辱。现在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怎么办？自杀或者苟活。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苟活，也就意味着明朝的全体读书人集体丧失了自我尊严，成为皇帝眼里可以任意侮辱的贱民。 古代读书人的脊梁就这样被朱元璋的板子打断了。到了清朝，因为族群的差异，这个脊梁再也接不上了。 为了防止官员贪腐，朱元璋还鼓励百姓举报，甚至允许百姓自主捉拿贪官污吏，交到有关衙门处置。皇帝和百姓联手对付官僚集团。 四、监督。 朱元璋设计出一个特别复杂的管理体制，其中有行政体系、监察体系、特务体系，大家互相牵制监督，而每一个体系内还有互相牵制监督的分体系。 比如六部行政体系本来有监察系统的御史监督，但六部里还有个独立机构六科给事中在监督。给事中最高官员为正七品，却可以稽查正二品的六部尚书。有点像汉代的刺史稽查州牧，都是用低品秩官员监督高品秩官员，低级官员为了尽快晋升，会更加尽职尽心。 特务系统的发展也如此。朱元璋弄出个锦衣卫。明成祖觉得不够，又弄出个东厂。明宪宗觉得还不够，又增加一个短命的西厂。
五、废丞。 朱元璋猜忌之心特别严重，担心丞相坐大图谋不轨，干脆废除丞相，所有事务由皇帝亲自裁决。朱元璋残忍杀害丞相胡惟庸以及受此案牵连的人，竟多达十万人。 古代的丞相确实是一个最有可能和皇帝分权的人，最有可能成为权臣欺负皇帝的人，曹操、诸葛亮就是典型。朱元璋废除丞相，就是为了消除这个隐患。
六、限商。 古代是农业社会，从来都是重农抑商，社会等级也是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 只有宋元时期重视商业，这个传统也延续到明初。明初的商业规模其实大于宋元，但却被扼杀了。 朱元璋，还包括儒生精英集团在内，都认为经商赚钱是邪恶的事情。经商必须南来北往，破坏了禁止人口流动的规定。经商致富会打击农民农业耕作的积极性，破坏帝国生存的根基。商人还会传播不良消息，带来不良习气，等等等等。
朱元璋对商人经商也做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规定，甚至不允许商人穿绫罗绸缎。各级官府也尽量把商人的经商活动限制在本省范围内。 国内限制经商，海外贸易就更不允许了。朱元璋禁海，宋元时期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在明朝中断。 这个太可惜了。宋元时期的造船业居全球之首，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使用的船舶主要在中国订制。 明朝的航海业也居全球之首。郑和下西洋时乘坐的宝船吃水量为3000吨，五十多年后，哥伦布率领 3 艘船环球探索时，三艘船加起来的总吨位才450吨。
更好笑的是在北方，明朝官员都知道难以抗拒蒙古人的侵袭骚扰，却都反对和蒙古人通商做贸易。原本可以通过通商贸易解决的问题，偏偏不愿意做，怎么办呢？就只能重修加固长城，希望用厚厚的城墙挡住蒙古人的铁蹄。 挡不住的，要真能挡住的话，明英宗就不会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俘虏了。有些人常常幻想，要不是吴三桂投降清朝，放弃了长城山海关，清军就打不进来。就没想想在此之前，皇太极隔三差五地一拍脑袋，就派一支军队进关骚扰，东到山东，西到山西，还直接打到京城脚下，哪一次是走的山海关？
七、抑武。 朱元璋痛恨官员，厌恶儒生，还猜忌武将。他自己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害怕其他武将也用武力来推翻他。 这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心思一样（其他朝代其实也大致如此），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完全不一样。赵匡胤是杯酒释兵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交出兵权的将军们都得到优厚的待遇，得以善终。 朱元璋则是痛下杀手，以各种理由将跟着打天下的将军杀掉，并且动辄株连成千上万的人。凶残至极，连太子朱标都看不下去了。
明朝武将地位低下，不光要在文官统率下作战，还有宦官督战。打胜了主要功劳是别人的，打败了却要承担主要责任。 上一篇曾经说过明朝武将普遍存在养寇自重的心理和行为，为的就是确保自身安危。有匪寇，朝廷就要给钱粮，就要依靠武将来平乱。没有匪寇，就得过苦日子，还可能受到猜疑，性命难保。 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也是朱元璋的创举，士兵都分有土地，自给自足，没有平乱或战争，朝廷不会另外拨付军饷军费。而那些土地产出连士兵养家糊口都不够，哪里节余得出军费？明代士兵是最凄惨的一个阶层，中后期时士兵大量逃亡，一些卫所逃亡了80%， 明朝中后期官军抢掠民间的行为远甚于土匪流寇，和官军太穷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军户和卫所制度几乎完全失效，军队还是要向社会募兵，朝廷还是要拨付军饷军费。朝廷没钱就加税，百姓日子更难，更恨朝廷。
八、泽后。 这个话题上一篇也说过，朱元璋穷怕了，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受穷，给予了他们优厚的福利。男性子孙从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一代一代的排。女性子孙从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顺序排。每个等级每年都有相应的俸禄。另外还有土地房屋等赏赐。朝廷还要提供护卫甲士、差役奴仆。 明朝封藩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只有封号，没有封国；只有爵位，没有职权；只拿俸禄，不管事务。说白了就是啥事没有，只管玩。
古代能有什么好玩的啊，没网络，没手机，没电影，没电视，晚上还要宵禁，门都不能出，就只能玩些少儿不宜的事情。一个有趣的统计数字出来了，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厉害了，明王爷。 朱元璋时，山西只有一位晋王，到嘉靖时，不过二百年左右，增长为1851位。河南更厉害，本来只有一位周王，到万历时，也不过二百多年，增长为5000多个。朱元璋最初封的亲郡王、将军只有49位，到明朝末年，已繁衍为近百万人。 越往后，皇子皇孙的供给越重。万历皇帝时受不了了，还降低了一些待遇，但仍然沉重不堪。
朝廷受不了，民间更受不了。各地的良田好地大多被这些人占有了。百姓又要交各种税赋来供养这些人，又没有良田好地可种，雪上加霜。 朱元璋还设计许许多多的制度，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比如财政、税收等等（其实也都是瞎弄，祸害无穷），一时半会实在是说不清楚。 美国明史研究会会长、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汉学家埃德加·L`法默（范德）认为，（古代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这样，对百姓的生活进行如此微观的管控。 根据他的研究，朱元璋与其说是个军阀，不如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者。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美好、奇怪、天真、可笑的想法，并且把这些想法转化成百姓的生活法则。
朱元璋确实很天真，他迷信制度和权威，认为只要有了这些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制度，再加上皇帝的亲力亲为，官员们就不贪腐了，百姓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在他当政的时期，天下平定，百废待兴，他的这些制度还能有效地执行并产生良好的效果，但并不是说这些制度就是好的。他死了以后，这些制度本身的缺陷也逐步显现出来，既没办法执行，他的后代子孙也没有那个有他那样的情怀和精力来亲力亲为，监督执行。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是最复杂的，不可能象管动物一样来管理。 比如固民政策。怎么可能把一个人生生地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职业里？古代社会，不是每个人都读得起书的，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他不愿意呆在那个地方不愿意从事那个职业，怎么办？两条路，一条是逃亡，做流民。一条是贿赂各级官员，改户籍。 有贿赂，自然就产生贪腐了。马伯庸先生所著《显微镜下的大明》一书里，专门讲述了户帖黄图在明朝的演变，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制度是怎样崩塌的，各级官员，包括（嘉靖）皇帝本人是怎样从这个制度里捞取钱财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其他的几个故事也很有趣，也可以看到朱元璋设计的这些制度有多天真。
比如税收，朱元璋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制定的税收其实很低，10%，但他却不懂统一税收管理，而是怕官员们乱来，把税收分摊给多个部门管理，既把税收搞乱了，又给了多个部门贪腐的机会。 以马伯庸先生书里说的为例，黄图档案，也就是人口、土地档案，是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资料，朱元璋和其子孙也知道这一点，存放黄图的南京玄武湖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别说百姓，就是官员也不能随意靠近，更别说进入。 很重视吧？但奇葩的是，朱元璋竟然没有给这个管理部门划拨经费。他规定的是六部中一些部门节余下来的费用转给图库，如果没有节余，就由附近的两个县承担。
会有节余吗？肯定没有，就算有也会说没有。现在也没有哪个部门会说我的经费用不完有节余，你们拿去用吧。最终只能由附近的两个县出。这两个县怎么出？还不是立一个名目从百姓那里征收，反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比如固教，人的思想是多元化的，读书人的思想更复杂（知识越多越反动，哈哈），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信奉朱熹的学说，但为了考取功名，不管信不信都得去死记硬背。明朝读书人几乎都是“两张皮”，接受的教育和他们的思想行为方式完全脱节，典型的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比如惩治贪腐，官员的俸禄连养家糊口都不够，不贪腐连日子都没法过。像海瑞那样甘于清贫的官员，二百七十七年里就出了一个。惩治贪腐是个系统工程，光靠严刑峻法远远不够。
再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们对付朝廷的智慧从来就没缺少过，代代相传。朱元璋自己都感到惊讶，我都处罚得这么严厉了，怎么还有那么多官员前仆后继地贪呢？ 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想让官员们不贪，难！ 朱元璋是个精力十分十分十分旺盛的人。废除丞相后，所有政务由他亲自处理。来看看他的工作量有多大。 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中国史专家查尔斯·O`哈克（贺凯）统计了一下朱元璋在8天里所做的事：共收1600个奏折，涉及3391个问题。他以10小时处理200个问题的速度完成，也就是说，平均3分钟处理一个问题。
三分钟的时间里，要阅读奏折，弄清楚问题的由来，然后还要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这是人还是神啊？朱元璋把政务弄成游戏了。 后面的皇帝谁有他那么旺盛的精力啊？第二个皇帝明成祖就受不了了，大臣不可信，就只有让宦官来做。明朝的宦官干政由此出现，大概这也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吧。 朱元璋设计的各种奇葩制度，最终只起到了一个作用，让明朝的皇权固若金汤，难以撼动。其他的美好愿望全部落空，官员照样贪腐，百姓更加猪狗不如。
也多亏了他的努力，明朝才能延续二百多年，如果不是满洲人的外来侵扰，还不知道会延续多少年。 明朝皇帝除了太祖、成祖两个祖还像个皇帝样，把天下当做自家的产业来经营。后面的皇帝就像天下不是他们老朱家的天下一样，玩出了各种花样。有斗蟋蟀的、有建豹房的、有炼丹的、有做木匠的、有好情色艺术的，两个皇帝加起来七八十年不上朝，换一个朝代，也许早就玩完了。
除了制度层面外，朱元璋的个人特质中还遗传下来两个有些变态的意识，一个是对大臣的猜忌，一个是吝啬守财。明朝皇帝几乎个个如此。 百姓不但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越过越惨，活不下去怎么办？只有造反。在古代历史中，只有明朝是被遍地饥民、流民起来造反而推翻的。跟随李自成攻入北京的体制内的文人只有11名进士、7名举人和3名秀才，其他的全是饥民、流民。
明亡于李自成，不是亡于满清，虽然满清的侵扰吸引牵制住了明朝的重要武装力量，给李自成攻占北京带来了便利。 满人入关时，末代皇帝朱由检（崇祯）已经在煤山上吊殉国了，宗庙社稷也没了，彻底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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