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一个让世人津津乐道的完美主义者，他的一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借鉴的例子。无论是慎独的坚决执行者，还是平步青云的人生赢家，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通过奋斗，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他就用自己笨拙的学习方式，去敲开仕途的大门。一个来自小镇的青年，在危机四伏的宦海里艰难求生，不仅让自己这条小船扬帆远航，还带领着至今仍在跟随的后继者，寻找人生的方向。 《曾国藩传》从在京时代到湘军崛起，再讲到他的总督生涯，最后将他人生的成绩单放入历史的抽屉里。前篇已将湘军崛起做了一个分享，此篇，将他的宦海生涯和人生成长做一个分享。  平步青云 1834年，参加乡试，中举人； 1838年，参加会试，中进士； 1840年，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京官生涯； 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 1847年，升为内阁学士； 1849年，升为礼部右侍郎。 清朝官制一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有从级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礼部右侍郎的正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个升官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记录。清代巡抚也是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工作不过十年，就做到了“省部级”。 看到他惊人的进阶表，你是不是也很佩服这样一个能人？但这样的能人却非像王阳明那样是个天才，而是一个十足的地才。曾家祖辈皆是普通的农民，没有出过一个秀才。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遗传了他爸爸的笨拙基因，曾麟书一直考到43岁才考中秀才，期间和儿子曾国藩一起参加了多次考试，都名落孙山。就是这样一个笨拙的爸爸，用自己的笨办法教曾国藩读书，自然也让曾国藩如出一辙。 一直到曾国藩被主考官挂黑榜，他才开始反思失败原因。张宏杰在书里说，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失败，主要原因是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所以他后来改良学习方法，至此开始平步青云。 但一个人如若太顺，就会松懈大意给自己招来麻烦。曾国藩这样一个小镇青年，凭借科考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京师，自然是意气风发自鸣得意。可他忘了他毕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镇青年，曾经的战绩在这个大环境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需要奋斗才得到的不过是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新鲜事物，也不过是别人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 这样的曾国藩远非今天我们看到的他，而是一个有着小地方陋习，甚至有点粗鄙不堪的土包子，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调侃的“凤凰男”。在没有真正浴火重生之前，他的平步青云为他埋下了隐患。他被京官嫌弃甚至是孤立、排挤，那不懂为人处世的“耿直”，只为他带来了更艰难的处境。 同僚的鄙视，皇帝的怀疑，朋友的疏离，让他孤立无援，甚至连回家的经费也找不到人借。独自一人忍受欺凌却无力还手，曾经自以为是的成绩，被踩成一滩烂泥。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这只井底蛙到底有多普通，而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必须痛定思痛，彻底改变自己才能谋取一片天。 脱胎换骨 就在他痛定思痛的时候，家里传来了丧讯，本就灰心丧志的他，正好有了回家的机会和理由。对于那个时候的曾国藩来说，可以远离京师那些尔虞我诈，凉薄世情，回家专心读书，是他最想要的生活。 就在那个时候，太平军挥师北上，咸丰帝为了平定太平军，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本已回家的曾国藩在好友郭嵩焘的鼓励下，重新出山，在长沙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团练军，也就是后来的湘军。 但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土包子了，他总结了自己在京失利的原因，和自己身上的问题，立志成为一个圣人。他要彻底摆脱过去的自己，重新塑造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奋斗者。从建立湘军到后来重回官场，他将过去的不堪埋葬，以“和光同尘”的圆融和杀伐果断的凌厉，将曾经不友好的环境变成利于自己的阳关大道。 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 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自八年夏间再出视师，痛改此前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勖。”李鼎芳则说：“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八年（1858）以后之立身行事宜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矣。” 脱胎换骨的曾国藩从湘军立规开始，运用怀柔政策和咸丰打太极，才让这支军队有别于绿营大军。回到京师的他，在人情世故中恪守自己的底线，不那么决绝地拒人千里，独自清醒却佯作醉意。曾经出言不逊的自己，以慎言为座右铭，不仅慎言还慎独，虚心向身边好友求教，每日反思己过。他用最笨的办法，写下自己所有的问题，不走捷径一心攻克人性难题。 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得到什么，那他一定要为之付出代价。而曾国藩心怀天下，想要撑起摇摇欲坠的大清，他必然得付出常人所不能及的代价。所以他每日静坐反思，一书不二读，夜不出游，忍常人所不能忍，不断完善自我，提升格局。这样的他，在平定太平军时忍痛失挚友，也要静待最佳攻击时间。面对曾经鄙夷的官场恶臭，他也甘愿吞下如蝇之恶，笑对黜陟。被人恩将仇报背后捅刀时，他还能大气释然，只看利弊是否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发展。 与其说他是一个完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圣人。王阳明曾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也说：“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 宦海沉浮 张宏杰说曾国藩是少有的身处高位却能善终的人，历史上大多居功至伟的人都难逃厄运，能善始善终的人寥寥无几，而曾国藩就是这寥寥数人里的一个。虽然他也在平定太平军期间，被夺实权丢官受辱，但每一次他凯旋归来都能迎来新一轮地晋升。这样的案例确实是少见，而这也跟他官场的高情商有直接的关系。 以前的曾国藩还是一个愣头青，只会用自己那套直截了当的处事原则，来应对官场里的尔虞我诈，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一眼可见。吃了太多的亏，受了太多的罪，他决定以内圣外王的处事方法来应对官场。 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曾国藩领兵之初，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花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做自己的私恩。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改变，才有了后来的胡林翼、左宗棠这些对清朝有助益的人。如若没有改变，胡林翼还是在贵州领兵六百的安顺知府，而左宗棠如若没有曾国藩的培养和提携，仍旧是一个不堪重用的小师爷。 在曾国藩这一生中，个人功绩自不必说，已然是居功至伟，张宏杰在这本书里也详细记叙了很多。我反而对他最后的生涯部分更感兴趣，因为那部分的曾国藩让我看到一个师者的姿态，也才开始明白为何大儒要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志向。 曾国藩为官后期，除了继续为国家清理隐患，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且忠心的人才。在他幕府里学习的人过百数，每天吃饭讲学，将自己平生所学所悟尽数传授给每一个人。当然，在他一生的授业解惑中还包括著名的《曾国藩家书》，在那一封封家书里，曾国藩将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真理细心讲述。才让曾家人才辈出，甚至影响了很多后辈，仍旧在为国家效命。 他在那片汹涌险境里，始终保有初心，这可能也是一直支撑着他勇往无前的底气。他知人善用，履霜即知坚冰至，向来谨言慎行，将负且乘致寇至的危险始终悬挂于心。不以恶小反噬己，面对落井下石口蜜腹剑的小人，他也能善用其能。对于璞玉大才者，他倾心教授全力支持，没有官架子也不以官威逼人。 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喊出来时，他又以“曰言忠信，曰行笃敬”的君子态度，来面对外交的棘手问题。他从最初的睥睨西方到后来地虚心求教，他不仅让下属官员以礼待之，还计划让孩子们出国学习，将来回国报效。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将官场里那些专事夤缘，贪而多诈，品行卑劣，工于逢迎的劣根铲除。以新生力量为大清朝换血重生，还国家一个清朗盛世。 不可否认曾国藩也是一个凡人，所以他也有人性的阴暗面。但他高屋建瓴的治事之方，确实给清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为清朝延续了生命。按照张宏杰说的，曾国藩虽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可他依然为历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树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写，我喜欢的一切； 说，我表达的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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