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也开始了最为卓绝艰苦的全面抗战。如果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抗争，则长达14年之久。  在漫长的侵略战争中，远离本土的日本士兵遗留下很多家书。本刊编辑部从建川博物馆寻访到了此类书信3000余封。从这一个切入点进入对战争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 日军有极为严格的书信审查制度，普通士兵的书信，往往有很多被涂抹掉的痕迹，以免他们泄露军事机密。这种书信审查制度，反映出日军是一支有现代化组织方式的军队。如果比较同期的中国军人的家书，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记录了更多军队开拔的细节，在战争中，这实在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但是，正是这些经过严格审查的日军家书，向我们展示了日军侵华战争一些意想不到的历史细节。 我们会从信中读到一位丈夫对妻子的“思念”。但是，这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男子，轻描淡写地谈论他在中国东北的训练、出差和任务。他写道，在中国农历新年，他们被村子里的鞭炮声震惊，以为是有战斗发生。他没有写，他们在中国的大年夜杀气腾腾冲进村子，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 我们会读到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牵挂”。在信中，这位军官很关心女儿的学习和生活，时刻教导她要“效忠天皇”。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一窥二战时日本本土正在推行的可怕的军国主义教育。即使是女孩，也被教导“为战争服务”，时刻做好为天皇牺牲的准备。 我们会读到一个日本工厂和侵略前线的通信，这些信记录了一个日本工厂是如何围绕战争运作的。工人们除了生产，还经常进行训练，在一些“纪念日”，他们高唱战争歌曲，向前线“敬礼”。在这样的仪式中，工人和士兵连接了起来，没有任何缝隙。这些工人不但做好了随时应召入伍的准备，而且，他们的组织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化形态。 在日本，田间小路和废弃的院子，到处都种满了蓖麻，而蓖麻油则是航空用油的原料。这是信中的写实，也是一种隐喻：在很多日本民众（包括儿童）心里，也种满了蓖麻。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不但要记住抗战是如何胜利的，还要牢记那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因此，除了一组有关武汉会战的“战地通讯”外，本期特刊还将展示更多的抗战期间日本国内的情况，妇女、儿童和工人，他们在地理上远离战争，但是在心理上并未远离。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和战争的关系，更值得研究。 日本并不是在1937年才开始侵略中国，甚至也不是更早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甲午战争中，我们已经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侵华的野心，也可以看出日本后来“总体战”的端倪。抱着侵略中国野心的日本不断编织着一个精密的作战体系，它包括了日军组织资源的方式，也包括了对舆论的操纵和对国民长期的军国主义灌输。这种灌输，历经几十年的时间，在日本的媒体和教科书中全面渗透，以至于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只有少数思想上的“异类”才可以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著名导演黑泽明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学校就是一个“异类”，以至于被周围所排挤。在30年代日本征兵时，他不愿意参与，靠了一个“身体不合格”的假证明，才得以逃脱。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发出停战诏书的那一天，黑泽明在前往电影厂的路上，看到很多人在街上，拿着刀，似乎随时准备响应天皇的号召切腹自杀，但是这些准备效忠的民众，听到的并不是“玉碎”和自杀殉国的号召，而是天皇关于战败的声明。黑泽明以一种狂欢的心情看到，那些拿着刀的民众脸上的茫然，紧接着，很多人又露出释然的神色——一切都结束了。 对日本普通民众来说，从内心深处是痛恨战争的，但是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进行了反思，包括一些在中国长大而又在70年代回到日本的孤儿，都为反思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即使在今天，距离那场战争的结束已经70周年，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那场战争的描述仍有很多模糊之处。如果教科书是模糊的，怎么能指望读这些教科书长大的孩子，对战争能够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把目光投向二战时日本的普通人，意义也就在这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不可推卸，历史对此早有定论，也有很多战争罪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但普通民众却是无辜的、不幸的。在和平年代，我们读到这些日本士兵和家人、后方的通信，战争的魅影隐现其间，能够体会到侵华日军的残暴，同时也可以想像到战争给日本普通民众带来的痛苦。现在还有部分日本人对那场侵略战争没有正确的认识，正是和他们身上那场战争所留下的军国主义残余影响有关，要想祛除这些“残余”，需要很长时间——要知道，日本制造这些战争魅影，也花了数十年的时间。 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些家书，写信的人是否战死沙场或回归故里已不得而知，但肯定曾给战争中的收信人带来了很多安慰。今天，以历史的眼光重读这些书信，尽管是经过了种种隐瞒和粉饰的“真实的谎言”，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新的价值：牢记战争，才能带来和平；深思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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