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那年夏天真是酷暑难当，但每天早晨都要在早高峰挤上沪莘线去田林的前进进修学院上新概念英语。这是“内卷”这个词流行二十年前的真实内卷，我认识的每一个同学几乎都在上各类暑期培训班，有些还是更高级的托预，即托福预备班，那时候我想反正出国跟我没关系，我也根本不会考托福，谁知道十年之后，我为了一个考位不惜搭上高铁去南京郊外的某大学赶考网络版托福，这是后话，可谓造化弄人。暑假期间还有护校队，也是一个炎热的午后，七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体质让我们几个护校员干渴难忍，但又不敢喝生水，所有的办公室都关门，只找到几个未开封的饮水机水桶，情急之下我们就笨拙地打开一桶水，也忘了从哪里找来的杯子就这么喝了起来，但一桶水足足有十多升，我们究竟有没有喝完，就记不得了。护校日回家那天正好是北京申奥成功，我还有点紧张，不敢看直播，但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时候，真是体会到了一种由衷的喜悦。高二了，所有人的神经都开始紧绷起来，而且我们还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从我们这届高考开始，就将在六月举行高考，原本两年的倒计时平白无故少了一个月。从第一届使用教改教材，到第一届取消小升初，我们这届一半属鼠的学子，竟然屡屡成为教育改革的小白鼠。而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在每个学校都当一次班干部的我，在大家都想专心学习之际，竟然想要竞选班干部。这一次改选，原来的班长想卸任一段时间，而此时，班长重任就落到袁童鞋身上了，而他原来出任的劳动委员就出缺了，不过这个职位工作不少，和学习没啥关系，没有什么人想要竞争。我脑袋一热，竟然主动跑上去要求竞选。果然，没啥竞争的岗位很容易就选上了。可选上就犯难了，七宝中学有一个学生劳动制度，每一个班级在三年时间内会至少轮到两次在全校打扫的“重责”，这一周的课表上午没有课，主课全部挤在下午。每个人都想分配到一个少人打扰又很容易打扫的岗位，因此屡屡有同学过来“交涉”，不是要和关系好的人在临近工位，就是要求去天高皇帝远的实验楼，躲个清净。高一时，我负责过教学楼的四角楼梯中的一个。这个岗位看似要上下五层楼，但四角楼梯极为僻静，除了出操时间，实在是个很适合我的岗位。但当了劳动委员之后，我的岗位就只能换到中央楼梯，一方面不能找偏僻的岗位，因为难免有劳动老师会来找点岔子，一方面也不好意思给自己派这样的活。不过，就算我是那种还算认真做事的人，依然摊上了事儿，那是因为两个同学借着自己工位的优势竟然在劳动时打起了羽毛球，而我不知怎么也出现在现场，于是就被劳动老师认为是同谋。反正挺狼狈的，算是我没有及时规劝他们的行为吧。那些年，也别说是七宝中学，各个学校里都存在着奇奇怪怪的规矩，什么教室里不能用随身听，学生不能坐电梯，不能在教学大楼里吃东西，在教学大楼外不能吃游食。那些教导处奇奇怪怪的老师们那些年没有被我们少编排各种无聊的绰号和笑话。那三个其实应该是通过关系非正式编制的所谓“劳动老师”就被我们叫成“SHE”，那些年刚刚出道的女子天团。
反正这劳动委员干得我是身心俱疲，高二第一学期结束时，也考了一个滑铁卢，于是正是好借口，在新学期的改选里提前退选。而正巧袁童鞋暂摄的班长之职也物归原主，他就继续接着劳动委员的活儿干到了毕业。按说，这次短暂的班干部经历真是缘起缘灭都是在点上，莫非真是老天爷迁就了一把我的妄念？
高二下学期，换回了高一时候的同桌，辞去了班干部，该是好好学习了吧......还真是，我开始了去某退休英语老师家补英语，虽然带着点傲气，但不得不说补课还真香，不仅有一种打通经脉的畅快感，而且确实在语法题上更自信了，语法题越错越少，厚厚的笔记本和错题本也功不可没。
然后，爸妈又托人找到了一个数学老师，每周一下课后去ta的办公室里补。要说那个时代课外补课还真是非常大胆的，大概这位老师非常资深，所以就算同事们看见了也不会多说什么。不过这门课补得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前一个小时做题，后一个小时分析。不过，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至少做数学题还是很快乐的。
高二选科是个无比困难的时刻，每个人都要到班主任办公室里走一遭，把自己的想法愿景说一遍，最后等她给出她的看法。我至今记得她留给我的“计算公式”。我不敢揣测老师们自己的人生哲学，但我觉得这位老师留给我最有意义的思考是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她觉得我不必为了考理科而考理科，她觉得加试历史或许是我不错的出路，而那时候的我还在挣扎要不要选还能一战的化学。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加试历史对我而言是一种减负，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准备三门主课，这样的条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具备的。下了决心，一切都变得水到渠成，学业水平考试是我和理科三门的最后告别，有趣的是在高中两年最为难我的物理，我竟然考了满分，虽然会考实在很简单，但全班其他的几个满分都是加试物理的，以这样一种方式告别物理，也算是极富戏剧性的。
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东一还是东二阶梯教室里，历史老师把全年级加试历史的同学召集一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且仅有一次的全体集合。我们的年级组长是历史老师，虽然她一直觉得我们实验班名不符实，要把我们班级拆掉重建，从高一开始这种威胁就从未停止，但到了高二下，这种改变又变得全无必要了。我们全班五十多人，五个人加历史，二人加政治，二人加生物，一人加地理，其余不是物理就是化学。若不是班主任对我的那番引导，我恐怕很少会愿意主动加入少数派。但是我们就真的自动划为了多数和少数两个阵营。
加入历史班就和许多别的班级的同学同班上课，因此也会偶尔经受一下，“实验班的人也不过如此”的眼神和语气。而我，虽然在高一因为一次超长的课堂发言被老师记住，而被大家认为历史课毫无问题，但我第一次摸底性质的考试竟然考得一塌糊涂，我才意识到自己还不会考历史，考试是门技巧，踩点得分，以史论分析史料的能力我几乎就是没有的。而原来准备和我一起考历史的袁童鞋则下定决心加试地理。那些年，地理是文科中加试最少的，全七宝中学我们那一届就只有14个人加试地理。原先，他或许觉得历史和政治招生更多，但尝试了两节高考历史课之后，他果断改换到地理科目。在地理班他从未让出过第一名。
而经历了第一次考试的挫折，或许老师对我的期待以及我自己的认知都变得有些低落起来了。但高三要上的是中国古代史，这是上海历史考生特供的内容，通识的仅有高一的世界及中国近现代历史。这对我应该是有利的，因为从小我也就是浸泡在古代史的各类书籍里长大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朝代、人物、历史事件简直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我在历史班最佳成绩依然只是第二，总有一个人能比我高几分，一直到高考前。
高二下学期，中国队杀入世界杯，喜欢足球的校长特别批准我们停课观看中国队和哥斯达黎加以及和土耳其的比赛，（巴西队的比赛在晚上，不必停课）。当然，比赛看得相当郁闷...... 高三时，姚明初次登陆NBA的比赛我们也是全校集体收看，但结果一样很让人胸闷。高二结束时，学校里又招募了一次去金寨对口学校的旅行活动。从小到大还没怎么旅游过的人，鄙人在下竟然鬼使神差地报了名，高一时参与过该活动的同学跟我说当时的条件何等艰苦云云，但我竟然丝毫不为所动。要说那一年也是赶巧了，七宝中学正好接受了一批AFS美国高中生，于是这活动就临时改为我们与美国高中生结对探访革命老区的外事活动了。而正因为活动升格，我们在六安地区的活动标准也升级了，那些可怕的居住环境最终没有“兑现”。而且由于对口学校口风不紧，将外国学生可能来访告知了上级部门，且因为金寨地区不对外籍人士开放，故而取消了对口学校的实地访问，改为在临近的一个镇欢迎我们。而后，就在霍山、合肥以及南京分别一日游观光。原本以为吃苦的一次行程，最终还是一次难得的观光体验。
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国朋友，惭愧的是我已经忘掉了那个朋友的名字，一个胖胖的白人男孩，甚至连他从哪儿来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写给我的E-mail邮箱我也从未发过一封邮件。我还有一张他的照片，只是忘在上海家里的某个角落。
一同旅行，也体验了很多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和同龄人一起长途旅行，见到了那些在海外交流过的学弟学妹们人际交往的娴熟，见到了把这次旅行当成自己政治生涯加分的功利主义者，也会感受到零星迸发的荷尔蒙，让长夜不至于太过无聊。但一切都是虚妄，我被迫听了一路的F4 CD，也会哼唱几句，被迫学了集体街舞、兔子舞，觉得自己可以随着R&B音乐起舞，但当大巴车送我到家附近的车站，我又只是一个人了。这次旅行真正认识的朋友只有两个，都是老师，或许我和同龄人太不默契，在人群中总是比较孤独，故而和老师们走得比较近。其中一位是刚卸任的副校长，就住在我同一个小区。高三毕业后，我还经常去她家帮她整理资料，做PPT什么的。早在初三实验班时，她就教过我们心理课，但这次重逢实在也还是因为我不够合群，不够自信，被她发现的，在她的鼓励下，至少后面几天，我变得开朗也愿意交谈起来。另外一位老师是同行中比较与学生关系近的，非常随和，也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但他后来在一次公差途中突发心脏病急逝，回到上海的只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其遭遇颇令人唏嘘。我对这次旅行的许多游历景点已经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太久远，或许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已经不记得玩过什么的天堂寨好像还真是风景如天堂一样。
高三提前了十几天就开始了，这也是目前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的行为，不过那个年代，打着素质教育的左灯，右拐去应试教育的小路也是日常操作了。七宝中学每年高三分班都有所不同，我们这一届就是数学和加试科目分班，其余还在原班级上课。
高三开始就是无止境的月月考循环，而且用上了我初中时就经过的升降级制度，我的初始班级是12班（考试时只用一半座位）也就是全年级的最中流。排名不分文理科，故而对每个人来说，在哪个考场也就是你的“江湖地位”。高三时1-5班在同一个楼面，所以这里被视为第一梯队，而经过了几次考试，我终于考到了5班，这里距离我最开始的地方，87名，已经只剩下很短的距离了。记得，我是从高三第一学期期中开始慢慢有起色的，甚至有同学还跑来“质问”我是怎么考的，天晓得我是怎么考的，那一次文科单独排名，我在二十几位算是史高了。不过当时作弊的人听说也有不少，至少我还曾亲眼看见一个认识同学因为帮助同学作弊而被一起请出了考场，后来还以此写了一篇不错的作文得到全年级的传阅，坏事变了好事。不过，虽然英语、数学考得越多，越会考，我的语文却越考越不如意，越想写一篇惊世佳作，作文分数却是越来越不如人意。等转过年来，开始最后冲刺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降临。年前年后已经开始聊起的“非典”给我们本就紧张的高考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开始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伊拉克战事，但萨达姆节节败退之后，北京、香港、台北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疫情，大家才恍然大悟，非典兹事体大，非同小可。但很快，意料之外的事情又发生，巨星张国荣突然跳楼自杀，又让每个人心头都蒙着一点阴影。
四五月份气氛很诡谲，一度传言高考延期，但那时的疫情因为超强的致死性反而限制了传播力，上海控制得很好，我们除了被免掉了周日的补课之外，基本没受到什么影响，虽然号召大家戴口罩，但基本没什么人戴。后来我们常说如果按照当时的态度面对新冠，我们必定被杀得大败。
等到高考如期开考时，除了校门口查体温之外就没有任何所谓防疫措施了。还真不是一般的大意呢。为了应对可能的体能测试，也为了刺激自己的身体保持头脑兴奋，我几乎每晚都要在小区里跑一下，高三时是我人生的体能巅峰，800米曾跑到3分09,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后来体能检测没有抽查到我们班，也许也再也跑不到这个成绩了。夜跑的时候，我也喜欢听歌，特别是为了迎战高考买了性能很好的walkman，可以磁带单曲重播，把我听得如痴如醉。凡事有缘起必有缘灭。五月的最后一周也是我在七中最后的求学生活，当时填报志愿都在高考之前，我的志愿填得不情不愿，是因为我历次模拟考都未杀入可以录取复旦交大的范围，班主任转而建议我报考华师大，我可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挑选专业，而且有一个不错的加分录取名额。在现实面前，我还是妥协了，高考对于平凡人来说，成功率的意义要大于理想和冒险。
第一次的6月高考，天上阴云密布，数学卷考完，哀鸿遍野，03年数学卷成为传说中史诗级难度的一次，第二天考试，已经有人不来了，大家的神情凝重。第三天早晨，考完加试科目，天才又放晴。终于考完了。
在等待分数来临的二十来天里，我们疯狂地玩耍，而分数下来的那一晚，几家欢乐几家愁。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分数，每一科目，以及华师大和复旦的分数线。以比复旦分数线高十九分考取华师大，实在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结果。以及凭借其他人的失常发挥，我史无前例地考到了七宝中学文科第1名，这个名次还是东方网告诉我的，并问我有没有什么学习诀窍，啊，我总不能说是运气吧。总分里，模拟考越考越差的语文拖了后腿，数学和英语正常发挥，没有受到试卷难度的冲击，但历史考出了历史最高成绩，甚至不用调整分。大一返校时偶遇历史老师，她仍对我历史卷最后的作文大加赞赏，尽管我不敢说那是压着收卷写完的。
的确是运气，无论它是否对于我之后的人生是否有帮助，它确实给我了一次“凡尔赛”的机会。有趣的是，七中校报也邀请我写一篇文章，我想了想，我在七中根本没有顺风顺水，连最后的志愿都谈不上是我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但这一次考试却好像弥补了我失去的一切。唯一痛快的是，我的分数高过了500，在普遍分数线下降的年份里，我自己已经知足，更是回击了曾经认为我怎么也考不到500分的那些人们。之后的我，在这次偶然高光之后就乏善可陈了，在华师大录取分最高的专业里读得并不开心，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孩子他妈。然后是一份长达五年却干得并不开心的稳定工作。最终，我还是出了国，在北美大农村里干着一份平凡且待遇一般的工作，也许我是七宝中学历史上最没有出息的文科第一名吧，好像我们那一届是近二十年来本科率最低的一届，也应该是七宝中学最近十来年光辉历史之前不想多提的小插曲。回过头来，想想来路，“雷霆雨露俱是君恩”，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体验过了就好了，奔四路上，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我那时写给校报的文章标题就是《品味挫折》，人生经历的一切，多半都是福报。2019年5月，带着刚满一岁的娃去七宝体育公园拍写真，停车场对面就是七宝中学，于是我跟摄影师说，我想去看看，然后很激动地拍照留念。幸亏当时去了，不然疫情这耽搁不知道猴年马月。我们读书时常有一句今天我为七中自豪，明天七中为我而骄傲。后面半句多半是阿Q了，我们这些二十年前读七中的人，哪一天不为这段求学时光而骄傲呢？又何曾奢求母校为我们平凡的学子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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