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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天地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知识之获取、心智之养成，多赖良师，老师是知识意义上父母。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湖南农村家家户户都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可见老师地位之崇高。我自小在湖南湘阴穷僻壤，父母皆文盲，今天之所以能有些微成就，完全是各个学习阶段的老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夏一成先生的栽培之德。 我于1983年从湖南财经学院考入云南大学经济系，拜在夏一成先生门下读硕士研究生，成为开门弟子，亲炙先生教诲，凡三年有余。毕业后，在云南工作了二十年，也经常回校看望先生，看到他老人家精神矍铄，老而弥健，特别开心。我们为先生做过八十岁、八十五岁、九十岁、九十五岁和一百岁的大寿，期待着先生能够陪伴我们继续度过一百一十岁、一百二十岁……不料先生偶染小恙，于今年8月3日住进医院，延至9月2日病情突然恶化，9月4日驾鹤西去，享年一百零一岁。我一直不能接受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这些天来一直恍恍惚惚，直到最近几天才稍微定下神来。“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回想先生的慈爱的笑容和生平种种，努力地理清自己的思绪，觉得有必要为先生写篇短文，寄托不绝之哀思。 早年求学 中年坎坷 晚年研学 先生于1919年9月3日出生于湖北应城一个诗书世家。其父是当年在武汉三镇享有盛誉的“武汉市三个半聪明人”中的“半个”夏维刚先生。先生身为长子，幼承庭训，既受旧式私塾教育，深受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仁义理智信'的熏陶；又上了新式中小学，接受现代科学思维训练。1939年19岁的先生考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即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后因时局，先生先在恩施一带求学，继辗转至昆明，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商业系）学习。西南联大实行走班制，原北大、清华和南开三个学校的著名经济学教授，如陈岱孙、赵乃抟、周作仁、秦瓒、伍启元等，都开有专业课，同学们可以凭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听哪位教授的课。当此国家存亡危难之际，学生们谨守刚毅坚卓之校训，刻苦学习，校风亦自由开放。杨武之教授自己写错了字，坚持在黑板上抄写一百遍；杨振宁则大胆质疑爱因斯坦等等。先生在西南联大获益良多，1943年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中央银行工作。据先生讲，当时他业余涉足外汇掉期，颇有斩获。 工作四五年后，自费去欧洲留学，别人都是坐轮船，先生因为积蓄颇丰，是坐飞机去的。本来计划经法国到英国上学，但当时中英已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他当时持有的护照还是国民党政府签发的，所以无法到达英国，只好留在了法国，并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 1950 年底，先生回到北京并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先生说“我们出去过，而新政府又刚刚成立，新政府要认识我们，我们也要认识新政府，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所以我就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作风。” 1952年，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先生被分配到了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粮食部门的相关业务。1953年，因挂念远在昆明的亲人，先生向单位提出回昆的请求，但要调回昆明谈何容易，要回昆只能先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报到，报到后，先生被留在了西南合作干部（专门）学校任教师，在重庆呆了一年多后，才于1954 年回到云南，并被分配到隶属于供销系统的云南省合作干部学校教书。“说是学校，其实是训练班，专门对系统内部的干部进行培训”，先生说；后来又因历史原因，云南省合作干部学校变更为云南财贸干部学校，办公桌没有变，教书没有变，但牌子却变了好几次。文革期间，先生携老母妻儿下放云南思茅，备尝艰苦。先生的母亲为儿子担惊受怕，忧病交加，逝于思茅。 文革后，先生在西南联大同学朱应庚教授先期来到云南大学经济系工作。十年浩劫后的云南大学，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尤其缺少经济学方面的人才。朱应庚教授熟知先生才华，极力推荐先生来云大工作。就这样，花甲之年的先生，调到了云南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为 1977级、1978级本科生开设统计学课程。先生曾言，“云南大学是 1978 年恢复的经济系，当时青黄不接，所以调我来救急。”1983年，先生领衔申请到经济统计学硕士点，担任硕士点第一导师，我和赖坤洪于1983年考上先生的研究生，有幸成为开门弟子。在他 65岁时， 作为云南大学经济系教授退休，退休后又被学校返聘，带研究生直到 90高龄。 悉心育人 潜心科研 每个人的命运都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在精力最充沛、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却身不由己陷入一场接一场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很多人甚至因此过早地失去了生命。先生以花甲之年，迎来劫后余生的科学春天，“老牛自知桑榆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 先生秉承西南联大的教学作风，并不喜欢灌输式的教育。上课时只是简要地讲一下内容，对可能的疑难点做一些必要的提示，然后布置一些参考书目，剩下的就看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了。真正体现先生智慧的，是那些看似无心的闲谈。先生学贯中西，腹笥深厚，或中文或英文，或古诗或西谚，有时似敲山震虎，有时像取瑟而歌，初听之下如云山雾罩，不知所以；离开后一路上还在蒙蒙查查，突然灵光一闪，如醍醐灌顶，快然不可自抑。对先生的敬佩，油然而生。 对学生的论文指导先生也有自己的原则和不二法门。首先是不干涉学生的选题，只要你感兴趣的跟专业相关的都可以写。这对学人的自由成长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先生仿佛有一双透视眼，总能知道学生论文的关窍所在。他听完你的思路之后，总能在切入角度、分析逻辑、材料运用等方面画龙点睛，引人豁然开朗。 作为云大经济系统计学科的创始人，先生由于真正开始研究的时间太晚，著述和论文并不多，但篇篇精华、字字珠玑，对统计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实务的指导，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曾出版译著、专著五部。 一、(匈)帕尔·科夫斯（Palkoves），《指数理论与经济现实》[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夏一成、刘运哲、 胡伏云，译校。 二、夏一成、金维璞、吴健安，《统计学原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 三、夏一成，《简明统计学读本》[M]，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1984。 四、夏一成、肖传桂，《国民经济统计学》[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五、夏一成、马骏、俞光斗，《统计学》[M],云南大学 出版社,1992。 其中，《指数理论与现实经济》、《统计学原理》和《简明统计学读本》三次获云南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我有幸参与了先生组织的《指数理论与经济现实》翻译工作。由于当时忙于公务，所做的工作并不多，至今想起来依然十分愧疚。 论文方面： 夏一成先生先后在《思想战线》、《经济问题探索》等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试论工业生产效益” 一文，获全国统计论文三等奖；“试论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相关指标”一文，获云南省政府优秀论文奖。 由于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先后被推举担任中国统计学会理事、国际贸易学会理事，云南统计学会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全国统计教材编委会、云南省教授副教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先生1992年和1994年被评为云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并入选《云南当代经济学者》。 刚毅坚卓 慈爱豁达 先生早年顺遂而中道坎坷，其间种种，非常人所能堪。先生秉承西南联大“刚毅坚卓”之精神，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遇变故之起而不惊。每当艰难困苦难以忍受之际，先生总在心里默念：“我是夏维刚的儿子，我不能给父亲丢人，我是夏维刚的儿子，我不能给父亲丢人”。下放思茅，老母亲忧病交加去世。当地条件艰苦无法安葬，先生想着日后也要带着母亲的骨灰回昆明和父亲合葬，含着眼泪架起一米多高的柴禾堆把母亲安放在上面焚烧，整整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又强忍着悲伤，细心地把老母亲的每一点骨殖收检起来。老伴田纯师母八十六高龄去世，先生看似若无事地劝慰着家人亲友学生，等老伴入炉火化的时候，突然不可抑止地嚎啕大哭，长达十几分钟。 如果说先生的刚毅坚卓来自于西南联大的熏陶，那么他老人家的慈爱豁达与其自幼的修养分不开。先生在他百岁寿诞之期曾经给我们背了一首古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先生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但从他怡然自得的表情，我感受到先生总是看到人生美好的一面，把人生看作一段不断发现美、欣赏美的旅程。 先生总是从善意的角度去看人理解人，也总是热心地去帮助人。先生经常引用一段古文教导我们，“所恶于下勿以侍上，所恶于上勿以使下；所恶于左勿以交于右，所恶于右勿以交于左。”意思是不要拿别人对你的不好来对待其他人。学生们无论是在他跟前学习，还是离开他参加了工作，他总是关心着学生们的一切，身体、工作、爱情、婚姻等等。他记得每一个学生的经历、父母妻子小孩的名字、工作近况……学生们也愿意什么事情都跟先生讲。在先生的教育熏陶下，先生的弟子虽然入学时间不一，甚至在学习和工作中没有什么交集，但作为夏门弟子，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像一个和美的大家庭。 人生五伦，最纯最美最真的是师生之情，因为这种感情不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利益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知识和思想的授受和交流上。先生虽然走了，但我们的脑海里依然保存着先生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依然能体味和运用到先生的思想和智慧。 先生的仁爱如山之巍峨，先生的学识似海之辽阔。 人生有时而尽，先生的精神永存。 先生安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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